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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当代政治纷争中塑造民族身份
引言
在伊朗现代史上，通过政府的行动和(或)政治动员、政治斗争来塑造和重塑国家身份，一直都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这种说法，也许毫不夸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在重塑“民族”形象(national selves)方面，若论创造力，伊朗民众及其政治领袖并不比其他国家多或少。不过，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要么通过外界的创造，要么通过自己的创造，伊朗人得到更多的机会，去用夸夸其谈或一分为二的方式重塑自我，因此，他们精力十足地不断摇摆于各种极端之间——富有争议的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伊斯兰之前的想象与伊斯兰教想象、狂热的反帝国主义与在全球潮流中的“拿来主义”。
有些人认为，摩尼教的百年征战导致人们身心疲惫。伊朗希望借助年轻人的能量，试图再次超越矛盾的身份，并通过宪政的庇护，使这些迄今相互冲突的身份能够同生共栖，彼此增强。然而，很多伊朗人对于改革进程心灰意冷，他们准备收拾行囊，在小家与小我之中寻求慰藉。《东方报》(Sharq )上的一篇社论竟然鼓动人们不仅要反对政治领导及其奋发向上的思想，而且还要抵制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
于是，一方面，政治领导人以英雄自居，竭力排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并逐渐培养对渐进主义（伊朗总统哈塔米的方式）的尊重，但这些行为却明显遭到鄙视；另一方面，他们用近乎机械的方式，打造两面神般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是居鲁士大帝的子孙，另一方面是穆罕默德（希林·伊巴迪，自信地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后代，看起来这与其说有可能性，不如说是陈词滥调。的确如此! “挪威的那帮乐观的全球政治道德守护者”宣称，一个人可以是穆斯林，也可以是民主派，仍可以是获得解放的妇女，还可以是自豪的伊朗人，怀揣伊斯兰之前的波斯遗产，同时能与世界和平相处。可作为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会相信这个魔咒般的说法吗? 有这么一个政体，它的再生能力似乎是通过习惯性的自残，拿掉自身的关键部位。那么这样的政体是不是该完蛋了呢? 抑或伊朗人是否又错过了一个靠讲故事、玩叙事来让自己整体感觉良好的机会? 难道伊朗人的故事和命运就是两种极端的相互拉扯吗?
近来，有人试图逐步创造一个以领土为基础且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公民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假定有一个领土自足的国家，一个有一整套制度所界定的国家，大家公平地，如果说不是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在这个家庭里，声音众多，有时还吵吵闹闹，甚或相互抵牾，不过，人们却把这里看作是一家人。对此，本文试图追根溯源，厘清方向，并针对上述问题加以详论。
本文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为了追求政治的稳定和民众的合法性，我们讲述了关于我们自己及民族的故事。第一，本文假设理解这些故事和叙事非常重要，这没有什么争议。我的推测是，如果没有一个叙事将社会的所有部门联系（至少是松散地）起来，成就一部大家都能接受的近代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凝聚力及稳定性将只能是遥远的愿望；第二，本文赞成要理解两组相互联系的故事，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面对神权/专制统治与民主/混乱之间、伊朗与外部世界关系之间的张力时，这些故事一直在伊朗政治中发挥根本作用，而且与伊朗政治盘根错节。几十年前伊朗所经历的这场革命的性质重申了这两组故事。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故事展现自己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在过去的一年中，在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的背景之下，伊朗展开了更加有限的技术研讨——即伊朗是否应该签署“93+2”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在过去几年中，民主与专制统治在发展双方恰当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点燃了历次未经选举之制度与选举制度之间的冲突。
百年来，伊朗爆发了两次革命，终结了两个王朝，流放了几个国王，数次动员了民众，几度努力去建立恒久的议会民主制，遭受了两轮国际制裁，国土被外国占领，却没有沦为殖民地。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长期以来，伊朗人一直忙于解决这两组问题，并想方设法顺利地或漂亮地解决民主和国家主权的大问题。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伊朗局势动荡不安，但是这些重大事件却迟迟没有解决关键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第三点也即最后一点是，我们应该把过去十年伊朗的政治纷争视为解决这两组问题所致的张力之又一次尝试，也是用包括渐进主义在内的不同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这两组问题与民族身份认同这个问题又盘根错节。
政治实体相互之间要提出公开要求，或者对总的政体要提出要求，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谁?” “我们是什么?” “他们是谁?” 对于这三个问题，要形成集体的答案，我们必须考察现代伊朗政治纷争的几个阶段，即宪政时代、二战刚结束时期、1979年前后，因为这几个阶段是形成答案的关键。没有理由认为最近这个政治高度纷争的阶段有什么不同。一个世纪以来，在伊朗革命（瞬时极端）的时代背景下，渐进改革（适度）的确抓住了大众和中坚分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它左右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为伊朗民族身份问题提出一些设想。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到伊朗社会的短期特性。正如霍马·卡图简精辟总结的那样，这个社会的“连续性和变更都是短期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建立不可侵犯的法律体系，从而使长期的持续发展无法得到保证”。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观点暗含着伊朗民族身份认同的剧烈摇摆。如果历史的确是 “一系列难以产生累计变化却又相互联系的短跑”, 那么，在短时期内民族身份认同连续发生剧烈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文旨在探索人们对伊朗历史的意识，为发展稳定的（如果不是坚定的）民族身份认同所提供的可能性，这种意识不仅卡图简的文章含蓄提到，而且当代渐进主义的文章也曾或含蓄或明确地提到。
在本文接下来部分中，我们主要根据三个散乱无章的转变，来探讨这些可能性：(1)民族问题转变为族群挑战；(2)伊斯兰/前伊斯兰二分法转变为人民主权论和家长制专制统治冲突；(3)伊朗透过世界认识自己方式的转变。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全国性声明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主要强调以下两点：(1)世界人口划分，应该按照历史上形成的、相互联系的、具有凝聚力的，且相对同类的民族来划分；(2)民族与国家应该大体对应，反之亦然。蒂利同样强调政治抵牾的重要性，强调他所谓民族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斗争细节的创造、部署和改变。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共同获得了身份。对于具有伊朗民族主义情结的学生来说，这样的主张也不足为奇。伊朗人有许多重叠而又不同的民族身份，包括语言学的、地域的、族群的和宗教的。菲茹泽赫·卡尚尼-萨比特(Firouzeh Kashani-Sabet)指出，伊朗人在争取民族身份认同的斗争中，对于民族主义中既互补又竞争的成分各有侧重，因而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伊朗斗争独一无二的风格。换句话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伊朗政治不仅纷争不断，而且这些纷争也导致了伊朗人民对民族身份认同做出了鲜明的选择，并产生激烈的波动。如果在某个时期界定现代伊朗人的主要特征是语言，那么，在另一个时刻，这种主要标志又变成了宗教。斗争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伊朗人在所谓国家项目取得成功的那些领域，比如，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伊朗在2004年自信满满地将自己描绘成领土完整的单一民族国家，并坚信伊朗民族主义最持久的主题——领土完整。与很多国家一样，伊朗民族主义的首要动力来自于对爱国主义的向往及对领土沦丧的哀痛，从这一点看，伊朗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当伊朗在领土和自然资源方面面对外国的挑战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发了民粹激进主义和国家导向的政策，确保这片领土“从今往后”都叫做“伊朗”,并用激情来捍卫领土完整。伊朗对目前的国土版图（呈坐姿的猫）十分满意，这种满足感使斗争成为确定伊朗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它为伊朗政府提出了最重要的任务——捍卫伊朗领土完整。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加上国际主义主张，暂时搁置了这个构想。当然，随着伊拉克入侵伊朗，伊朗立刻将保卫伊朗领土宣布为“神圣的行为”,坚定不渝地追求什叶派的价值观和战争方式（例如殉道）, 以表明伊斯兰/革命身份的复兴。但是对于“在近代战争中首次没有失掉领土的伊朗”来说，这场战争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使伊朗保持了领土的完整，同时也证实，打赢这场神圣防御战的可能是伊朗的伊斯兰身份。这场革命或许使伊朗社会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但是伊朗人对领土的理解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什叶派政治居然成为肯定伊朗的机制，而不是相反。在巴列维(Pahlavi)执政期间，伊朗收复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群岛(Tunb and Abu Musa Islands）所有权的决心被调动起来，这种决心的基础恰恰是关于领土的“固定”理解。有趣的是，这种固定性在已被淘汰的旧王权统治时期是正当的，因此，我们应该认为它既不具有政治性，也没有任何疑点。
这种本质上固定的对领土的自我认知，使伊朗即便在邻国开始土崩瓦解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事实上，如今伊朗政府针对伊拉克所采取的行为和官方声明，应该依然沿袭着这样的风格。即便是今天，包括伊拉克人在内的非伊朗人，虽然或许仍然对伊朗的影响产生担忧，但是却不担心伊朗会在领土上有任何野心。苏联解体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区别已经凸显，现在，伊朗对领土很满意，这种态度可能会使伊拉克从中受到教育并引发反思。根据伊朗的官方解释，伊朗当然担心其边界被渗透，包括锡斯坦和俾路支( Sistan and Baluchistan)、科曼莎(Kermanshah)、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和呼罗珊( Khorasan)等地，但是这些担忧是“技术”问题，只要有边境就无法避免，包括人类熟悉的地形、毒品贩卖和武器走私，也就是说这是法律执行问题而已。
如果说今天伊朗国家话语中已看不到“领土收复主义”这个字眼，但这个“国题”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其样子发生了改变，已成为竞争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将它作为威胁伊朗领土主权的因素来探讨，而是一种 “族群” 挑战。伊朗在建立一视同仁、有责任感之国家的斗争中遇到许多由妇女、青年、族群发起的挑战。革命时期及革命胜利后与伊拉克的战争，又一次把对 “民族分离主义” 的担忧转变为一场政治挑战，即如何回应少数民族要求平等公民权利的挑战。这些挑战使更多带连字符号的伊朗人——比如阿拉伯-伊朗人——凸显出来。这些挑战证明他们真实存在，证明他们融入了伊斯兰共和国社会，证明他们对这个政体作出了贡献，也证明了他们受到压迫。由于承认他们为伊朗这一边作出了牺牲，战争也证明了他们要求平等公民权是合法的。
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使这些诉求得到重申的居然是精英的竞争和要求渐进式政治改革的运动，而后者则却衍生于前者。只要精英的竞争活力不减，只要少数民族对一场竞争性政治博弈中应该追求和满足的愿望坚持不懈，少数民族的声音不断从这种活力之中获得能量，那么，这种声音大多会是“内部人”的声音，尽管一直存在少数分裂主义的声音。
出现这种主张应该不足为奇。跟其他国家一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现象，伊朗的“民族”问题——比如身份认同问题、权力问题、公民问题和民主自由问题——之根源在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在于领土中央集权的政策和建立统一的伊朗民族身份认同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从1926年到1941年第一届巴列维政府便开始奉行，中间经过短暂的间歇，第二任巴列维政府继续贯彻并持续到1979年。伊朗革命和君主政体的垮台，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改变这些政策的动力。伊朗政府采用强制甚至高压的手段，将现行的政治体制再次强行推行至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土尔卡曼萨赫拉(Turkaman Sahra)等地区。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次又用伊斯兰教的国际性来证明伊朗只是一个国家项目。正如阿巴斯·瓦利(Abbas Vali)所指出的，就拿库尔德民族主义来说，恰恰是建设伊朗现代单一民族国家，把库尔德政治特征从部落叛乱转变为争取权利和身份认同的政治斗争。
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指界定一个人或集体的东西，它同样指一个人的经历，尤其是受迫害的经历，及一个乐于分享、更加真实的选择。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话来说，这种选择使个人或集体能够找寻更加真实的生存方式。它同样规定了处于社会中的人或集体的权利、自由和责任。从伊朗的近代史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来看（主要指建立伊朗现代国家与镇压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土耳其人发起的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伊朗的“民族”问题将依旧重要，它不仅涉及民族身份认同及民族权利问题，而且将不断提醒伊朗主权的法制政治框架中的不足之处——公民权利、民主和民主政治进程的不足和缺憾。
在伊朗的同一套政治规则之下，共存着形形色色的集体，这些集体无不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关注这个问题的性质，但实际上，我们在伊朗可能看的是，这种关注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即伊朗人是谁——倒不如看作是制度的问题——即不同肤色的伊朗人如何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生活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关注点的转变，表示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发生了分离。虽然见仁见智，但可以认为这种转变会在许多层面引起可喜的变化。根据阿巴斯·瓦利的说法，最终这种转变可以为逐渐解决政治主权条件与公民权之间的矛盾（始于1906年宪法）开辟道路。前者来源于伊朗民族的集体意志，后者来源于波斯族群的组成要素。矛盾解决之后，少数民族只要肯放弃某些定义其身份的要素，便允许他们变成国家公民，参与政治进程。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政治框架下，如果国家坚持要求民族身份认同，并将民族问题转化为少数民族问题，那么，时候一到，该国主张民族身份认同的主要武器将遭到剥夺：族群/少数民族文化身份与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之间的联系。最终将无法轻易地把“族群/文化问题”排除在日常的“国内”政治之外。它们将成为（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成为）政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借助军事手段。
果然，由于伊斯兰宪法有两套不可调和的关于主权、权威和合法性的概念，因此伊斯兰共和国的民族/族群问题已经变得日趋复杂。但正因为如此，这种公开的矛盾使“族群问题（包括宗教上的少数派——如逊尼派——的权力，而逊尼派又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舞台之一，民主自由和公民自由，以及为建立有效的制度之间进行的斗争无不在此交汇、碰撞。在这个松散的新地带，利害关系一目了然。斗争的内容不仅涉及对伊斯兰教截然相反的解释，还涉及国家民主化、扩大公民社会、创建法律秩序以及从反民主的角度来反对法律秩序。大众追求民主和公民社会，这对法基赫监护的学说是一种挑战，并对法基赫监护的合法性是一种质疑。大众民主化进程积蓄的力量越大，就越会稀释掉民族问题。
事实上，这种稀释是有事实依据的。伊朗少数民族问题所面临的法律问题的精髓并不在于说伊朗有歧视性反少数民族立法制度。伊朗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立法（应该比较一下土耳其反库尔德人的立法）。本质上来说，伊朗的少数民族政治运动，与其他多元化运动、世俗化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面临的障碍大致相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部分的法律条款都允许教权专制统治，却不能捍卫大众的基本自由。宪法条款赋予了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追求文化兴趣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却无力实施，因为某些条款给予模糊不清的伊斯兰利益优先权，使得未经选举的机构有权随机界定利益。于是，在追求法律平等的道路上，各股改革势力和少数民族的愿望达成了一致。
当然，官方承认伊朗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后，少数民族获得了公民权利、民主权利与自由，并据此参与民众活动，追求具体的政治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在开放式的渐进主义政治博弈中，什么也说不定，能够实现的目标仅是部分。唯一不变的是一种名为 “政治” 的活动仍在继续，它不再被视为一连串的阴谋，而是个人及集团表达、协商、实现和执行相互抵牾的诉求的过程。也不要期望会出现一个确定的时刻，说民主力量及其组成部分可以宣布取得 “胜利”, 可以保证实现伊朗社会的多个目标，包括少数民族的目标。但是，关于少数民族问题，行政自治区连一个详细完整的项目规划也没有，当然，实现部分目标也不无可能。伊朗的民主力量及其支持者都很清楚，只有当整个社会都准备好，哪怕是逐渐准备好，去尊重民族的、族群的和文化的差异，并尊重对方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他们对于文明社会的理解才有意义。毫无疑问，反民主力量将会利用每一次争端，包括族群争端，来加强国家安全。但是在这场斗争中，这种松散的领域已经改变了（至少暂时）伊朗人构建 “我们” 的方式，无论这种渐进并松散的建构是否能使伊朗境内的人们去构建并维护伊朗的身份认同，哪怕这里讲的伊朗人带着连字符。
经过这许多年之后……我们是谁?
穆罕默德·塔瓦克里-塔尔吉( Mohammad Tavakoli-Targhi)在他的一本调查充分且极具煽动性的书《重塑伊朗》(《Refashioning Iran》)里表明：18、19世纪伊朗与印度文化、欧洲文化、阿拉伯穆斯林文化进行对话交流，这对于用以伊朗为中心的历史和故事来取代以王朝和伊斯兰为中心的编年史发挥了重要作用。塔瓦克里-塔尔吉认为，为了还原缺失的历史记忆，伊朗人重新创造了一个伊斯兰教创立前的伊朗和许多正直的伊朗文化传承人，此举是为了公开让伊朗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脱钩。人们在感怀昔日辉煌的同时，滋生出对重建美好未来的憧憬。正如塔瓦克里-塔尔吉所说，“同时关注历史和未来加剧了人们对事物现存秩序的不满，这种不满也为立宪主义的话语提供了营养”。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松散行动，伊朗民族或伊朗人民与伊斯兰教和造物主脱了钩，停泊在赋予生命的祖国，而这个祖国历史大概延绵六千年，且从未中断，使用自己的母语，拥有确定的领土。
重塑伊朗民族身份认同无疑颠覆了1979年革命的成果，但是革命的二元性从根本上却没有得到改变。在宪政话语中，前伊斯兰时期被重组为充满启示且荣耀的时代，与之相反，在革命话语中，过去则被认为是一场君主专制和压迫的时代。随着记忆斗争的加剧，前伊斯兰伊朗被有效地定位为帝国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和君主专制，因此主张弘扬前伊斯兰传统的尝试是徒劳的。到1979年革命时，战线已经非常清晰。前伊斯兰教象征主义和传统统治站在一边，民众和伊斯兰教则站在另一边。通过对过去进行意识形态化，现代政治使前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伊朗的时间鸿沟进一步加大。但是这种彻底而清晰的政治分界线在适当的时候会自然需要逆转。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里，人们对政治统治的不满愈演愈烈，局势在摇摆不定中也转向了另一个方向。通过犹太人的离散，远古的往昔再一次成为反教职人员、反伊斯兰教和反阿拉伯情感的宝库，这一点跟早些时候很相似。
在过去的几年里，伊朗内部出现了一些言论，表明常见的二分法正被超越。我们可以从莫赫森·卡迪瓦尔（Mohsen Kadivar）的两卷本著作中找到这种超越的公开标志。他在书中对法基赫的概念进行了至少九种不同解读。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对伊朗政权的实践的解读相当于用“君主专制”来解读最高效法之源(marja'iyat)采访的观点刊登在现已被查禁的《三月》报(Khordad)(1999年)上，结果使他坐了一年多的牢。
后来，著名的革命后社论家阿巴斯·阿布迪(Abbas Abdi)（现已被监禁）在改革派主办的《自由人时代报》(Asr-e Axadegan)上一篇文章中，将阿里·阿克巴·拉夫桑贾尼(Ali Akbar Rafsanjani)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进行了比较，强调两者都是家长式专制。在后来的几年间，随着上述著作出版，随着议会的改革派代表最近的静坐示威，阿布迪和卡迪瓦尔隐晦的论断也随之变得清晰明朗起来。持续了数年的有关伊斯兰共和国统治的公开争论，消除了伊斯兰教和君主专制的二元对立，确保了1979年伊斯兰军队的胜利。1979年人们面临在伊斯兰教和君主专制之间做出抉择，现在看来，两者已融为一体，变成单一的障碍，即 “伊斯兰君主专制” 。长达一个世纪的立宪斗争以现实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话语的相互影响为开端，以双方的内战而结束。这场百年斗争终于走了一个轮回。我们会发现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徒又一次站在不断加固的民族分界线的两端，只是这次规模更大。
如今，民族分界线不再侧重“我们”或我们“真实的”民族身份和文化遗产（无论在伊斯兰还是前伊斯兰时期）, 而是在追溯民族划分长达百年历史的过程中，用现代的方式来讨论伊朗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和体系。的确，只有通过回顾历史上有关专制和法制社会之间对立的情况，才能理解伊朗目前有关“东方模式”的讨论。经过一段支离破碎的政治争斗，出现了一种呼声，主张采用“东方模式”,理由是伊朗民众对这种模式有强烈的心理文化需求。对立的观点则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一言堂”模式。
新版民族分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表达并表明了诉求，这些诉求是渐进政治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之部分。这个改革进程不仅受到意识形态争斗的刺激，而且也受到残酷现实的刺激。而这个残酷现实就是大部分伊朗人似乎已被激烈的或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身心疲惫。同时，事实表明，法基赫监护的合法制度创造了一个制度与法律上的借口，为政治动员和变革的法律诉求提供了基础，而且还没有违反伊斯兰教。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于1989年修订）明确了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并从字面上摆脱了伊斯兰教与反伊斯兰教的政治身份，逐步朝着制度转变的方向迈进。
结果便形成了松散的地带。人们把过去关于伊朗民族身份由什么构成及应该由什么构成这样的问题拿到这个地带来讨论，而且讨论相对理性，差不多是当做政策选择来讨论的。“我们到底是专制者（因为我们最终屈服于专制统治）还是真正的民主分子，这就要看我们是实施或抵制东方模式。显然，问题的答案不会马上揭晓。意义在于，只要伊朗局势没有陷入混乱，并且继续走这条杂乱无章的渐进主义政治道路，那么在政策领域建立平衡，就不但有可能超越原本的有关存在的问题（我们是穆斯林? 居鲁士大帝的子孙?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而且伊朗政治及政治身份的重大问题还有可能被降到另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通过考察政策立场（包括是否支持法基赫统治）的既定目标，来证明其是否奏效，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我认为对伊朗而言，这是个重要而幸运的改变。
最终，他们是谁?
根本性的变化不可能仅仅是自省的，在民族身份认同问题上尤其是如此，因为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谁。据说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说过：“民族就是一群因为错误的历史观和对邻居仇恨而联合起来的人。” 仇恨这个词太重了，他们不过是阿拉伯与伊斯兰邻国的替罪羊，而且，可以说他们内心无视阿拉伯国家，这是在促进伊朗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那时候，伊朗的领土统一问题还没有解决。伊朗被构建为一个具有领土疆界却无时间界限的所在，这与地区内外都有联系。伊朗还被想象为语言和族群单一的民族，尽管这两个方面差异显著。
如上所述，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伊斯兰共和国试图把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辛苦培养起来地区外联系与联盟关系颠倒过来，但颠倒之后却没有转化成对邻国的爱。这样，颠倒变成了孤立， “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 是很动听的颂歌，它吸引着伊朗人民为了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勇敢地面对当时的超级大国，进行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现代斗争。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不结盟的努力，也因伊朗不能与包括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富汗和土耳其在内的其他肤色和种族的邻居相处，而立刻演变成一场闹剧。
然而，坚决将伊朗列为少数 “流氓” 国家是别有用心的。正如许多机敏的观察家所指出，伊朗特有的经历，如革命、战争、制裁、疏远国际社会等，让伊朗人在敌对的环境中产生了共同战斗的感觉，这样，革命后建国者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描述成捍卫伊朗国家安全的真正卫士，停止有关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的争论，并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义，去挫败人们对政治变革的强烈愿望。在这个过程中，从本质上讲，外界压力以惩罚为主，这正中强硬派的下怀，因为他们认为改革的拥护者们在安全问题上表现软弱。
但是，随着全球环境的改变，对外隔离政策的目的已经失效。最近的事件表明，外界因素和政策已经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伊朗政治。这种影响远远超过寻常的困难警告，如为避免受到互联网、流亡反对派操控的卫星电视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而遭遇的困难。这些影响与大量革命后的精英及部分伊朗民众的愿望有关，他们希望伊朗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 并在国际舞台上加入更大的国际潮流。这意味着，许多伊朗人不仅努力获得外部关于伊朗的每一条信息，而且针对这些信息，还进行了公开辩论。走出隔离并放弃强烈的伊朗民族身份认同诉求，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最近几年，除了上述变化，伊朗的邻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外部针对伊朗的挑衅言论和行动一直有增无减，这个基本事实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伊朗实行隔离外交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举个明显的例子，在三个轴心国之一遭遇美国袭击后，特别是在伊朗与美国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合作后，“邪恶的轴心” 这个对伊朗来说突如其来的术语，使伊朗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美国将会怎样对付我们?” 此外，它开启了关于美国侵略伊朗是否可取的一系列观点。这个问题是由伊朗提出的，而不是由比如埃及或沙特阿拉伯提出的。单凭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外部影响的结果。同样，只要外部变量依然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会很重要。随着伊拉克局势持续艰难，在所谓美国将伊拉克主权移交给当地临时政府，在有消息曝光说美国没有胃口再入侵他国之后，在伊朗的政治话语中，这个问题甚至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
由于欧洲和美国决策者对于伊朗核问题持不同态度，加上伊朗国内势力为争取人权而进行的活动，有关外部因素对伊朗政治影响的另一种讨论冒了出来，讨论主要围绕着外部势力如何帮助伊朗建立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鉴于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提出的特殊要求，伊朗核问题变得特别值得研究，因为在理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国内政治施加压力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最初，由于国际论坛缺乏伊朗认为合法的具体的要求，因此，外部压力强化了伊朗强硬派的影响，同时削弱了伊朗的外交手段，因为各派都指责外交手段无效，缺乏防御行动。然而，与欧洲和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成为伊朗话语的一部分，于是，积极主张融入国际社会并利用签署《附加议定书》来树立国家信心的呼声越来越坚定。伊朗与西欧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一部分国家和势力未必接受布什政府提出将伊朗政府列为 “邪恶轴心” 成员的论调，因此，从现实角度来估计，与他们进一步展开合作和协商是必要的。这些因素也使改革派的地位得以巩固。
2003年10月21日，欧洲外长达成一致，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该伊核问题的协定都令人大吃一惊。伊朗从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多人认为，对于纷争不断的伊朗政治体系来说，这一步会走得很艰难。在伊朗国内，很多人认为伊朗领导人会最终屈从于国际压力，并签署议定书。几乎没有人认为，该协议会以如此戏剧化方式出场，这至少可以象征性地证实伊朗对欧洲而言很重要。
然而，与欧洲迅速达成协议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伊朗国内展开了非同寻常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伊朗在国际上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应对。在这个背景下，伊朗决定采取主动，与三个欧洲国家达成协议，激烈的国内讨论就此达到高潮。可以这么说，在国内讨论中，有些人认为伊朗有必要与欧洲签署附加协议，这并非限制伊朗主权，而是以此证明伊朗履行国际义务的决心。在第一轮讨论中，持这一观点的一方取得了胜利。改革主义者和改革主义政治组织，例如，伊朗伊斯兰参与阵线党(Islamic Iran Participation Front)和伊斯兰革命圣战者(Mojahedin of Islamic Revolution)，他们坚决支持这个协议，并将他们的支持作为其正式立场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承认伊朗的麻烦还远未结束，这仅仅是伊朗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但是他们还是为协议而共同庆贺。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这个协议当作改革派思想的一次胜利，尽管协议的最终决策者们显然并非改革派的支持者。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在进行着相似的改变，比如，通过公开孤立强硬派的喉舌，伊朗与埃及的关系再一次大为改观，当然，事实上若没有强硬派关键人物的首肯，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沿着相似的路线，讨论伊美关系曾一度是大忌，如今也变得司空见惯，而且公开要求与美国建立直接关系的呼吁变得更加具体。人们公开讨论的内容不再是是否与美国建立关系，而是如何与美国展开正式往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领导人在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时，已经触及美伊关系，讨论的内容包括，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采取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所付出的代价，这些政策对伊朗经济政治稳定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以及驱使大众参与的内在动力。
这些公众辩论使伊朗国内的普通民众和精英情绪激动，他们不再把外部势力视为激发民主发展内在动力的障碍，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早先的民主化进程中，外部力量曾经被视为“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对外参与世界、对内发扬民主已经与伊朗的政治话语紧密联系起来。20世纪的伊朗对其政体主要有两大担忧：国家主权和民主，在相当一部分伊朗人（即便不是全部伊朗人）心目中，这两大担忧似乎不再相互矛盾。过去，为了阻止民主发展进程，伊朗越来越强调外国列强的坏处（尤其是在1953年）。现在，这种情绪逐渐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很多伊朗人慢慢抛弃过去对外国列强的看法。
的确，回首国内民主发展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真实冲突或想象冲突，伊朗国内出现了担心和讨论。人们担心强硬派会从中操纵，跟强大的外国玩家，尤其是美国，当然还有无所不在的调停者英国人，做成“大买卖”，以此来缓解外国对强硬派统治的敌意。反过来，人们认为这个协议赋予强硬派更大的自由，去镇压国内异议和竞争。但是，鉴于这样的协定既违反人权又带有不民主的意味，无论伊朗国内政治环境还是其他国家充满内斗的政治，都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公开方案得以实施。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只有将历史关注的问题公开，才能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提供最好的机会。
最后我的建议是，尽管怀有“天鹅绒革命”的梦想，但是伊朗的民主和与外界的完美关系并不会一夜来临。鉴于民主给伊朗——国家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来的躁动以及这种躁动的振动性质，至少渐进主义进程为伊朗带来了一个进行双刃式的民族反思的时期，反思的重点是制度上的缺陷和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当然，这个时期的反思是否充分，以至于能够改变人们对伊朗政治生活的理解，从身份认同政治那短暂而狂热的情感爆发转变为平和、安稳的一生奉献，以建立有效的体制，我们将拭目以待。
译者: 李凤 何克勇 袁敬娜
页数: 371 定价: 76.00元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集合了十多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者和核能专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围绕伊朗面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困境，针对伊朗的民族、教育、科技、就业、金融、石油、军事、核计划与外交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和反思，从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从现实的境遇反思历史。
本书对伊朗问题做出的广泛而深刻的研究，颇具价值，引起国际瞩目。本书提供了一种了解伊朗的独特路径和视野，读者即便不认同这种路径，也能从作者独到的视野和深刻的论述中获取些许启发，从而深化对伊朗诸多问题的思考。
本书的可信度和详实性是值得信赖的，也是同类研究不能比拟的，可以为国内的伊朗问题研究者和读者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参照。
作者简介 · · · · · ·
（伊朗）霍马?卡图简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诗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伊朗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埃克塞特大学政治系名誉研究员、《伊朗研究》主编。
（英）侯赛因?沙希迪
贝鲁特美国大学传播学助理教授。曾任记者，服务于英国广播公司达20年之久。2003—2004年，在阿富汗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担任性别和媒体专家。
目录 · · · · · ·
序言
作者简介
1.前言：二十一世纪伊朗——政治学、经济学与冲突
霍马·卡图赞、侯赛因·沙希迪
2.伊朗在当代政治纷争中塑造民族身份
法里德·法尔希
3.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困境
哈米德·艾哈迈迪
4.从一个多语种帝国到充满竞争的现代国家
图拉吉·阿塔巴基
5.三副表现异见的面孔——当代伊朗表达不满的三种方式：认知型话语、表达话语、传统主义话语
马哈茂德·沙德里 艾哈迈德·沙德里
6.从母亲到平等权利的提倡者——父权秩序的削弱
阿扎德·吉安—蒂埃博
7.9·11阴影下的伊朗与美国——再论波斯与波斯问题
阿里·阿米尼
8.将目光转向北部国家——机遇与挑战
法哈德·阿泰
9.伊朗—以色列关系评估：从权力周期看战略竞争
特里塔·帕尔西
10.核政策与国际关系
赛义德·卢特菲安
11.核能可持续发展的个案及伊朗核计划简述
迈赫迪·阿斯卡里
12.伊朗石油资源管理和经济的多元化
马苏德?卡尔申纳斯 哈桑?哈基缅
13.伊朗的资本积累、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历史与未来
艾哈迈德?贾拉利—奈尼
14.伊朗的人力资源：潜力与挑战
贾瓦德·萨雷希—伊斯法哈尼
15.伊朗经济史的意义及其基本特点
霍马·卡图简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