100年前的阿拉伯人如何看中国？| 薛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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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浩如烟海的阿拉伯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述十分丰富，其中既有曾经游历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旅行家确凿可信的见闻，也充斥着大量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混杂的文字。在阿拉伯古籍中呈现的中国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美好的，而且不曾出现断层和逆转，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

在近代，中阿两大民族的境遇颇为相似：都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激烈冲击，经历了传统与西化紧张而复杂的互动，也都有一个共同的“他者”——西方。西方既是侵略者和敌人，又是导师和楷模，还是两个东方民族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因此，近代阿拉伯和中国关注世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西方“他者”身上；近代阿拉伯世界并非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对象，近代阿拉伯知识界的目光，也较少投射于中国——遥远东方的另一个“他者”。

然而，一个庞大、古老、在人类文明版图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是不可能彻底消隐于阿拉伯近代知识精英视野之外的。实际上，近代阿拉伯一些文学家、思想家也曾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大约100年前的阿拉伯人如何看中国？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学术界均涉猎不多的一个领域，但是，探究这一领域颇有意义，因为它或许会解答这样一些问题：较之于文明昌盛的古代中国和全面崛起的当代中国，一个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是以怎样的形象呈现在阿拉伯人视野中的？阿拉伯古人对中国怀有的良好印象，在多大程度上对近代阿拉伯人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西方又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乃至塑造着近代阿拉伯人的中国认知？在多少有点同病相怜的阿拉伯人眼里，身染沉疴的贫弱中国病症何在？中国作为一个“他者”的意义何在？未来中国的出路何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近代阿拉伯重要思想家谢基卜·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作一案例分析，以期窥斑见豹，了解100多年前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谢基卜·阿尔斯兰（1869—1946），出身于黎巴嫩一个信仰伊斯兰教德鲁兹教派的家庭，早年曾师从穆罕默德·阿卜笃等阿拉伯近代启蒙思想先驱，并参加过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游历过欧洲及阿拉伯多国；后专事写作，作品涉及文学、思想、政治等诸多领域，代表作有《为什么穆斯林落后而他人进步》等。他还常年为阿拉伯各国报章撰文，呼吁借鉴西方文明、复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1900—1901年间，谢基卜在发行于埃及、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近代最重要学术刊物之一《文摘》（Almuqtataf）上发表总题为《中国之未来》的系列文章。促使谢基卜撰写这一系列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94至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作者在1900年8月发表于《文摘》的首篇文章中开宗明义：

清代中国疆域图（图片来源见水印）

随后，作者分别从中国的工业、农业、商业、政治、军事、宗教、道德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优势与弊端。谢基卜笔下呈现的中国形象，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叙述话语总体上以正面为主。

谢基卜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依然延续了阿拉伯古代形成的叙述中国的正面话语传统，其中许多说法，还沿用了阿拉伯古代著作家们对中国的经典性表述。如在《中国之工业》一文之初，作者指出：

在《中国之农业》一文中，作者高度赞扬中国悠久的农耕传统和独特的农艺：

中国云南哀牢山梯田。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便有梯田的雏形。《诗经·小雅》记载：“瞻彼阪田，有苑其特”（《正月》）“彪池北流，浸彼稻田”（《白桦》），说明在古代西周时期已经开始形成梯田雏形。

在《中国之商业》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的商业一向不如工农业发达，但随着西方人进入中国，中国人也开始经商。他对中国人诚信经商的美德予以好评：

对于中国人的道德、品性，谢基卜总体上也怀有好感：

谢基卜还在文中记录了一段巴哈伊教创始人之子、原籍伊朗的著名宗教领袖阿巴斯·阿凡迪谈及中国的言论，弥足珍贵：

清末山西晋商家族

二、客观指出中国社会文化之弊端。

在谢基卜撰写、发表这一系列文章之际，中华民族正经历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岁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鱼贯而入，纷纷瓜分势力范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令举世震惊。中国王朝之腐朽、文明之衰微，也在世人面前显露无遗。谢基卜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从世界级文明古国沦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地步，主要归结于内因。他就此写道：

谢基卜还指出，中国人的民族性中缺乏刚烈勇武的血性及敢为人先的勇气：

谢基卜还批评中国人盲目自大，拒绝变革，对世界和自我都缺乏清醒认识：

三、同情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识破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本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和抗争。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来自同样遭受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家，谢基卜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表现出颇为明显的同情态度，他对西方列强联手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的真实意图，对于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也都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写道：

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1901年10月发表于《文摘》的题为《中国之未来：尾声》的文章中，谢基卜依据一份统计指出：1879年在华的欧洲人不过5000人，此后虽增长迅猛，但与中国总人数相比，仍属沧海一粟。然而，欧洲人已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在语言、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均有体现。与西方接触、碰撞以后，中国已无法与世隔绝，发生变化乃不可避免。

谢基卜列举了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未来的几种猜想：一是落入欧洲人之手，被欧洲列强瓜分；二是纳入东邻日本之囊中；三是被最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吞并；四是被中国内部的伊斯兰势力同化，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度。

在文章的结尾，谢基卜作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预测：

至此，可以结合本文之初提出的问题，对谢基卜的上述文章略作总结和阐释。

首先，谢基卜这些文章总体上延续了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积极、正面的话语传统，他对中国人民的禀赋、道德与才能怀有好感，对近代中国深受外敌欺凌的遭遇也怀有同情。还可以看出，文中有关中国工匠手工之精湛、农民农艺之娴熟、民众性格之温顺、对学问之尊崇、对诚信之恪守等等细节的理想化表述，也延续《伊本·白图泰游记》等阿拉伯古代作品的叙述风格。

第二，从谢基卜的生平可知，他一生中其实并未到过中国。因此，他对当时中国的了解，只能通过阅读、听闻等间接途径获得。鉴于19世纪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十分稀少，也未曾见到由阿拉伯人撰述的介绍中国的作品，所以谢基卜对中国的认知极有可能以西方信息源为基础。正如汉学界周知，马可·波罗时代以后西方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在18世纪末发生急剧而根本性的逆转：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以及随后相继问世的旅行家、传教士和文学家的相关作品，让一个邪恶、专制的天朝帝国形象和一个堕落、愚昧的东方民族形象，在西方得以逐渐确立。中国在西方人眼里野蛮、落后的形象一旦成型，无疑可以为鸦片战争和殖民统治的侵略、掠夺提供“正义的理由”。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其存在的意义只在于“被解放、被开化”。知识和权力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已经被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揭示。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人谢基卜的近代中国观并没有被西方的主流话语左右，而是有他自己的取舍和判断，体现了一个东方阿拉伯人独特的视野和立场，这不仅与西方的近代中国观形成对比，反衬出西方强权对话语方式的影响和操纵，而且也表明：东方知识、东方视野自有其独特价值。

第三，谢基卜在同情中国的同时，也对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严重弊端有清醒认识，他在文章中列举的近代中国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等宿弊，与他在《为什么穆斯林落后而他人进步》等著作中指出的阿拉伯穆斯林民族之痼疾颇为相似；“中国之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善于学习”这一论断，也反映了他认为阿拉伯民族应该通过学习西方，以实现文明复兴的一贯理念。正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言：“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中国有用之处正在于此。”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这一“他者”对于谢基卜的意义，也正在于被引以为戒，以警示、启发阿拉伯穆斯林民族“哀之而复鉴之”。

第四，1844年，我国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在赴麦加朝觐后顺访埃及，在各地游历半年之久，回国后著有《朝觐途记》记述埃及之行，成为我国迄今有案可稽的访埃第一人。其中他以艳羡的笔调写道：“谜思尔（埃及），巨域也”，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极壮丽……商贾辐辏”，埃及“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条建树，蓄货殖，各种技艺由甫浪西（法兰西）习来”。几乎与此同时，林则徐在其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中也写道：“埃及军伍昔强，惜未娴纪律。近得欧罗巴训练之法，队伍雄甲东方……今复设武备馆，延欧罗巴教师以训少年。”在时隔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重温中阿先贤当年的文字，联想到两个古老民族一百多年走过的曲折历程和当今的不同境遇，令人不禁百感交集。谢基卜的世纪之问“为什么穆斯林落后而他人进步”，在今日更显沉重；而由于凤凰涅槃的中国与陷入怪圈的阿拉伯当下命运的戏剧性对比，这一问题又被许多阿拉伯人以中阿对比的方式提出。不过，历史尚未终结，眼下还远远不是中华民族可以沾沾自喜的时候。揽镜自照，以人为鉴，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警示稍作变动，同样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我哀他人而不鉴之，亦使他人而复哀我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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