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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土地和人民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而言，一提起伊朗，可能就会使他想起一个遥远的、狂妄自大的国家。那里居住的人民对宗教有着极大的热情，同样强烈的只有他们对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念的鄙视。他们使用一种起源不明的、被称为现代波斯语的语言。他们准确的种族特征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很难与他们的邻居阿拉伯人区别开来。一提到波斯（Persia)，则会唤起他们对一个古老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的想象。这个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涌现过传奇般的统治者，盛产奢华的地毯、富丽的花园以及甜美迷人的诗歌。虽然伊朗和波斯，特别是伊朗人和波斯人并不是同义词，但是，认识到它们的词义实际上是互相重合的， 它们常被用来指代同一个国家和同一群人，这是很重要的。考虑到人 们对每一个词都已经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而且事实上，连专家们都对该如何准确地使用它们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最好就是把伊朗的含义，作为本书的一个问题首先解释清楚。
“伊朗”这个名字，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被使用了。有一位统治者把自己的帝国称为“伊朗沙赫尔”，而自称为"伊朗的众王之王"这个词语又起源于更古老的词语，这些古老词语，Arya和Airya，更多的是指一群人而不是指某块土地——这个民族自称为“雅利安人” (Aryans, 其含义目前不是很清楚，可能是“血统纯正、高贵或出身高贵”的意思）。在下一章，我们还会更详细地讨论到他们，这里先简要说一 下，雅利安人是印欧民族的一支，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后来逐渐移居到印度和西南亚地区。迁入南亚的这部分后来形成了许多语言与今天所谓的“伊朗语”相似的部落。因此，就其起源来说，伊朗可以被理 解为“雅利安人的土地”之意。这是一块界限一直在变动、难以清楚界定的土地，大多数时间包括从底格里斯河一直延伸到乌浒河甚至更远的地区。
说得更复杂点，这群伊朗雅利安部落中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一支出现在扎格罗斯山脉地区，这个地方被更古老的闪族人(Semitic)称为 “帕拉谢”，可能意为“马的土地”。而这个部落可能因为这个地区而得名。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称这个民族为“波斯人”，并且以“波斯”来称呼他们的故乡和他们建立的帝国。直到20世纪的时候，欧洲人通常仍然把这个国家称为“Persia”，而用“Persian”来称呼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使用的语言。
但在1935年，一位以民族主义而自豪的统治者、礼萨沙?巴列维坚持要求外国政府使用“伊朗”来代替“波斯”，甚至下令邮局不得投递不同印戳的信件。从此之后，“伊朗”作为国名开始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之中流行开来。但在使用意义上，它只代表一个比较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直接历史根源，顶多可以追溯到16世纪。它的得到国际承认的国界线是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条约所确定的，而且对有些地区现在仍然存在争议(最明显的是两伊边界，还有波斯湾之中的某些岛屿）。这个国家现在的特色和政府，仅仅是20年前“伊斯兰革命”的结果。
换言之，过去广义的“伊朗”意为“雅利安人的土地”，而它现在使用的含义更为严格，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和它所占有的地理区域。另一方面，“波斯”最初的含义很狭窄，指的是一个雅利安人的部落群体 “波斯人”的故乡。后来，它开始有了广泛的含义，用来指波斯人统治的所有地区，或者波斯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地区。因此，这个词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政治、种族和文化含义，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词义的区别可能相当大。读者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它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中被使用，才能确切地知道它们此时的含义。一个激烈的争论可能是，英语之中的“Iran”和“Iranian”被用来表示更大的雅利安人群体和他们的土地，而“Persia”则用于表示这个帝国或国家。但是，对于这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伊朗”这个词已经被用得相当广泛,很难被 放弃。它可能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因为“伊朗人”，即这个国家的居民未必都是操波斯语的居民。而在语言学范畴之内，伊朗语通常只能用来表示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族。最后，用“Persian”来指代这个民族国家的官方语言显然好过“Farsi”。坚持使用“Farsi”就如同坚持要用 “Deutsch”来替换“German”，用 “Frangais”替换“French”那样，是种不合时宜、毫无必要的做作。
因此，为了简单方便起见，本书使用“伊朗”来表示这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它之前的许多玫府以及它们所占领的地理区域。“伊朗人”则用来表示这个民族国家的公民（波斯语和非波斯语居民），或者是古代曾经居住在大体相同区域之内的许多民族（再重复一次,尽管他们许多人在种族上并不是真正的伊朗人）。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地理意义上的伊朗又意味着什么，以及地理因素是如何影响当地人类社会发展的。
在阿拉拉特山（Mt. Ararat)以东，阿拉斯河（Aras River)以南的地方（约东经45°、北纬38°)，横跨欧亚大陆的宏伟的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系呈楔形分成了两组山脉。其中一组是厄尔布尔士山脉。它沿着里海南岸向东延伸了约300英里，并顺着一些没有相连的山脉，如科佩特山脉、比纳卢德山脉和哈扎尔马斯杰德山脉（Hazar Masjid),又继续向东延伸了很远，直到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起伏相当大，从低于海平面的里海洼地，突然升高到10000英尺以上。它的最高峰是锥体状的火山达马万德峰(海拔为18 955英尺）。这座山在伊朗文化之中的地位，类似于富士山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另一组山脉是扎格罗斯山脉，它由几条平行的山脉及山谷构成，向东南方向绵延600英里。再加上一些零星的小山脉，这组山脉总体从西北部的乌鲁米耶湖一直延伸到东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而从这里开始，莫克兰山脉（Mokran Mountains)继续又延伸到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第三组山系的形态没那么明显，其中主要包括索尔赫山、加恩山、比尔詹德山和塔夫坦山（Kuh-e Taftan)，它们约略地把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的东端连了起来。因此，这三组山脉围成了一块三角形地带，东西、南北各长约1000英里，西北至东南一线长约1 500英里。这些山脉，都是比较晚近的剧烈地质活动的产物，多呈陡峭的锯齿状，也不乏直插入云的沉积岩暴露层峭壁。整个地区地壳活动依然活跃。因此，地震频繁，破坏性极大。
这块群山环绕的三角形区域,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伊朗高原。这是一块辽阔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3 000英尺。在它的中央有两个巨大的沙漠盆地，即卡维尔盐漠和卢特荒漠，都是过去曾经存在的湖泊干涸后留下的遗迹。在北面的是卡维尔盐漠，它沿东西方向延伸。其地形地势多样，但最突出的特征是里面到处都是“盐漠”，它也因此而得名。盐漠的特征是一片易碎的、厚厚的盐壳覆壳可能是由已经很干燥的大气层中少量水蒸气析出的盐分组成的。这片盐漠地带中最大的一个长约200英里，宽约40英里。在盐漠之中，绝对没有任何动植物可以生存。极其炎热多风的卢特荒漠向东南方向延伸，它比盐漠更干燥，更不稳定。但是，在它的地下有一个很大的浅盐湖(面积约100X15平方英里）。这两个荒漠组成了高原东部最荒凉的地区。俄国著名旅行家尼古拉?哈内科夫考察之后说，戈壁沙漠和它们相比似乎还算是肥沃的。
除了这些巨大的山脉和荒漠之外，今日伊朗境内还有两个相邻的平原。一个是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之间狭长的沿海地带。这个地区有来自厄尔布尔士山脉北麓的丰富雨水。这里由于海拔较低，气候比较温和，在某些地区甚至是亚热带气候。另外一个平原在西南边缘地区，这就是胡齐斯坦平原。它实际上是位于扎格罗斯山脉和波斯湾源头河流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延续部分。平原上有一条大河名叫卡伦河，水利灌溉条件较好。
伊朗三分之二的国土几乎都是荒漠。这与高低不平的地形、浅薄的土壤表层、不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等等有关。但是，最严重的制约因素是缺水。此地年降雨量少于150毫米的地区，可以确定为沙漠地区。降雨量少于100毫米的地区，难以维持植物的生长，实际上是不毛之地。拿这个标准来对照一下伊朗的实际情況，事情就很清楚了 ：这个国家一半地区的降雨量少于必须的最低限度100毫米，只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年降雨量超过200毫米。而且，大部分雨水出现在不合适的季节(如冬季的降雪），或人迹罕至的山区，并且集中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虽然非常缺水，但由于气候、纬度、土壤、地形和水温条件的巨大差别，伊朗的动植物种类却相当丰富，已经确认的植物大约有10 000 种以上，其中许多品种是伊朗独有的。它们包括各种不同的牧草类、紫草科植物、蕨类，直到栎树、榆树、桧属植物和柽柳属植物。伊朗现 在的记载中已经分类的有125种哺乳类动物、491种鸟类、155种淡水鱼、100多种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昆虫类品种数量不明，但人们认为其数量应该相当庞大。像狮子、老虎、豹子、野猪，甚至还有鳄鱼、火烈鸟等等动物居然都是原产自伊朗，这多少让人感到惊讶。
虽然环境在某些方面似乎太过严苛，但按照矿物资源来说，大自然对伊朗又是比较仁慈的。这里有丰富的铁矿、铜矿、铅矿、锌矿，以及其他金属矿藏。有些矿藏从古代就已经被开采。当然，对于现代伊朗来说，最重要的矿藏还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在20世纪，这些资源为这个国家引人注目的经济变化提供了帮助。它们目前的储藏量不太清楚。根据政府宣布的可开采储量，石油超过900亿桶、天然气大约有14万亿立方米。这些资源的开采，不仅构成当今伊朗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而且占该国出口总值的80%以上和政府税收的绝大部分。
对于一位旅行者而言，他对伊朗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也许就是它怎么那么大。这种感觉随着崎岖不平的土地和交通运输的困难而增强。按照其现在的边界，伊朗的面积有164. 8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十六大国。这个国家的面积大于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和意大利面积之和。伊朗比阿拉斯加更大，也大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
扎格罗斯山脉和厄尔布尔士山脉可通行的山口很少，而且一般都在高海拔地区，因此它们成了人类迁徙活动的可怕障碍。沙漠地区大多荒无人烟，而且它们在近代之前实际上是不可通行的。粗心的旅行者行走在盐漠之上可能会踏破盐盖而被冲走，或者掉入咸泥潭的底部。水路运输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全国只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卡伦河， 而且它只有约100英里可以通航。在机械化运输之前的年代，利用传统方式从伊朗北部到波斯湾旅行，几乎要花两个月时间。如果从东到西穿过伊朗高原，则要花六个月时间。技术、经济、政治和地理因素阻碍了运输系统的发展。即使是经过广泛的、近代化的改良之后，要前往许多地区仍然很不容易。虽然另一个高原国家西班牙的面积只有伊朗面积的1/3,它却有比伊朗长两倍的铁路和公路（三倍的铺设路面）。法国的铁路系统大约是它的五倍多，公路系统是它的十倍多。从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导演的《生活仅此而已》（描述了一位试图开车从德黑兰前往里海省一个城镇的男子遇到的各种麻烦)这类影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即使是在今天，想到伊朗的某些地方去依然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政治统一、中央集权和文化认同，自古以来一直就很难维持。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地方势力一直非常强大。最严重和最顽固的分裂势力要数西部地区，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相互影响的地区；以及东北部，这个地区毗邻中亚，是重要的边境地区。
除去东、西伊朗地区间有亲缘关系但又各不相同的传统的影响，在上述里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之外，还有一些局部地区和省份也各有其鲜明特色。
伊朗三角地形的西北角是阿塞拜疆省（它与北方新出现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相邻，但不要将二者搞混了）。这个省土地比较肥沃，大平原和河谷众多。它是进入伊朗高原地区的主要通道，又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整个地区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区认同感，经常出现分裂主义运动或要求建立自治政府。
里海地区的吉兰、马赞达兰和戈尔甘省与该国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厄尔布尔士山脉森林繁茂，里海岸适宜种植各种农作物，如水稻、茶叶、柑橘和棉花。里海还盛产鱼类和鱼子酱。直到近几年，整个地区仍然相对偏远，只有一个险要的山隘进出伊朗高原。因此这个地区人口稠密，但几乎在从语言到住房的式样等一切方面都不同于高原地区。
东北部的呼罗珊省有许多河流与绿洲。这使它成了一个农业中心。这里群山绵亘，有时山脉比较高，但相距较远，便于通行。因此，这里成了新的民族进入伊朗的主要通道，也是伊朗防御外敌入侵的中心。无论从本义或引申义来说，它都代表了伊朗的东部边界线。
西南部的法尔斯省(严格意义上的波斯）曾经是古代波斯人的故乡和波斯帝国的中心。它大概拥有全伊朗最良好的气候和最迷人的景色。虽然它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降低，但现在仍然是波斯文化传统最强大的中心。
东南部的克尔曼、锡斯坦、莫克兰和俾路支省属于最偏远、最贫穷、最不发达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但在古代，锡斯坦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文化中心。这个省非常炎热，常常遭受可怕的十二级台风袭击，境内有一条重要的河流赫尔曼德河与一个多沼泽的淡水湖哈蒙湖，使农业活动成为可能。
胡齐斯坦省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延伸部分，曾经孕育了伊朗最古老的文化。这里有着不同种族的居民，其中包括许多阿拉伯人。在今天，由于它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当然成了最重要的地区。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伊朗的城市面貌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政府所在地往往会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大都会。德黑兰曾经是一个村庄，18世纪末成为都城，并逐步发展成为今日伊朗最大的城市，1997年其人口估计超过800万人。大不里士是从前的都城和阿塞拜疆省的省会，在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德黑兰。历史上，在环中央沙漠地带和东西南北贸易要道两旁，曾经兴起过许多重要的城市。这些城市包括伊朗中部地区建筑艺术的瑰宝伊斯法罕和亚兹德；法尔斯省的常被人与夜莺和诗人联系在一起的童话般的城市设拉子；东南部地区的克尔曼、呼罗珊省著名的宗教圣地马什哈德和扎格罗斯山脉中段的哈马丹。另两个有些偏远但很重要的省会中心是吉兰的拉什特和胡齐斯坦的阿瓦士。
地理环境的制约对伊朗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深远。在伊朗，凡是降雨量充沛或勉强够用的地方,就有许多肥美的河谷与草地，适于食草动物生长。由于天然植物稀少，很难长期在一个地区放牧牲畜，因此游牧生活就成了这个地区人类最繁荣、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经济活动。这种生活经常处于“垂直的”变迁之中，因为人类和牲畜经常要从冬季的低地迁往夏季的高原牧场。牧民们饲养的畜群不但提供了食物，而且为工匠制作地毯、毛毡、帐篷之类的物品提供了原料。游牧者一般组成大规模的部落联盟，以便控制放牧牲畜所需要的大片地区。
纵观伊朗历史，游牧部落一直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放牧牲畜、打猎、驱逐入侵者、领导迁徙活动、维持部落成员的纪律、保卫土地和牲畜免遭对手侵害，这些游牧所必需的技巧稍作修改，就能很轻易地转而用于军事目的。通常的情况是，部落为这个国家提供士兵和统治者，提供大多数王朝的权力基础。部落也拒不纳税，破坏这个国家大多数地区的安宁。即使在20世纪之初，土库曼人部落还因掠卖伊朗农民为奴隶而臭名远扬。其他部落则拦截旅行者，抢夺他们的财物。在现代最著名的部落之中，许多是北方的土库曼人部落，如阿夫沙尔、卡扎尔、约穆特、戈克伦等等，以及法尔斯省的巴赫蒂亚里部落、马马萨尼部落和卡什加部落。其他地区还有许多的库尔德部落、卢尔部落和俾路支部落。
各个政府一旦建立之后，就必须继续谋求获得友好部落的支持，竭力以战争、驱逐和强制定居来控制敌对部落。20世纪之初，大约有1/4 的人口是部落居民。他们是伊朗政治事务中的一股强大势力。但是到了 20世纪30年代，随着机械化部队出现，国家全面粉碎部落武装并强制部落居民定居。这些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部落今日无论在伊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都不再是一股重要的势力。今天游牧居民只占伊朗人口的5%不到。
在历史上，与邻近的、拥有大河提供水源的美索不达米亚相比，伊朗高原的干旱贫瘠阻碍了其农业的发展。但在某个不确定时期出现了生产技术的改进，使伊朗农业超出少数绿洲、河流和对于农业来说雨水充沛的地区发展成为可能。这就是被称为暗渠（坎儿井）的地下水渠。暗渠利用高原盆地天然斜坡的有利条件。在山脚下，人们可以打一眼井，寻找大概是由融化后渗入地下的雪水提供的水源，然后通过地下水渠将许多水井连在一起，在适于农业的地区形成一个水资源分配系统。它可以维持、解决一个或许多村庄的灌溉需求。当然，斜坡必须细心管理， 以防受到侵蚀。水井和井下通道的建造必须经过精心测量，还要经常 进行维修，以防它们坍塌。在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种独创的水利系统具有许多优点。由于水渠位于地下，水分蒸发的损失被减少到最低限度。重力提供了推动渠水的动力，由于竖井数量众多，因此这种挖掘起来很需要技巧的地下水渠每一段都不会太长，这使得每一段维修起来也更加方便(这还使暗渠有了与众不同的特殊面貌，从空中俯视，这些水井和周围挖出的泥土好像是月球上一行一行的环形小坑）。几个世纪以来逐渐修建起来的暗渠，已经累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渠系统。据估计，伊朗现有的暗渠系统总长度（包括地下通道和竖井)超过了 30万公里(大致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也让我们对暗渠所花费金钱和人力的巨大投资有了某种概念。
在暗渠周边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具有许多独特之处。历史学家A. K. S.兰布顿曾对此进行了经典的研究。农业部门需要由五部分组成：土地、用水、种子、耕作所需要的畜力和人力。每个要素的所有权都占有收成的相应的一股。而占统治地位的、居住在城镇的地主占有辽阔的土地、控制着资金、拥有可以提供用水的暗渠，他们还可以提供农作物的种子。土地通常被分成支离破碎的小块，每块耕地的产量都不太高。请求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通常没有役畜，必须向别人租用。这种制度的社会后果是残酷的。农民只能够得到他们所耕种的少量耕地上出产的、即使在当时产量也不太高的一小部分产品。同时，大量耕地上的产品大多归地主们所有。这群社会经济精英通常被称为“一千个家族”，他们是真正拥有和控制这个国家的人。
占伊朗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个世纪以来其生活是如此难以置信的艰苦，并且实际上毫无改善。他们散居在许多偏僻的、通常是孤零零的小村庄之中。这些村庄的居民人数一般在500—1 000人之间。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挣扎在生存线上，不得不忍受恶劣的气候、天灾、各种虫害、野兽，还有缺水以及游牧部落的侵略者、贪心的地主、无情的税务人员带来的苦难。农民们艰辛地维持着他们贫困的生活，这一切在历史的洪流中几乎根本就看不见。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努力对伊朗高原的生活和文明而言,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代伊朗，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虽然不像游牧部落那样急剧地降低，但已经是不可逆转地在持续降低。新的共和国政府已经把复兴农业作为其经济的主导政策之一。其原因部分是出于需要，部分是由于农村社区更有助于提倡政府所选择的传统社会价值（也有可能是因为宗教领袖都是大地主）。伊朗几乎有一半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总的来说，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改善。同时，在土地改革、耕作技术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已经耕种的土地总量也正在接近其实际的极限（25%可耕地，其中15%为随时可以使用的土地）。农业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伊朗也是某些农作物，如开心果、杏子、椰枣、葡萄干、柑橘类(酸橙、橙子和红橘)和其他水果的主要生产国。
但是，当代伊朗农业也呈现出某些不好的发展趋势。农业的发展不能与人口增长保持齐头并进。国家只能满足本国食品需求的75%。近年来，暗渠系统越来越得不到重视，懂得如何修建和维修暗渠系统的人也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有了丰富的能源和机械设备，使得打深水井和大面积抽水灌溉变得更为方便的缘故。这种做法对环境的长期影响将是极端不利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伊朗的城市和城市生活。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它们是重要的，但却很容易夸大其重要性，特别是在前现代化时期。确实，直到1940年，仅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人口超过5 000人 的地方不超过200个）。从各个方面来说，地理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地区。因为城市不仅需要大片的农村土地来满足它的需求，而且需要大量的、可靠的水资源。根据伊朗的情况，这意味着城市必然聚集在沿扎格罗斯山脉东西两侧，或沿厄尔布尔士山脉南北两侧的狭窄地区之中。这就使利用地理优势进行防御的企图难以实现。许多城市通常位于开阔地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古代的城市一般都有城墙保护，晚上关闭城门，这就使城市具有要塞的特点。
人们常说，从地理位置上看，作为近东、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通枢纽，伊朗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有非常重要的商业贸易潜力。但实际上，沿伊朗高原的边缘行走，要比横跨这片高原地区便利得多。因此在历史上，伊朗往往被孤立于许多重要的国际贸易商路之外，并未参与其中。于是，在伊朗，长距离贸易并不能成为城市经济的基础，其作用非常有限，而且没有办法持续。这使得伊朗大多数城市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作为地区性市场和地方手工业产品中心的较大村镇而已。真正发展起来的大城市，要不就是政治上的首都，要不就是军事、行政中心。这种政治军事意义再加上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本就容易受到攻击，使它们与生倶来就不稳定——只有少数几个城市长期、持久地保持着重要的地位。
最近50年间，伊朗的城市经济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在，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大城市越来越多; 城市人口比过去更年轻、更有文化、更富裕。现在，工业和服务业经济部门已经超过了农业部门。所有这一切变化，都应当归功于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因素，这就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它所创造的财富。
在今天的伊朗，语言、宗教、民族和其他许多因素都是身份的重要方面。这个国家的居民被称为伊朗人，但这只是指他们是伊朗的政治公民，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种族上都属于伊朗人种。从语言学角度划分， 这里有三个主要的群体：伊朗语居民、突厥语居民和闪族语居民。
语族上的伊朗人，指的是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下这个分支语族中的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居民。在这些语言之中，最重要的是波斯语，它是今日伊朗绝大多数居民通晓的语言，也是差不多半数以上居民的母语。它是一种语法简单、文字优美的语言，语调和词义丰富。现代波斯语形成于10世纪的中亚地区，它是阿拉伯语词汇、语句和钵罗钵语即中古波斯语（由古代波斯语，即伊朗第一帝国的语言衍生而来）的混合物。库尔德人的各种方言,是这个语族之中的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库尔德人聚居在扎格罗斯山脉中部地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足10%。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并且经常为自治权而战。俾路支语是伊朗西南部最流行的语言。卢尔语是伊朗南部某些部落使用的语言。在伊朗，还有一支印欧语系民族，即人口较少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可能也包括在这个范畴之中。必须指出的是，在伊朗各地还发现了许多小方言，农村和城市居民在发音方面有许多明显的区别等等。
突厥语民族开始来到伊朗边境地区是在6世纪的时候。到10世纪的时候，已有相当多人进入了伊朗。大量突厥人来到这里，是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后。他们大多为游牧部落居民，是被伊朗北部的牧场，特别是今阿塞拜疆省一带的牧场吸引而来;其中有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即卡什加部落定居在了法尔斯省。伊朗至少有27%的人口使用某种突厥语方言。
尽管阿拉伯人在7世纪时征服了伊朗，或许还在伊朗西部、呼罗珊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大规模定居过。但是，现在发现在那里土生土长的阿拉伯语居民很少。绝大部分阿拉伯人居住在胡齐斯坦省，人数大约有50万。在伊朗，还居住着一些亚述人，主要在乌鲁米耶湖周边地区。
伊朗全国居民的宗教面貌同样也是复杂的。初看起来，大家好像都一样，99%的居民是穆斯林。但是，他们分成了两个大的伊斯兰教派：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约占89%)和逊尼派（占10%)。剩下的少数教派有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巴哈教（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宗教特别重要，它们实际上是在伊朗发展起来的，而不是舶来品）。宗教信仰与使用何种语言并不相应：一位说波斯语的人很可能是犹太教徒或琐罗亚斯德教徒，而不是穆斯林；一位库尔德人可能是什叶派或逊尼派教徒。在许多时候，个人的教派归属可能比语言更为重要。在其他时候，语言的一致性又占据着主导地位。伊朗统治者和政府经常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让这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认同依据从属于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大前提之下。
正如先前所指出的，伊朗全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初期，全国人口仅有600万。在更早时期较好的政治环境下，人口无疑更多些，但其极限实际上可能也不过是 1000万或1 100万。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只有不到2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文盲、贫困充斥全国。而在1976年的时候，全国人口已经超过3 300万，大约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在20 世纪最后20年之中，全国人口几乎翻了一倍，足足超过了 6 000万。
而且，现在人们集中居住在城市之中（大约占总人口的60%：同时，全国人口变得更年轻(几乎有一半人年龄在15岁以下），更多人识文断字(从1956年的15%到1997年的72%)。这种急剧变化的后果很难预料。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全国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即使是获得了最高的产量）。21世纪伊朗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毫无疑问将是如何养活这些人口，尤其是石油资源逐步消耗之时。
在伊朗，君主制和王朝统治作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已经2 000多年 了。有人计算过，伊朗曾经有过46个王朝、400多位君主。当然，其中既包括那些优秀的、强大的、著名的统治者，也包括那些邪恶的、软弱的、默默无闻的统治者。还有些人是非伊朗语居民，或者是外来的征服者。他们曾用过的称号有沙(Shah)、沙汗沙、帕底沙、马利克（Malek)、 埃米尔(Amir)以及苏丹(Sultan)等等，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他们都是君主，他们都坚持(或被认为反对）一种利用根深蒂固的服从并尊崇权威的意识来施行的老练的王权理论和正义统治。
1979年，随着“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和新宪法通过，长期的君主制传统已经被切断，并且很可能就此结束。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宣言和政府的施政纲领，这部宪法是一部涉及从外交政策到历法等等许多方面、冗长而又复杂的文件。总的来说，它企图以革命缔造者阿亚图拉(Ayatollah)鲁霍拉?霍梅尼的思想使这个国家彻底地伊斯兰化。宪法除体现出他认为需要一位最高宗教领袖的思想之外，还界定了多个复杂而不明确的权力中心。它保留了从前的宪法确定要建立的、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宪法规定民选总统可以任命总理和内阁，但必须经议会批准。而且,它还建立了“监护委员会”，由12名指定人员组成，其中 6人是宗教学者，6人是法学家。他们有权确定所有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资格、解释宪法、否决议会通过的任何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法律。宪法进一步强调“绝对权力属于真主”，企图消除宗教与世俗生活的一切区别。实际上也就是说，最终的权力属于法基赫、即最高的宗教法学者，他是“勇敢的、足智多谋的、有能力的、得到大多数人民公认并且被接受为领袖的人”，或者是由3—5名高级宗教权威组成的一个“领袖委员会”。法基赫有权指挥军队，任命最高司法官员，确认或者罢免总统。从技术上来说，法基赫和领袖委员会必须由一个“专家委员会”来选举。当然，这个机构直接属于霍梅尼指挥。
因此，这部宪法一出现，社会学家赛义德?埃米尔?阿琼曼德就批评说，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只不过是“用缠头取代了皇冠”，用宗教专制君主阿亚图拉霍梅尼取代了国王。但不久之后，宪法确定建立的各种机构就开始各自为政,法条中模糊不清的说法实际上就注定了各种机构之间会互相冲突。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后，专家委员会有点儿踌躇地选举了前总统、地位不大高的法学家阿里?哈梅内伊为新的法基赫。随后不久，宪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总理的职务，并将其权力交给总统。因此，它在理论上加强了总统的权力。最后，又建立了另一个权力中心 “应急委员会”（决定国家最高利益委员会），以调解议会、总统和监护委员会之间经常出现的冲突。
自从霍梅尼去世之后，新的政治张力开始在法基赫(他自称继承了霍梅尼的权力，但缺乏霍梅尼的魅力）和权力已经扩大并且得到广泛支持的总统之间逐渐形成。自1997年选举之后，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在这次选举之中，宗教当局确定参加选举的候选人遭到失败，而明显属于温和派的局外人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哈塔米（当选时宗教称号为霍贾特伊斯兰）取得了胜利。尽管法律迟迟未正式认可政党的存在，但政治团体和党派别仍然很多，互相之间在议会、政府和公共场所斗得难分难解。目前局势尚未明朗，仍然存在种种猜测和变数。在整个伊朗，各种的争论无疑为政治生活增添了活力，并且，它至少为从个人独裁或寡头神权政体过渡到虽然是怪异的、但可行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关于“民族特性”的一般理论往往价值有限，甚至很危险，会误导人。在对待像伊朗这样一种微妙而又复杂的文化时尤其如此。几个世纪以来，它既让人着迷，又让人厌恶；既令人赞叹，又使人沮丧；既使人难忘，又使人烦恼。例如，19世纪时前往伊朗的旅行者，常常会说那里的人民特别好客、礼貌、仁慈、健谈、理智与和蔼。但也肯定会说他们自以为是、虚伪、傲慢、欺诈、腐败、自我欣赏、完全只关心个人利益。例如，1882年弗雷德里克?肖伯尔曾经赞扬伊朗人“有教养、值得尊敬、有责任感”，但又指责他们“穷奢极欲”和“可 憎”的道德品质。同样一种文化，怎么会引起如此互相矛盾的反应呢？
很多认为伊朗人好或不好的看法其实往往是因为误解才产生的。对这个国家最有洞察力的观察家、英国学者爱德华·E.布朗给我们举了一个这种误解的经典例子。一位比利时采矿工程师告诉他，伊朗人没有“一种让人钦佩的品质”，“因为当他们想要发誓表示支持一种观点的时候，他们说的是‘ Bi-jani-aziz-I khudat ’（以你珍贵的生命起誓)， 或者是‘Bi-marg-i-shuma’（以你的死亡起誓）。即假如我撒了谎，你就必将死亡”。布朗认为，他其实理解错了。这实际上只是出于自谦而使用的一种常见的修辞表达方式，其前提是发誓人认为自己的生命与朋友或合伙人的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对于伊朗文化渊源具有基本的了解，对理解伊朗历史是必须的。伊朗文化的某些方面经常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反复地提到，我们有必要在此作些必要的点评。对于伊朗民族特性表面上看似乎互相矛盾的因素，爱丁堡大学波斯语教授L. P.埃尔韦尔-萨顿可以说作出了最简明扼要、又令人信服的解释：
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心甘情愿地接受权威形成了对比。狂热行为和狂热主义倾向（特别是对宗教事务）与消极主义和消极行为， 与接受天命论和压抑真实情感纠缠在一起。伊朗人对于新奇的东西有强烈的兴趣，具有良好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不过，他们又是怀疑论者，他们有强烈的幽默感，不相信吹牛和浮夸。他们以有教养、好客和谈吐有礼（塔洛夫）而闻名于世。但是，他们可能又很固执，对批评很敏感，在事关自己的尊严时容易发怒。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是工作努力而高效的人，但他们的拖拉和磨蹭也是有名的。深沉的爱国之情与对外来影响的猜疑结合在一起。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某些人卑躬屈膝、迎合外国人的利益。
在这方面，这些观察都是正确的，其中某些似乎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根源，另外一些则是比较现代的产物。
首先,他们像世界各地许多传统社会一样，习惯于依靠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办事，而不是依靠非私人关系的公正制度办事。这种关系的主体，也是伊朗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家庭。在公元前5世纪，一向睿智的希腊文化史学者希罗多德指出，伊朗人妻妾成群。而且，“在军队之中，男子汉优秀气概的最好证据，除了英勇善战之外，便是儿子众多”。他的观感——以及其中暗示出的伊朗社会的父权制和妇女地位低下，至少仍相当符合上层人士的家庭现状。由于实行一夫多妻制和多次结婚，势力强大的家庭通常是大家庭，大家庭通常也是势力强大的家庭。最著名、而且也是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19世纪初期的统治者法塔赫-阿里沙。他有大约1000位妻妾，不下260名子女。
但是，伊朗人的家庭并不仅仅包括一位父亲、他的许多妻子和子女。它可能还包括家庭之中的仆人、家臣、血缘关系亲近和疏远的亲属，以及与其他家庭通过法定的婚姻联盟而形成的姻亲。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与朋友、合伙人之间的“社交圈”(一个人通常聚会的“小圈子”）。只要有可能，伊朗人宁愿在自己熟悉的私人关系网之中活动，而不愿意与陌生人打交道。即使在今天，一个伊朗人即使能轻而易举地雇佣到一名更优秀或更廉价的、但不熟悉的劳动者，他还是愿意雇佣亲属或熟人工作。这种社会关系网被伊朗人称为“走后门”或“利用人缘”，它对捞取各种好处、进入名牌学校、寻找工作等等，都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在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之中，这种家庭的、私人的关系可能很难觉察 出来，但它确实是重要的因素。试举一例来说，近代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他将是本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父亲出身于一个势力强大的、富裕的大官僚家庭——阿什提亚尼家庭，这个家庭曾经出了几位大官和政治人物。他的母亲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统治伊朗的王室之中一位最富裕、最有势力的亲王的妹妹。他自己结婚之后成了德黑兰最重要宗教领袖家庭的成员。摩萨台获得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要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和能力，但是，他的家庭关系对于保障这种地位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希罗多德接着说，两个伊朗人在街上见面时，只要观察他们互致问候的情况就可以确定他们的级别高低。虽然具体的问候内容可能已经发生改变，但是这种规矩却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一个受到个人关系强烈影响的社会之中，社会地位是极端重要的。在伊朗，言行举止各个方面实际上都要根据个人相对的社会地位来定。随之而来的是，确定社会地位并依此行事也是非同小可的问题。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维多利亚时代旅行家埃拉?赛克斯觉得“普通伊朗人认为的交谈就是打听某人的家产值多少钱，还有某人的私事，如收入、年龄和社会地位等等”。这也是今天人们为什么会因伊朗的出租车司机直 言不讳地打听他们是做什么的、挣多少钱等问题感到大吃一惊。用来描绘社会地位相同或者不同的个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最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来说，就是有教养的、或者懂得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如何行事。它可能包括一些复杂的互致问候的方式，从关心某人的健康到慷慨赠送礼物(有些可以直接从表面理解，但有些则可能别有深意)等等。伊朗人非常敏感地认识到这些交流方式的内在含义，而外国人则往往不能理解，而且常常因为言行不慎而糊里糊涂地丢尽脸面。例如，他在访问一位熟人的家庭的时候夸奖了一幅地毯，主人立即把地毯作为“礼物”送给他，而他又接受了这幅地毯(如果他没有拿一件等价的物品作为回礼，这就是侮辱加损害）。顺便说一下，仪式化的交换礼品，已经成了上下级之间加强联系最典型的方式。
希罗多德还说,没有一个国家像波斯一样乐于接受外国的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比说谎更丢脸了。在他那个时代，这些言论确实有些是真的。但在今天，它们可能就值得怀疑了。伊朗人确实表现了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超凡能力，“反对谎言”则是伊朗古代宗教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历史经验已经与这种观念发生了冲突。作为单独的个人、整个社区的居民和一个民族，伊朗人可能已经深刻地感到困难重重。除了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谋生的困难，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凌辱，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还频繁遭受着外来进攻和侵略。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身处敌对势力压迫之下的感觉和摆脱敌人 压迫的相应要求，社会生活因此而重构。许多观察家常常强调伊朗人多疑的特点和对外来势力的抵触情绪，还有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真正的意图而故意制造重重假象。正如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早已指出的那样,传统的伊朗住宅分成一个内部区域（anderun），是家庭成员或至少是家长可以在这里随便一点、举止放松一点的地方;还有 一个外部区域(birun），这是和外人进行交流的区域。在此处的行为举止则需要遵循taarof的准则。与之相应的是，伊朗人一般把举止分为隐秘的、内在的意图（the baten, 这是被掩饰的部分）和它的外表（the zaher, 这部分真正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于它们看起来似乎在表达的意思）。用来保护自己和达到自己目的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塔基亚 (本意为“伪装”，最早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隐瞒自己真正宗教信仰的惯用方法）和泽朗吉（本意为“灵活，隐瞒自己意图以达到目的的艺术”）。既然他们的文化立场是这样的，那伊朗人生活中喜欢耍点诈，而偶尔来到伊朗的旅行家有时会觉得伊朗人“肤浅”、“虚伪”、“不正”和 “惧外”，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伊朗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具有深厚的感情。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对这块土地真切的依恋中，而不论这块土地在其他人的眼中是如何荒凉、贫瘠。这种感情反映在把伊朗赞美为世上最美好地方的古代宗教文献和史诗传说之中；反映在赞美这个国家自然风光优美的诗歌中；反映在记录和描绘了这个地区以及各城镇和各省情况的文献中；反映在伊朗人对户外休闲和郊游的渴望中。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在古代君王重要的铭文之中，还是在比较近代的政治观点之中，这种感情都是真实的。伊朗人维护自己的群体认同和独立的努力，将是下面几章的主题。
——[美]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第一章 伊朗的土地与人民
原作名: The History of Iran
作者: [美] 埃尔顿·丹尼尔 译者: 李铁匠
内容简介 · · · · · ·
伊朗有近3000年的历史。它也是世界上一种极为丰富、复杂的文化的摇篮。要想在一本书甚至几本书中把这样一个对象研究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上，伊朗历史的所有领域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很难拿到。英语世界对伊朗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存在着许多争议和学术方面的讨论。比如，在用英语翻译或音译名称与专业术语的时候，就存在着许多问题。详细的编年顺序和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都难以确定。在很多情况下，研究只能说明发生过什么，但至于它们为什么发生，则只能是猜测了，这是因为有关事件参与者的动机和意图的资料太少了。
目录 · · · · · ·
前言
历史事件纪年表
第一章 伊朗的土地和人民
第二章 古代的伊朗
第三章 从安息人到蒙古人
第四章 近代早期的伊朗
第五章 从桑德王朝到卡扎尔王朝
第六章 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七章 穆罕默德-礼萨沙
第八章 霍梅尼与伊斯兰革命
第九章 霍梅尼时代
第十章 重建时代
第十一章 当代伊朗
附录1 重要历史人物介绍
附录2 术语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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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伊朗研究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