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卜杜拉·萨利赫·萨阿迪, 博士, 阿曼苏丹国驻华大使
摘要:自新中国与阿曼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历史上数千年友好合作关系的延续。通过高层领导人和其他领域的互访,双方增进了各领域交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持一致或类似观点,珍惜彼此慷慨的援助以及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支持。双方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和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等机制,在经济、贸易、文化、公共卫生及其他领域的互利合作拥有巨大潜力,使两国关系从传统友谊走向新兴合作伙伴。
阿曼和中国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其各自文明史均可追溯到数千年前,当时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促进这两个地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以现实主义为分析视角,考察新中国与阿曼关系发展的基本阶段和主要影响因素。
新现实主义认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并非观察家们所发现的那样复杂,其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也可以通过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加以解释。该学派一般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国的国家利益可以界定为安全,即通过权力的增加来增强生存能力。在此逻辑下,权力平衡对于国家间关系起到重要作用。新现实主义者还认为,权力平衡不是由一国的政策宣示或日出事件决定的,而是由重大事件决定的。[1]新中国与阿曼的关系与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利益(安全)的假设以及利用一切手段增加在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对安全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甚至不惜通过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针对外部威胁的领土安全问题。冷战时期,新中国与阿曼都将权力视为军事权力,认为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因此,无论是阿曼还是中国都将苏联或美国视为盟友,维持地区均势。但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中国高层领导开始重新认识新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平衡观念和权力概念本身,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即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成为中国高层领导人审视权力的重要因素。
国际体系的结构影响了新中国与阿曼对权力平衡的认知。在两极体系下,他们被迫与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变化,阿曼与中国开始在各个层面开展友好往来。两国的外交政策基于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架起一座桥梁,为两国的合作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阿曼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建设性影响作用。两国都根据国际法原则处理对外事务,如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通过促进国内以及与邻国的安全、稳定和互信,新中国与阿曼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工具。
一方面,新中国努力增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阻止国际体系向某一个大国主导或支配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扩大了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俄罗斯的合作,凝聚共识,在国际事务中制衡美国支配国际体系,阻止任何敌意大国与南亚或东南亚国家结为军事同盟,威胁其国家安全。因此,中国加快了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参与更多的国际经济与技术合作,同时与俄罗斯和以色列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政府认为,首先必须放弃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其次采取新政策,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因此,中国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对外合作和吸引外资来提升经济实力。中国参与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观。邓尼·罗伊(Denny Roy)和托马斯·克里斯坦因(Thomas J.Chistensen)指出,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合作并非出于促进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原则,而是因为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手段摆脱在经济上的虚弱局面。[2] 因此,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政府试图取得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其短期目标就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中长期目标就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亚洲事务中奠定大国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在政治上被海湾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所孤立,其中也包括阿曼。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对阿曼的态度反映出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中苏结盟时期,阿曼被中国视为西方国家的“追随者”。因此,中国未能与阿曼建立外交关系。到五十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开始改变。随着中苏联盟走向破裂,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地区开始在中国外交政策中有了新的意义。中国逐渐将该地区视作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发动革命武装运动的潜在战场和中苏对抗的竞技场。[3]
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外交政策的最新分析促使其介入到阿曼民族运动中。中方认为阿曼苏丹一直与英美帝国主义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就支持当地的伊玛目加利卜·本·阿里领导的反阿曼苏丹运动,甚至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4]中方官员和阿曼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就此在开罗和亚丁举行多次会谈。佐法尔解放阵线(OLF)代表团和后来的阿拉伯海湾解放战线(PFLOAG)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北京。整个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国向阿曼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而到了1970年,阿拉伯海湾解放战线被认为已得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全面支持。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通过这些支持贯穿其整个运动,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因此也称这场运动为“毛主义运动”。[5]这种影响还表现在该运动领导人针对殖民主义的声明中。如作为运动总指挥执行委员会成员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加萨尼(Muhammed Ahmad Ghasani)指出: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经验,我们已经制定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战线。这条战线依靠广大贫困人民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以最终夺取城市,从而将革命的烈火燃烧到整个阿拉伯海湾地区,将英国殖民者逐出我们的土地……殖民者再也不能熄灭“6·9革命”的火焰,因为我们拥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真理在我们的人民心中已深深扎根。作为阿拉伯海湾国家的人民,我们不再相信诸如“议会道路”、“和平演变”的谬论。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是:殖民主义的反革命暴力只能由人民的暴力革命来清算!祖国的独立只能通过“枪杆子”来实现!人民的解放只能通过流血战斗来获得。[6]谈到与中国友好革命运动关系时,加萨尼赞扬了中国对其武装革命的支持并认为,“这种支持推动了我们在1970年这关键一年中大规模发展武装革命。”[7]
1972年4月,由于中国与阿曼反政府运动的联系,阿曼苏丹宣布:尽管中国与科威特、伊朗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阿曼将依然与中国断绝任何交往。[8]因此,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两国关系仅限于中国进口商品的间接贸易,双方直到1978年才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1978年5月25日,中国和阿曼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双方在伦敦签署了建交公报,主要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曼苏丹国政府于1978年5月25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不移的支持阿曼政府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正义事业。阿曼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双方政府同意发展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9]
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中阿建交表示欢迎,并强调了与阿曼建交的战略和政治意义,社论说: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位于连接海湾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历史上,阿曼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阿曼人民为寻求独立,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英勇抗争。今天,阿曼政府正致力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外交事务中,阿曼奉行中立和不结盟原则,并号召海湾和红海地区的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对抗大国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定支持。
为减轻阿拉伯半岛其他成员对于中国的恐惧感,社论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他们的道路。我们希望在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并发展友好关系。中阿外交关系的建立为双方多领域友好合作开辟了美好未来,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10]
两国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受许多关键性因素影响。就中国政府而言,主要因素有:
(一)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南也门、伊拉克、印度、扎伊尔等地的渗透。中国推测,苏联如果渗透到这些地区,根据其“南下政策”计划,将占据阿拉伯半岛。莫斯科对中阿建立外交关系持批评态度,因为苏联将双方建交行动视作在此区域反苏联盟的形成。[11]
(二)中国对于苏联向第三世界渗透的猜疑越来越大,因而发展与美国关系的意义显得越发重要。整个20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密切关注苏联在世界各地日益扩大的影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与中国的边界武装冲突日益升级,并于后来入侵了中国的邻国阿富汗。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首先,中国与美国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以提升双边关系,其结果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其次,中国对威胁世界稳定因素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苏联才是世界稳定的最大威胁和世界安全的主要敌人。中国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变化,无疑也体现在对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地区包括阿曼在内的外交政策中。
(三)中国不希望伤害与科威特、伊朗已建立的政治关系。中国支持阿曼革命团体,而伊朗支持阿曼苏丹反对那里的革命者,但中国又不想看到阿曼出现针对伊朗的敌对政策。因此,通过与阿曼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能够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并消解科威特对于该地区革命运动的恐惧感。
(四)中国希望通过与阿曼建立正式关系的契机,为与其他海湾国家建交打开一扇大门,并切断这些国家与台湾的联系。
(五)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针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终止其对该地区革命团体的支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终止其对佐法尔叛军的支持,该势力企图向整个地区输出革命思想,挑战阿曼执政家族的合法性。中国政府担心,苏联正试图填补英国从该地区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因此,中国认为有必要遏制该地区的革命倾向,转而与统治当局建立更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这种变化主要是为防止苏联填补在该地区的权力真空。
对于阿曼政府,与中国建交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阿曼政府与中国一样,也感受到了苏联在该地区及周边地域的渗透。因此,阿曼希望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对抗苏联的砝码。尤其在中美建交以后,阿曼作为美国亲密的同盟,已经做好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准备。阿曼苏丹卡布斯(Qaboos)指出:苏联加快了在这个地区扩张步伐,这种扩张政策与殖民主义时代的野蛮行径无异。事实明白无误地暴露了苏联的两个企图:一是最终获得对中东地区尤其是产油地域的控制权;二是借以向印度洋扩张,控制非洲国家,进而控制整个远东地区。[12](二)通过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阿曼政府希望中国完全停止对阿曼革命运动提供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和军事援助,从而终止阿曼境内的这一反叛行为。
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稳定发展,促成了双方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并得以不断扩大。1978年6月,阿曼外交大臣扎瓦维(QaIs Abd al-Munim al-Zawawi)访华。在访问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国锋主席指出,苏联试图控制海湾石油运输路线的野心会直接威胁到阿曼的安全。中国方面愿意阿曼与海湾国家搁置争议,加强团结,共同对抗苏联的干涉。在这之前,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黄华在欢迎阿曼嘉宾的宴会上表示,尊贵的客人来自海湾和红海沿岸,那里拥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丰富的战略资源。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激烈争夺,意图控制石油资源、航海通道和战略要地。随着野心的膨胀,有的超级大国打着“社会主义”的牌号四处制造事端,企图到处扩张,加强对此区域的控制。[13]
20世纪八十年代中阿关系继续反映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总体外交政策。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对其戒备日渐加深,其结果是中国欢迎美国与阿曼签订一份协议。该协议规定,阿曼为美国提供军事设施以应对该地区危机,作为回报,美国将重新装备阿曼武装部队。同时,中国也十分愿意看到英阿签署的一项协议,即英国将向阿曼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喷气式飞机、导弹和扫雷装置等。
在中国政府眼中,阿曼的这些防御力量将是保卫海湾地区安全和防止苏联向其周边地区渗透的重要保障。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南下”海湾,都迫使阿曼必须强化其防御力量,并加强外交努力,以维护该地区安全。中国高度赞扬了阿曼政府为阻止苏联对该地区渗透而采取的措施,认为阿曼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主义的立场上,同时公开指责了莫斯科侵略和扩张的野蛮行径,并强调指出,苏联“南下”战略将会威胁到阿曼、其他海湾国家甚至全世界的安全。[14]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强调海湾国家相互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以此作为防止苏联干涉这一区域的重要一步,如1982年10月阿曼与南也门邦交正常化,中国对此表示欢迎。中国将此类行动视为增强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国家间团结的积极举措。[15]
1980年10月,中国副总理姬鹏飞对阿曼进行友好访问。阿曼负责国防安全的副首相阿萨德(H.H.Sayyid Fahr Bin Taimur Al-Said)于1982年1 1月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阿曼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1984年7月,阿曼苏丹特别代表阿萨德(H.H.Sayyid Thuwaini Bin Shihab Al Said)造访中国期间,中方高级别官员出面热情接待,以示加强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同年11月,由司法部部长邹瑜率领的中国司法代表团访问了阿曼。同年12月,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政文将军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阿曼进行了访问。何政文会见了一些阿曼高级军事官员,包括阿曼总参谋长助理,苏丹武装卫队指挥官、空军指挥官武装力量训练营指挥官、海军上校等。这是两国军官的首次会晤。约瑟夫(Joseph Kechichian)认为,这些会见并未使阿曼改变自己的武器供应来源,即由西方转向中国。但通过接触,阿曼军方了解了中方的底线,拓宽了他们处理此类问题的视野。[16]
1985年11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对阿曼进行访问并出席了阿曼建国15周年庆典。1986年7月14日,中国国务院代总理万里在北京接见了阿曼外交国务大臣阿拉维(H.E.Yusuf bin Abdallah al-Alawi)率领的代表团。1987年3~4月,阿曼社会事务与劳动大臣访华。1988年9月,阿曼外交部政治事务副大臣访华,专门就中国在结束两伊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表达阿方正式的谢意。
1989年10月26日至28日,受苏丹卡布斯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对阿曼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受到阿曼人民的热烈欢迎。成千上万的阿曼人民在街道两旁挥舞着两国国旗,苏丹卡布斯亲自接见杨尚昆主席,并感谢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的支持。在双方会谈中,苏丹卡布斯说,尽管两国信仰与社会体系不同,但是两国在提升经济合作、协调处理重大国际及地区事务以及交流相关经验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中方高度赞扬卡布斯苏丹在处理复杂而敏感的地区事务时所付出的努力,维护了海湾地区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促进了两伊和谈,协调海湾国家与伊朗改善了关系。整个会谈期间,中方赞扬了阿曼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中阿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秉持了共同理念。
1980年5月,由阿曼伊斯兰宗教事务代表团访华。数月后,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沈遐熙率领的中国伊斯兰代表团回访阿曼。在此之前,1979年11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张杰率领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参加阿曼国庆庆典。1980年6月,一个包括杂志社和报业代表在内的阿曼传媒代表团访华。两国在1981年就文化领域合作问题签署了协议,内容包括艺术家和民族歌舞团互访等。同年阿曼的仿古船“苏哈尔”号抵达广州。1982年,阿曼青年代表团访华。两国签署了促进双方青少年交流合作互访的协议。1983年,双方政府在马斯喀特签署了民航协定。1985年1月,双方签署了旨在促进体育交流的协议。
中阿非政府间交流十分活跃。在经济方面,1978年5月前,两国间贸易关系以中国对阿出口为主。1978年5月中阿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经济和技术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明显发展。中国在医疗、体育、餐饮、渔业、种植业以及加工业等方面向阿曼提供了许多劳务服务。1979年,中国驻阿曼大使馆建立了经商处。中国对阿出口额从1976年585万美元迅速增长到1983年的906万美元。1980年10月,阿曼工商大臣访华并签署了贸易协定。出口到阿曼的中国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机械设备、谷物、粮油食品、轻工产品、服装和硬件产品等,两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1986年中国对阿曼出口额达到1000万美元。
尽管20世纪八十年代中阿贸易额比七十年代增长了近6倍,但中阿贸易额仅占中国与海湾地区国家总贸易额的3%。1986年至1992年,由于受石油价格暴跌的影响,阿曼收入下滑,随之进口量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由于阿曼国内市场狭小,许多中国商品都是经由阿联酋转口到阿曼,因此中国对阿曼的商品直接出口额逐年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阿曼经济联系减弱。实际上,有人认为80年代阿曼能够给予中国的经济利益十分有限,当时中国有充足的能源去建设自己的经济现代化,而不急需阿曼的石油供给。另一方面,阿曼与日本以及西方国家有着长期的贸易关系,因此阿曼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也十分有限。
阿曼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政府的文化合作。阿曼人十分珍视其祖先远航至中国的伟大成就,并将该壮举视作中阿友好交流的象征,1980年11月阿曼民族遗产与文化部以及阿曼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人搭乘由苏丹卡布斯命名的阿曼仿古双桅木帆船“苏哈尔”号,从马斯喀特港口出发,沿着1200年前传说中辛巴达开创的航线,横渡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历经6000英里、7个多月的航海历程,终于在1981年7月1日到达了中国广州,并受到了广州人民的热烈欢迎。阿曼与中国分别派出官方文化代表团参加了“苏哈尔”号从马斯喀特出发的起航仪式和到达广州的欢迎仪式,并进行了友好互访和交流。1981年7月3日,“苏哈尔”号船员参观怀圣寺,受到广州伊斯兰的热烈欢迎。
1981年8月15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黄镇与阿曼大使在北京签署了双方文化、卫生、新闻等方面的合作协定,主要项目是举办文艺互展、艺术家与艺术团互演、交流考古经验、教育专家互访以及相互提供奖学金等,两国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人员、经验和信息的交流,加强体育机构的相互联系,鼓励在新闻和技术领域的合作。
1983年,中国文化部长朱穆之访问阿曼,之后两国开展了副部长级的频繁交流。1993年10月,中国文化部长助理高运甲访问阿曼,提出了1994~1996年两国文化交流计划,并在此基础上签署了1997~1999年实施方案。两国的合作在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宗教、考古等领域取得了成功。1981年,两国签署了一份文化合作协定,该协定系统地阐述了双方艺术家与民间团体交流机制。几个月后,中国伊斯兰协会代表团回访阿曼。1982年6月,阿曼青年代表团访华,签署了一份关于青少年交流合作的协定。1984年,阿曼卫生大臣协同苏丹特使访华,与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郭子恒举行会谈。他希望中方能够派出专家,帮助阿曼在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及针灸师麻醉师培训等方面的工作。
20世纪九十年代,阿曼政府在政治上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可从以下高层领导人互访看出:1993年10月19日,中国副总理邹家华在北京会见阿曼石油矿业大臣;1994年9月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北京会见阿曼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1996年9月13日,中国总理李鹏在北京会见阿曼外交大臣;1999年5月18日,阿曼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会见了正在阿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9年5月与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与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率领代表团访问阿曼。访问期间,中阿两国领导人共同回顾了两国外交关系,并对当前双边关系表示满意,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坦率交换意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切会见苏丹卡布斯。两次访问使两国合作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
20世纪九十年代,中阿两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两国政府于1980年签署贸易协定。1989年12月26日至28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对阿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国与阿曼建立了贸易关系。1989年11月,两国建立双边联合贸易委员会,至2000年举行了六次会议。1992年10月,阿曼工商业大臣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与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共同举办了阿曼-中国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93年7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阿曼,举行第二次会议。1997年6月,阿曼工商大臣与苏丹特别代表访华,并与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主持阿曼-中国混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997年,中国政府开始进口阿曼的石油液化气和并在沿海城市兴建天然气接收站。
20世纪九十年代的阿曼对中国的重要性还表现在战略方面。自1993年后,中国开始转向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保障长期能源供应以适应因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增加的能源消费。因此,中国开始更加重视发展与阿曼的关系。1993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邱中建访问马斯喀特,并表达了该公司由阿曼工人培训中石油员工的意愿。因此,石油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93年,随着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开始进口大量阿曼原油。自此,中国成为阿曼石油主要受援国。1993年后,中国成为继日本和韩国之后阿曼第三大原油进口国。1995年以来,中国从阿曼的原油进口逐年持续增长,这让中国在1997年成为阿曼第三大原油进口国,仅次于日本和泰国。1995年,中国与阿曼政府签订增加原油购买数量的合同,进口原油量将从1995年的每天2万桶提高到1996年的每天10万桶。[17]
阿曼成为中国成功的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中国对阿曼原油的进口也不会中断。1997年,中国政府开始进口阿曼液化天然气(LNG)。在此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三个沿海地点建设液化气接收站。据报道,其中一个在广东省,该省政府于1994年与阿曼签署了液化气网络合作协议。[18] 1999年5月,中国政府还希望与阿曼在保护、开发和利用水资源问题上进行共同研究。
中国与阿曼贸易也随之增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仅占中国对海湾和半岛地区国家贸易总额的3%至90年代的15%。由于油价下跌与中国进口石油总量减少,1998年两国贸易总量减少45.3%,减少额达75亿美元。1999年,双方制定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法律手续完成后正式签署。1999年,两国间贸易额跌至66亿美元。[19] 2004年,贸易额达439亿美元,包括428亿的阿曼出口额和11亿的进口额。中国从阿曼进口额激增的原因在于中国增加了对阿曼原油的进口。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苏丹卡布斯的特别代表图威尼·本·西哈布·赛义德(Thuwayni bin Shihab al Said)时,强调了中国希望在新世纪与阿曼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合作关系。中国国家主席高度赞扬阿曼对促进阿拉伯国家团结,维护海湾地区稳定做出的努力。
20世纪九十年代,阿中两国还加强了在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1991年7月,阿曼国家遗产及文化部秘书访问广州,并参加中国“苏哈尔”——仿古木船——周年庆典及“阿曼文化周”活动;11月,中国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访问阿曼,并主持阿曼的中国文化周活动;12月,由阿曼资助的“苏哈尔”船纪念碑在广州建成。1993年10月,阿曼卫生部副大臣访华,并针对中国的传统医学,整形外科、烧伤、药用植物、骨科、护理工作等方面做了调查。1997年10月,双方卫生部长签署了《1997~1999年卫生合作执行计划》。1999年9月,受张文康部长的邀请,阿曼卫生大臣阿里·本·穆萨(Ali bin Moussa)访华。双方就公共卫生合作举行正式会谈,并交流意见。阿曼部长提出中国中医医生和护理人员去阿曼进行交流,增强在医学研究领域的相互合作。目前,有不少中国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在阿曼交流学习。最近几年,中药进入阿曼医药市场,例如乌鸡白凤丸、人参蜂王浆等深受阿曼人民好评。目前,中国制药厂拥有专利的药品已经占据阿曼药品市场,标志着中阿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将不断发展。
2000年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访问阿曼,会晤了阿曼外交大臣,递交了江泽民主席致苏丹卡布斯的一封信函。同年10月,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孙广相率领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苏丹,并和阿曼工商大臣共同主持了第四届阿曼—中国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10月31日,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阿曼新大使的国书。11月6日,中国驻阿曼新大使赵学昌向苏丹卡布斯递交国书。
2001年4月,外交部部长助理张业遂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参加第三届环印度洋地区合作会议,受到了阿曼外交大臣亲切接见。同月,阿曼石油燃气部大臣受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邀请访华,国务委员吴仪和石广生部长分别会见了他。同年6月,阿曼外交大臣访华,并会见了中国外长唐家璇。副外长杨福昌主持了第十三轮阿曼—中国外交部政治协商会。2001年9月30日,苏丹卡布斯向中国主席江泽民赠送了“苏哈尔”号模型,以庆祝中国国庆52周年庆典,同时也纪念仿“苏哈尔”号抵达中国20周年版。
2001年12月1日至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对阿曼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李鹏委员长与阿曼咨询委员会主席及副首相进行了友好会谈,双方都对阿曼—中国友好关系十分满意,并交换了意见。双方就如何进一步促进和发展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12月2日,阿曼通讯社报道说,李鹏委员长是访问阿曼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之一,这无疑将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一些媒体认为,加强友好合作将有利于两国所有人民。
2002年3月22日,受阿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吴仪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阿曼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3月23日,在东南部城市塞拉莱,苏丹卡布斯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吴仪。卡布斯指出,阿曼一直以来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在政治、经济、贸易和其他领域发展合作关系。吴仪高度赞扬在卡布斯领导下阿曼取得伟大成就以及奉行中立、不结盟、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她积极评价了中阿友好关系,并指出阿曼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石油来源国,有着巨大的双边合作潜力,特别是商业和石油领域合作的方式和途径。吴仪出席了“中阿石油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并签署了两份石油直接贸易合同。她还会见了阿曼内阁事务副首相,并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2004年6月,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会见来参加“亚洲合作对话第三届外交部部长级会议”的阿曼外交大臣。双方签署了中阿部长级战略磋商备忘录。同年7月,继海湾合作委员会代表团之后,阿曼国家经济金融事务部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4年9月11日,苏丹卡布斯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双方认为发展双边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中阿关系的发展。中阿关系的友好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2005年6月,中国副总理曾培炎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副首相举行会谈。双方就能源、通讯和其他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同年9月,阿曼副首相访华,并受到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曾培炎的友好接待。
2006年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吕国增访问阿曼,并主持了两国第一次部级战略协商。同年5月,阿曼外交部部长在中国参加了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访问阿曼。2006年4月,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时,中国向阿曼提交了中阿关系的历史性文件。
2007年11月8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访问阿曼,并得到阿曼内阁事务副首相的亲切会见。9日,司马义·艾买提分别与阿曼国家委员会主席和阿曼协商会主席展开会谈。双方就进一步促进双边关系和立法机构间的交流深入的交换了意见。2007年3月,阿曼外交部副部长访华、并参加两国举行的第二轮部长级战略协商。
200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阿曼国家委员会副主席,指出:中阿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合作,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已平稳发展30年。此外,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阿曼国家委员会有着紧密联系。中国重视发展与阿曼的外交关系,愿进一步扩大人员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0年5月,阿曼外交部总干事出席了“第四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2010年11月6日,应阿曼协商会议的邀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贾庆林开始了对阿曼的国事访问。8日,他与阿曼协商会议主席展开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增进中阿关系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致。中国愿意在以下领域持续加深两国关系:一、尊重彼此的利益,促进双方战略互信;二、深化务实合作,增强经济贸易、能源、基础建设、渔业领域的合作,扩大新领域的合作范围;三、扩大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加强在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旨在建立中阿长期友好关系坚实的基础;四、在涉及安理会改革、国际金融系统改革、全球气候变化、中东地区热点等问题时,应加强多边合作,保持各方紧密联系,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力和利益,维护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世界的共同财产和永久和平。阿曼高度赞赏了中方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给予阿拉伯人民的坚定支持。阿曼希望继续扩大友好关系,促进合作,从而推动双边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
会后,贾庆林出席了两国建造郑和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并签署了关于人力资源培训和促进双向投资合作的文件。会谈中,双方就中阿关系、国际地区事务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相信此次访问将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并在双方友好合作方面取得新进展。
进入21世纪,阿曼和中国进一步扩大了经济交流,不仅表现在不断增长的贸易额方面,还表现在商品质量的稳步提高层面。中国对阿曼出口商品主要为大型港口设备、纺织品和服装,同时从阿曼进口原油。阿曼是中国主要的石油销售商,两国石油交易额超过双边贸易额的90%。2002年,中阿贸易总额达到15.06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6000万美元,进口额为14.46亿美元。2004年,中阿贸易额达43.9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额为42.8亿美元。中国从阿曼进口了1635万吨原油,阿曼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 2005年,中阿贸易总额为43.3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1.910亿美元,主要为电子机械产品、钢材、高科技产品、纺织品等;中国进口额为41.3亿美元,主要为原油。
2000年底,中国总共签订了87份劳动合同并拨款53.74亿美元,完成交易量39.87亿美元。截止2000年底,在阿曼一共有187名中国外包劳务人员。[21]超过50家中国企业在阿曼分布在电信,建筑,服务和油田等领域。这些热点领域成为推动两国扩大其他领域、地区合作的强劲动力。阿曼政府鼓励民营企业与中国企业间的合作。两国必然会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公路建设、通讯、计算机和程序开发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
中阿在资源发展、通信业、交通业、工业、城市建设等领域有良好的进展。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通信业巨头华为公司、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成功的承包了一批基础设施工程项目。2004年底,在阿曼的中国投资者建立了五个大型投资公司,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和化工、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TCDRI)、威海华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宁波燎原灯具灯笼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中阿双边贸易实现强劲、可持续发展。双方就技术、卫生、文化、宣传、航空运输和其他领域合作以及避免双重征税已经签署多项协议。中国石化集团与阿曼石油部于2003年签署了一项协议,协议授权中国企业在阿曼南部地区开采石油并开展石油交易活动。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阿曼和中国也举办了部长级综合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两国之间投资、技术合作和协议实施等事宜。2004年1月,中国与阿盟联合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是中国和包括阿曼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2004年6月,作为阿曼和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阿战略协议在中国青岛签署。上述活动丰富了中阿广泛合作的内涵,促进交流合作层次,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和交流,促进了两国共同发展。
2005年9月24-28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阿曼内阁事务副大臣法赫德·本·马哈茂德(H.E.Fahd Bin Mahmoud)率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代表团包括外交部、工商部、农业和渔业部、石油和天然气部、新闻部等部官员以及一些商业和工业著名企业家和商会主席。代表团访问期间,阿曼大使馆于9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阿合作商业繁荣峰会。工商大臣率领阿曼代表团参加。
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赞助方,“中阿贸易论坛”于2010年9月27日在上海召开。这次论坛有50个企业代表,超过250位中国商界人士针对在阿曼快速发展的现阶段,如何寻找双边贸易机遇这个话题展开讨论。[22]在现有文化交流机制下,阿曼和中国在文化和高层互访方面交流频繁。2004年1月,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访问阿曼,分别会见了阿曼副首相及宗教事务大臣。2005年11月,阿曼教育秘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第五届国家教育高层会议”。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访问阿曼。12月,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陈昊苏访问阿曼,推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2006年4月,阿曼旅游大臣访华,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旅游团到阿曼执行计划的谅解备忘录。6月,阿曼文化遗产部长到中国参加阿拉伯艺术节。阿曼IOC青年代表团访华。11月,苏丹卡布斯大学校长纳塞尔访华。2007年6月28日,“中国-阿曼友好协会”建立。该组织希望全面发展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打开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07年7月3日,阿曼和中国共同成立“北京大学卡布斯苏丹阿拉伯研究项目”。
七、结语
本文主要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阿曼与中国的全面互动关系,包括初步接触、建立外交关系和确立全面互动关系三个阶段。从新中国与阿曼关系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对于双方关系发展具有解释力,因而贯彻两国关系发展主线的,是双方领导人对地缘政治、经贸利益和国际体系特征等因素的判断。这些因素决定了阿曼与中国关系始终能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且地缘政治、历史、官僚体制、知识分子以及媒体等不同的因素在中阿关系的形成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新现实主义理论为中阿关系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冷战时期,中国在与阿曼关系中的首要考虑是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一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追求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提升,尤其是相对其他行为体而言,中国的行为可以说是对该理论的一个生动注解。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使得中国热心于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关心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中国越来越认识到,任何对海湾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输出构成的威胁都将对中国造成重要的安全和政治影响,因此中国开始变得更加关心这个地区的稳定。
建交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合作顺利。通过双方领导人和其他访问团的互访,双方增进了交流。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持一致或类似的观点,珍惜彼此慷慨的援助以及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协调和支持。
政治互动是建立友好关系、进行全方位交流的基本手段。从政治交流的角度来看,中阿双方的这种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对话和协商,以在公共事务中达成共识,从而促进两国对于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认识。建交以来,中国与阿曼的关系发展十分顺利,双方政治互信得到进一步巩固,双方各级别务实合作得到加强。这种政治沟通加深了双方的互相了解,增进了双方友好互信,扩大了各领域互利合作,分别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建设,同时提高了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整合化,全球化对世界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制造、管理、投资、金融以及其他经济活动都超越了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在各国相互依存的经济整体中蓬勃发展。在世界经济整体中,中国和阿曼两大经济体,像是两家大公司,既是相互依存的贸易伙伴,也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因此,处理经济贸易关系的原则就是注重整体上的长期合作关系和双方的互利共赢的局面。这肯定会产生一个牢固的、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中阿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不仅促进了双边的政治互信,也帮助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实现利益最大化及合作共赢。一方面,随着现代产业的不断拓展,这种双赢的经济联系成为全球化经济互动原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是新经济环境下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互利双赢是具有重大现实和指导意义的原则。
目前中阿关系进展十分显著并步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阿曼愿进一步与中国进行和谐的经济贸易往来。几个世纪之前,通过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中国与阿曼建立友好往来关系。一艘装满香料名叫“苏哈尔”的商船和泉州古寺中“千古”的石碑记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两国历史上的交往为目前双边关系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中国是阿曼重要的经济伙伴,在国际和地区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两国加强友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是共同愿望。这对于增进理解、加强友好关系、扩大共识、深化合作、进一步促进中阿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有着重要意义。这为中阿两国人民重新回首古“丝绸之路”、重温两国的深厚感情提供了一次机会,并为“现代丝绸之路”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