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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至十五世纪的中国与也门
摘要：古代中国与也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经贸、政治、文化交往的水平。在8至15世纪,中国、也门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经济领域出现直接的商贸往来。13—15世纪两国互派使节,在文化领域也有较多交流。15世纪中期,主要由于中国海洋政策的变化,两国的直接交往中断。
关键词：中国; 也门; 8—15世纪; 亚丁港; 拉苏勒王朝; 郑和船队;
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也门，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海港。她的南部城市亚丁(Aden)地处西印度洋和红海的连接点，地理位置冲要，海湾条件优越，是该国最富盛名的大港。
随着古代中外交往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对也门的了解日渐增多，两国商品的交易，乃至人员的直接往来从无到有。由于也门远在印度洋西岸，中国与也门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经贸、政治、文化交往的水平。本文拟对8至15世纪中国、也门的相互认知、经贸和政治往来做一讨论，就教方家。
8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唐朝处于全盛阶段，与海外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唐朝与东南亚、西亚的海上往来仍维持和发展。1这些中外交往，促进了中国关于域外地理知识的增长。《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从广州出发到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首都的航路，行程的后段从南印度的没来国(Male, 又称Kulam Malay, 今印度奎隆),到乌剌国(今伊朗西南之乌布剌Al-Ubullah),然后经弗利剌河(今幼发拉底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至大食国茂门王(Amīr al-mu’minīn)的都城缚达城(今巴格达Baghdad)。[2]
紧接这条路线，《新唐书》记载了另一条路线，因与本文主旨有关，全文录出：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尔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3]
这里讲述的，是沿西印度洋的阿拉伯海西岸至波斯湾的路线。它最南面的起点是三兰国。这一地点具体位置的确定，对判定路上其他地点至关重要。在众多研究者中，日本学者家岛彦一提出的看法最为合理。据古代阿拉伯地理家法吉赫(Ibn al-Faqīhal?H˙amadhānī)、穆卡达昔(al-Muqaddasī)等人的著作，也门大港亚丁(‘Aden)古名Samrān。这是一个源自波斯的古老名称。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其地受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波斯人把它作为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据点，称之为Samrān。此城规模大，人口多，是周围各国香料、宝石、黄金、珍珠的集散地，去印度、中国进行贸易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多以该城为出发地，穆卡达昔称之为“中国之门户”(Dihlīzas˙?S˙in)。直到10世纪，当地的波斯语名Samrān仍和阿拉伯语名‘Aden并用，后来才逐渐废弃，独用‘Aden。Samrān与《新唐书》所记“三兰”,不仅在读音上完全可以勘同，而且它所指的具体地点正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与《新唐书》所载契合。[4]
确定三兰的位置后，就有了明确的地理坐标。家岛彦一考证了《新唐书》所记其他地点的位置：设国当为也门哈德拉毛(Hadramawt)地区的希赫尔(al-Shihr),文中涉及的海港若按里程推算，可能在祖法尔(D˙ufar);萨伊尔瞿和竭国当在阿曼(Oman)的马斯喀特(Masqat);没巽国当为阿曼的苏哈尔(S˙uhār),该地古波斯语名为Mazūn, 与汉文所记读音相合。家岛彦一推测，拔离謌磨难国当在底格里斯河下游运河一带或阿巴丹附近。[5]
《新唐书》所记“广州通海夷道”,学界公认取自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编写的《皇华四达记》。关于三兰国、设国的内容，当为汉文典籍对也门的明确记录。唐人关于也门的了解，可能依靠唐朝使节收集的信息[6],也可能通过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商人的讲述。9世纪阿拉伯文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提到：“去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经常遇难，或者船上的人被抢劫，或者船只被迫作长期停留，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货物在别处销售，而运不到阿拉伯地区。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即风使船只偏离航向去到也门或其他地区，货物便在那里出售。有时他们不得不长期停留，以便修理船只。”[7]对该书提到的往来于波斯湾和中国之间的船只是否为中国船，学界尚有不同看法。[8]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商人并非偏离航向时才去也门。家岛彦一指出：也门，尤其是亚丁港，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枢纽。有些波斯商人会从印度乘船到亚丁，在那里售卖、采购，然后再回波斯湾地区。反之亦然。这样就形成了西印度、也门、波斯湾之间的三角贸易航线。[9]那些到中国贸易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对也门并不陌生，他们会把与也门相关的知识带到中国，把中国的产品尤其是瓷器，贩运到也门。[10]
随着海外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宋人对阿拉伯半岛的了解超过了唐人。在南宋市舶官员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明确提到也门的“施曷”。施曷为希赫尔(al-Shihr)之省译，当地是著名的乳香产地和贸易中心。另外，该书还提到当时隶属于也门拉苏勒王朝(Rasulid Dynasty, 1229—1454)的“奴发”,该地即祖法尔(Zufar),也写为佐法儿(Dhofar),今属阿曼，是古代阿拉伯香料贸易的大集市之一。《诸蕃志》中的“麻啰抹”,有学者认为是Murbat之对音，比定为也门的重要香料市场马里卜(Márib)。[11]因尚无定论，本文不作讨论。
宋朝对也门商品的需求主要是香料，而在也门最常见的中国商品是瓷器。在亚丁和其附近的加乌德·阿姆·塞拉(Kaud am Saila)遗址、阿尔·哈比尔(Al Habil)遗址，还有位于亚丁东北的海港阿比扬(Abyan)遗址都出土了大量中国瓷器碎片。阿比扬遗址方圆3公里，繁荣期在12世纪至15世纪之间，15世纪末开始萧条。这个遗址所出中国瓷片大多属于12至15世纪。[12]
也门的舍尔迈(Sharmah)古城是近年来考古工作开展较多的古港口遗址。它位于哈德拉毛省穆卡拉城以东120公里的舍尔迈角(Ras-Sharmah)北端，是9至12世纪的港口城市。在它西面30公里就是著名的希赫尔遗址，即上引《新唐书》提到的“设国”。
法国考古学家在舍尔迈遗址表层采集到350余块中国瓷片。2001年、2002年、2004年和2005年四次发掘，共出土1592块中国瓷片。研究者按胎质釉色把它们划分八大类：青白瓷、乳白釉瓷、青瓷、灰青釉瓷、釉下彩绘瓷、酱黑釉瓷、绿铅釉瓷和素胎瓷，以前四种单色釉瓷为主。按时代划分，它们绝大部分属于宋代。从器形来看，以碗和大型运输瓷罐为主，其次是盘，还有少量注壶、瓶、盒等日用器物。这些瓷器基本来自中国南方窑场，包括湖南、浙江、福建等地的瓷窑，尤以广东、江西所产者为多。
研究者指出，11世纪是西印度洋贸易的转折点。大量波斯湾商人向阿拉伯半岛南岸和东非沿海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商贸中转港口。舍尔迈遗址宋代瓷器的发现为研究也门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史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13]
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在印度洋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也门商人来到中国，甚至在中国资助建造清真寺。
1940年福建泉州拆除通淮门时发现了也门人奈纳·奥姆尔建寺碑。石碑现存厦门大学博物馆。碑为辉绿岩石琢成，高50.5、宽96、厚9厘米。双面浮雕阿拉伯文，正面刻一行古老的库法体阿拉伯文，意为：“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碑的背面分成四横格，刻四行小楷阿拉伯文，意为：“一位虔信、纯洁的长者，也门人奈纳·奥姆尔·本·艾哈玛德·本·曼苏尔·本·奥姆尔·艾比奈(al-Abyanī)建筑了这座吉祥的清真寺的大门和围墙。乞求真主恩踢他，宽恕他。”[14] 研究者指出，铭文中提到的奈纳·奥姆尔是也门人，通过名字最后的“艾比奈(al-Abyanī)”可知，他来自亚丁东北方的阿比扬(Abyan)城。[15]碑的造型、双面雕刻及阿拉伯文的内容，证明这是一座清真寺的门楣石刻。该寺的大门、围墙为也门阿比扬人奈纳·奥姆尔所建，并因此立碑纪念。这块石碑阿拉伯文的书写字体特殊，采用了古老的库法体。这种字体因发源于伊拉克库法城而得名，又称古体书法，流行于公元8、9世纪。在8世纪后，伍麦叶王朝末期出现了易写、易认的正楷体“纳斯赫体”,逐渐取代了库法体。由于泉州发现的元代阿拉伯文碑刻未见库法体文字，研究者指出，这件碑刻的年代可能早于当地发现的元代阿拉伯文碑刻。[16]如果这一推论无误，那么，也门人奈纳·奥姆尔建造清真寺很可能是在宋代。
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13世纪的欧亚政治版图，1279年元朝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而在13世纪上半期，也门也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拉苏勒王朝。它不仅在阿拉伯半岛开疆拓土，而且通过印度洋与红海地区的贸易，积累了巨大财富。从印度和波斯方向来的绝大部分船舶要进入亚丁港纳税后才能进入红海，或者将货物在该港出售。亚丁港的商品交易和税收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17]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 —1324)对这一时期的也门有较多记述。他依次谈及也门的三大港口。关于亚丁港，他明确指出途经此港的商路是印度至埃及贸易的重要通道，“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之回教徒用此阿丹一道输入胡椒及其他香料，盖供给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物品之道途，别无便利稳妥于此者也。”对于印度而言，这里是重要的市场或中转站：“阿丹有海港，多有船舶自印度装载货物而抵于此。……阿丹算端对于运输种种货物往来印度之船舶，征收赋税甚巨。对于输出货物亦征赋税，盖从阿丹运往印度之战马、常马及配以双鞍之巨马，为数甚众也。……由是此阿丹算端对于其海港运输之一切货物征取一种重大收入，人谓其为世界最富君主之一。”关于也门的爱舍儿(Escier)港，他写道：“境内有一良港，由是自印度运载不少商货之船舶咸莅于此。饶有白色乳香，国主获利甚巨。”关于当时隶属也门的祖法儿(Dufar/Zhafar),马可·波罗谈到：“城在海上，有一良港，位置甚佳，颇有船舶往来印度。商人运输多数战马于印度而获大利。”[18]
元朝沿袭南宋的市舶政策，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也门的考古调查证明元朝商品曾运销该国。在也门北部靠近红海的扎哈兰(Zahlan)曾出土龙泉窑青瓷和元代青花瓷碎片。[19]数年前，一艘古代沉船在毗邻也门的红海海域被发现，船上打捞出水的中国瓷器，包括元代景德镇青花瓷53件和元代龙泉窑青瓷菱花口大碗1件，其中一些青花瓷片与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所藏元代青花象耳瓶非常相似。研究者推测，该船的沉没年代在1351年前后。它经过也门海域，可能是运送货物到埃及或叙利亚的。[20]
元代汉文文献对也门有零星记载。如元代广州的地方志提到了亚丁港，称其为“哑靼”。[21]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了“居辽西之界、国王海之滨”的哩伽塔，它“地产青琅玕、珊瑚树”。研究者认为此地就是也门的亚丁。[22]在集中反映元朝人域外地理知识的1402年朝鲜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亚丁被标写为“哈丹”。[23]
与汉文文献相比，也门拉苏勒王朝的阿拉伯文文献对元代中国的记述更为丰富。《珍珠串》(The Pearl-Strings,原书名Kitāb al-‘Uqūd al-Lu’lu’iyyah fī Tārīkh al-Dawlah al-Rasūliyyah)是14世纪后期也门拉苏勒王朝史学家阿里·哈桑·哈兹拉吉(‘Alī b. al-Hasan al-Khazrajī,卒于1409年)撰写的编年史。[24]该书有三个段落记录了中国与也门的政治、经济交往。
首先，《珍珠串》记载，拉苏勒王朝第二位君主穆札法尔(al-Muz˙affar,1250—1295年在位)曾起兵进攻祖法尔，于1278年末攻陷该城。战争的胜利提高了穆札法尔算端(sultan, 阿拉伯语“君主”)的声望和影响力，远近国家纷纷派来使节，其中就包括携带很多礼物的中国使节。书中写道：当算端征服了祖法尔之后，“由于看到了算端的高远志向和复仇的强大武力，波斯王公和印度、中国君主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畏惧。因此，阿曼的君主派人向正在祖法尔的异密赡思丁进献两匹马和一对金鹰。中国君主的礼物也送到那里。巴林(Bahreyn)的君主亲自来到宰比德(Zebid)城。”[25]
《珍珠串》并没有写出中国使节到达的具体时间。科威特学者沙姆鲁克(Nayef Abdullah al-Shamrookh)判定为1279年。[26]对于此次出使，元代汉文史料没有记载。
元世祖忽必烈的确在统治的中后期大量向南海地区派出使节，如杨廷璧、亦黑迷失等人。不过，这些使节的出使都在至元十六年年末(1279—1280)或更晚。如果元朝的使者于1279年到达也门，考虑到路途遥远，至少需要一年时间。那么，1279年到达也门的元朝使者最晚要在1279年年初出发，更大的可能是在1278年或更早。[27]
如果以上推测无误，到达也门的元朝使者可能是至元十六年之前由福建地区的行省长官唆都派出的。据《元史·外夷传三》:“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余俱蓝诸国未下。行省议遣使十五人往谕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专也，若无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28]
唆都遣使在至元十五年。据《元史·世祖纪七》,至元十五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巿，各从所欲’”。[29]唆都受命，派“蕃舶诸人”“奉玺书”宣布世祖招徕之意，应是在当年年末或十六年年初，因为恰可利用当时的东北季风出海。
如果使者由唆都左丞派出，其身份应是持有玺书的“蕃舶诸人”,因而在元朝官修文献中对此次出使没有留下详细记录。
《珍珠串》关于中国的第二段记载，与元朝禁止穆斯林行割礼的法令有关。
在至元十六年年末，元世祖下达了禁止穆斯林“抹杀羊、做速纳”的法令：
从今已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木)[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休做速纳者。若一日合礼拜五遍的纳麻思上头，若待加倍礼拜五拜做纳(思)麻思呵，他每识者。别了这圣旨，若抹羊(胡速急)[做速纳]呵，或将见属及强将奴仆每却做速纳呵，若奴仆首告呵，从本使处取出为良，家缘财物不拣有的甚么，都与那人。若有他人首告呵，依这体例断与。[30]
这是元朝干涉伊斯兰教礼俗的重要法令，禁令包含两项规定：一是禁止穆斯林用断喉法宰羊；二是禁止穆斯林行割礼。中国学者邵循正最早注意到《元典章》“禁宰羊做速纳”的表述，准确地将它还原为sunnat kard。sunnat从表面含义来看，固然有“礼仪、礼俗”的含义，但在元代，该词特指“割礼”。蒙古伊利汗国波斯文历史巨著《史集》记载安西王阿难答对蒙古男童施行割礼，用的就是该词。邵循正直接采用《元典章》中同时代的译名“做速纳”加以翻译，译为“辄将蒙古男童‘做速纳’”。[31]对于这一译名的处理，反映了邵循正卓越的语言和文献功力。他的这一论断被美国学者柯立夫(F. W. Cleaves)完全采纳。[32]
至元十六年的法令，是同时禁止穆斯林断喉法宰羊、行割礼。由于世祖忽必烈禁止穆斯林行割礼，《史集》记载：基督教徒爱薛怯里马赤等人“引诱木速蛮的奴隶们[说]:谁告发了自己的主人，我们就解放他。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便诬陷主人，控告[他们]犯了罪。爱薛怯里马赤和他该死的下属们甚至达到了使木速蛮在一连四年中不能举行自己的儿子的割礼的地步”[33]。
元世祖的禁令，触及穆斯林日常生活的核心礼俗，对穆斯林造成极大困扰。《史集》提到：“事情一直到了大部分木速蛮离开汉地的地步。”直接影响元朝的关税收入和珍贵货物的获取。那些不愿离开中国的穆斯林，设法通过游说权臣的方式，劝说忽必烈取消这条禁令。《史集》记载：“该国木速蛮的达官贵人们[中略]和其他一些有势力的人，以大笔钱奉献给丞相桑哥，他才[向合罕]禀告说：所有的木速蛮商人都从这里走了，木速蛮国家的商人也不来了，关税收入不足，珍贵货物不运来，[这全都]因为不得[以断喉法]宰羊已有七年的结果，如果得到允许宰杀，商人就会来，同时还将获得充足的关税。有旨允许[以断喉法宰羊]。”[34]
元代有大量穆斯林从中亚、西亚、北非来到中国，或短期经商或长期定居，世祖的禁令在穆斯林世界产生强烈反响。《珍珠串》对此有直接记述：
据报告说，中国的统治者禁止本国的穆斯林行割礼。这令他们伤心悲痛。于是算端蔑力穆札法尔，愿真主保佑他，给他[中国统治者]写了一封信，劝他给予穆斯林恩准。同时，还送上令他称心如意的华贵礼物。他[中国统治者]接受了劝解，在[行割礼]这件事上对穆斯林做了允准。[35]
这反映出，忽必烈禁令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直接影响到印度洋彼岸的也门，使得禁令的存废成为两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议题。此外，《珍珠串》的记载还说明，促使元世祖废除禁令的原因，不仅有元朝国内穆斯林的活动、朝中权臣的劝说，也包括海外穆斯林国家的外交努力。
据《史集》,穆斯林在至元十六年十二月禁令颁布后有四年时间不得行割礼，若以十七年算起，则禁行割礼的法令一直持续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末。关于断喉杀羊的禁令则持续了七年，直到桑哥任宰相时才废除。桑哥于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出任尚书省平章政事。[36]时间大体相当。据上可知，关于割礼的禁令应是较早解除的，这可能和也门国王等人的劝说有关。
在20世纪初，有一批精美的马穆鲁克王朝描金釉彩玻璃器从中国流出，现分藏在欧美的多家博物馆。在这批制作年代多为14世纪的精美玻璃器中，有几件玻璃器带有也门拉苏勒王朝的圆形纹章(象征意义近似于国徽)——白底红色的五瓣(少数为六瓣)玫瑰图案，偶尔也有红底白色的五瓣玫瑰纹。这些带有王朝纹章的玻璃器极为精美，且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研究者们推测，这些玻璃器是拉苏勒王朝的君主送给元朝的国礼。[37]甚至有学者认为，其中的一件玻璃花瓶可能是也门算端穆札法尔在请求元朝皇帝开禁割礼时赠送的礼物。[38]
根据拉苏勒王朝史料，算端蔑力穆札法尔曾在中国修建大型清真寺，在寺中设置讲坛(敏白尔minbār),人们在聚礼宣教(呼图白hˇut˙ba)的祈祷中要念诵他的名字。[39]随着元朝与也门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拉苏勒国王以宗教为纽带，加强了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力。
14世纪后期，拉苏勒王朝的君主篾力阿福匝尔·阿巴斯(al-Malek al-Afz˙al al-‘Abbās b. ‘Ali b. Dā’ud b. Yusof b. ‘Omar b. ‘Ali Dergˉam?al?Din, 1363— 1377年在位)编写了一部词典，收录阿拉伯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突厥语、蒙古语六种不同语言的词汇。这些词汇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在当时的也门，统治者能编写这样一部包含蒙古语词汇的词典，与蒙古帝国的长期影响密不可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也门统治集团的国际视野，这和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是相符的。[40]
《珍珠串》关于中国的第三段记载，涉及一位从事印度洋和远东贸易的巨商。回历703年(1303—1304年，相当于元成宗大德七年至八年)有一位名叫阿卜杜拉·阿齐兹(‘Abdu’l-‘Aziz b. Mansur al-Kelbite)的穆斯林商人从中国来到也门亚丁港。[41]他携带着大量贵重物品，受中国穆斯林的委托，到两座伊斯兰圣城麦加、麦地那进献礼物。这位商人在亚丁安顿下来后，拜见了也门的君主，受到隆重接待。他献上大量金钱和珍贵物品，也门国王回赐他贵重的礼服，让他乘坐备好鞍具的高贵坐骑。国王命令港口的官员们礼遇这位商人，他可以自己决定是继续他的行程还是留在也门。最终他选择了去埃及及其属地。这位从中国来的穆斯林商人携带的物品尤其值得注意，其中包括：300包丝绸，每包重300巴格达磅(rat˙ls);450磅麝香，分装在白镴瓶中；大量的中国瓷器；包括大盘在内的镶嵌黄金的精美玉质器物(jade vessels);大量各种颜色的明矾(alum);众多男女奴隶；5磅重的未经加工的钻石。他携带的物品在亚丁海关估算关税(按十分之一税率征收)高达30万银币。[42]
大商人阿卜杜拉·阿齐兹的资料还散见于马穆鲁克王朝的阿拉伯文文献。他生于叙利亚的阿勒颇，是卡列米(Kārimī)商帮的大商人，卒于回历713年(公元1314年)。[43]卡列米商帮全盛时几乎垄断了印度洋的香料贸易，在也门、埃及、叙利亚等地拥有巨大影响力。在这个商人集团中出现阿卜杜拉·阿齐兹这样的商业巨子是不足为奇的。
阿卜杜拉·阿齐兹携带的很多物品是也门税务手册中没有的。在14世纪，一位佚名的作者编写了一部关于亚丁港征税的书册，其中列有也门进出口货物名称、原产地或运销地、征税的类别、数量。有多种中国商品列在其中，包括大黄、红色线绳、樟脑、纸张、荜澄茄(Piper cubeba)[44],但没有提及阿卜杜拉·阿齐兹所携带的高档物品。据《珍珠串》可知，当时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贸易的商品包括丝绸、麝香、瓷器、明矾、奴隶、珠宝等等。中国的丝绸一直是海外贸易的王牌产品。麝香是广受欢迎的东方香料，以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藏区的麝香最为知名。[45]在也门沿海地区曾发现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残片。《珍珠串》中提到的玉质器物应当是指中国生产的颜色纯净如玉的青瓷、白瓷等。该书特别提到，阿卜杜拉·阿齐兹所带精美器物包括大盘，这种体量很大的瓷盘在考古和传世器物中已得到广泛印证。[46]珠宝往往能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元代很多从事远洋贸易的穆斯林商人经营珠宝贸易，能一本万利，获得丰厚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奴隶也是一种可以买卖或作为礼物馈赠的商品。根据元代文献，常有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贩卖人口，甚至买卖蒙古人。[47]阿卜杜拉·阿齐兹贩卖的奴隶可能是他从中途购买的，但不能排除他从中国带出的可能。《珍珠串》的记述反映出，从事远东贸易的海商掌握着巨大的财富。
除了来往于中国、也门的商人外，还有也门人选择在中国定居，最后终老于此。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着一方阿拉伯文墓志。志石为花岗岩，顶尖和底部残，现高80,宽65,厚13厘米，存五行阴刻阿拉伯文。陈达生的汉译文为：“这是被宽恕的母亲之墓，她已抵达至高无上真主的慈恩之下。她是赛义德·布尔托玛·本·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姆丹尼之女，她卒于……”研究者指出，“赛义德”(Sayyid)是圣裔家族所特有的称号。死者姓哈姆丹尼(Hamdani),即哈姆丹人。哈姆丹是也门一个著名的阿拉伯部落，分布在也门萨那省的北部。可能死者是这个部落的后裔。[48]
15世纪初期，郑和船队的远航把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推向顶峰。尤其是从第四次远航开始，郑和船队每次出航都把西印度洋作为主要目的地。第四次远航于永乐十一年(1413)出发，永乐十四年归国。访问的国家包括阿丹(即亚丁，是也门拉苏勒王朝的代称)。
郑和船队多次到达也门，这在明朝的汉文文献、也门拉苏勒王朝的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记载。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阿拉伯文4609号古抄本经日本学者家岛彦一研究、刊布，早就受到学界的重视。根据这一抄本，回历821年12月(公元1418年1月30日—1419年1月27日，相当于永乐十六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七年正月初二),中国船队抵达亚丁港。同船前来的中国使者给拉苏勒朝国王篾力纳昔尔(al-Malikal?Nās˙ir)带来上好的礼物，包括各种奢侈品、高级金锦织衣服、高级麝香、湿香木、各种中国陶器(原文如此，日语“陶器”兼指瓷器，此处当为“瓷器”之意——引者)等，价值二万米士卡尔(mithqāl)。也门君主篾力纳昔尔下令给中国使者答谢的礼品，包括各种奢侈品、伊夫兰贾港加工的珊瑚树、野牛和野驴等野生动物、驯养的狮子和豹，等等。回历822年2月(公元1419年2月27日—3月27日；永乐十七年二月三日至三月二日),中国使臣和也门大臣一起回亚丁港。家岛彦一指出，也门史料中提到的动物礼品与苏州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神灵应记》记载的阿丹国献麒麟、长角马哈兽大体相同。[49]
也门史料记录中国使者第二次来访是在回历826年(1423年，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使者从亚丁港到塔伊兹城觐见也门国王篾力纳昔尔，带给他上好的礼物，有奢侈品、麝香鹿、麝香[猫]制品、彩色珍珠、中国产香木、高级中国陶器(原文如此——引者)、衣服、坐垫、新奇的蚊帐、高级香木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汉文文献是马欢《瀛涯胜览》“阿丹国”条。[50]
关于明朝使团第三次访问也门，也门史料记载，回历835年6月25日(1432年2月28日；宣德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国使臣带着送给也门君主的礼物抵达。也门国王篾力扎希尔(al-Malikal?Z˙āhir)为了视察中国船只，于回历835年7月10日亲自到亚丁港，在码头停留了三天。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史家马格里兹(al-Maqrīzī)《道程志》记载，这个明朝使团乘两艘大船，先到也门，后进入红海，到吉达港，经马穆鲁克算端允准，在当地进行贸易。他们卖掉了船上的货物，还去了麦加。[51]
在明朝关于也门的汉文史料中，有资料可以和也门史料相对照。宣德八年(1433)闰八月，阿丹国王抹立克那思儿遣使普巴等人到达京师，与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山、佐法儿、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等国的使者一起，在奉天门觐见明宣宗。[52]抹立克那思儿可还原为al-Malikal?Nās˙ir,当即前文提到的拉苏勒朝君主篾力纳昔尔。Malik为常用的阿拉伯语词，意为“君主、国王”,那思儿才是人名。只是这位君主在1424年就已亡故。如果是此人的话，使者普巴等人在路上的时间过长。与宣德八年相当的君主是篾力扎希尔(al-Malikal?Z˙āhir, 1428—1439年在位)。[53]有可能也门的使者仍使用往昔君主的名义奉使。这批使者共四人。明朝政书记录了政府招待他们的饮食标准：“阿丹国，宣德间使臣四人。三日下程一次，羊鹅鸡各一只，米三斗，面十斤，酒五瓶，果子四色，饼二十个，蔬菜厨料。”[54]由于此后明朝废止了大规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也门等国的使者直到英宗正统元年(1436)闰六月才随爪哇使臣郭信等人搭船回国。这是古代中国与也门最后的官方往来。[55]“自后，天朝不复通使，远番贡使亦不至。”[56]
前文提及，曾有一批珍贵的马穆鲁克描金釉彩玻璃器传到中国。分析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汉文史料，我们并未发现也门君主把玻璃器赠送给明朝。如马欢《瀛涯胜览》记载：“其国王进金厢宝带二条、金丝珍珠宝石金冠一顶，并雅姑各样宝石、蛇角二枚，修金叶表文等物进献朝廷。”[57]不过，也门编年史记载拉苏勒国王给明朝的礼物是“各种奢侈品、伊夫兰贾港加工的珊瑚树、野牛和野驴等野生动物、驯养的狮子和豹”。[58]这里提到的“各种奢侈品”中是否包含精致的玻璃器呢?受限于史料，情况难以查考。不过，由于明朝永乐、宣德年间中国与也门存在着直接的、高层次的官方往来，带有拉苏勒王朝纹章的玻璃器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也并非全无可能。
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的国家航海事业迅速衰落。在明朝前期，私人海外贸易受到政府的压制，而明朝中后期虽然海禁有所松动，但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海船没有重回西印度洋。首先，民间海商没有必要承担各种较高的风险去西印度洋进行贸易；其次，欧洲殖民者的东来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海商的活动空间，改变了贸易的方向。明末张燮《东西洋考》“西洋列国”“西洋针路”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大体不出马六甲海峡。59同时代的福建官员何乔远对元明海外贸易的变化做了很有见地的评论：“元三山吴鉴为泉守，偰玉立修《清源续志》。余于友人家仅得其一本，曰《岛夷志》。志所载凡百国，皆通闽中者。”“夫是百国者，盖皆大西洋之国也。于今则大西洋货物尽转移至吕宋，而我往市，以故不复相通如元时矣。”[60]
明朝中期(约16世纪中叶)的航海手册《顺风相送》抄本，虽然仍旧收录了去往阿丹(即亚丁)的针路，[61]但与其说它具有实用意义，还不如将其视为对往昔文本的一种简单沿袭。[62]明末《东西洋航海图》干脆没有画出古里通往阿丹的道路，只在图幅的边缘用文字做了极为粗略的说明。[63]随着远航西洋活动的废止，尤其是相关图文资料的大规模销毁，中国关于西印度洋的认知水平迅速下降。明嘉靖十五年(1536),朝中出现了与也门有关的讨论：
上以造方丘及朝日坛(王)[玉]爵，屡下户部购红、黄二色玉，不得。乃下边臣，于天方国、土鲁番入贡诸夷(永)[求]之，又不得。至是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有时自鸣。请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货往购之，二(王)[玉]将必可得。”部以遣官下番非常例，第(贵)[责]诸抚按，督令文秀仍于边地访求。报可。[64]
清朝史官修《明史》,对所谓阿丹国更是茫然，在《明史》中居然有这样的猜测：“前世梁、隋、唐时，并有丹丹国，或言即其地。”[65]实际上，无论国名的对音还是具体的地理位置，丹丹与阿丹都相差甚远。[66]
八至十五世纪中国与也门的交往，是中国与西印度洋北部地区经贸、政治、文化关系的一个缩影，也部分地反映了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