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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开运：论“伊朗”与“波斯”的区别和联系
2004年笔者在德黑兰大学访问学习时发现，该校人文学院既有“波斯语言文学系”，也有“伊朗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张鸿年先生出版了《波斯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而伊朗驻中国大使馆前文化参赞阿里·穆罕默德·萨贝基主编的同类著作却名为《伊朗当代文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叶奕良先生翻译出版了伊朗历史学家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的名著《伊朗通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而在西方，也有学者将“伊朗史”称为“波斯史”，例如，1815年马尔科姆(J.Malcolm)在伦敦出版了《波斯史》(TheHistvryofPersia)，1951年塞克斯(P.sykes)在伦敦出版了《波斯史》(AHistoryofPersia)。显而易见，“伊朗”与“波斯”的概念和范畴是不一样的。本文旨在初步探讨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并对这两个概念重叠和交叉的内涵加以梳理。
从词源上看，“伊朗”(Irail)来源于“雅利安”(Aryan)，而“波斯”(Persia)来源于地名“法尔斯”(Ffirs)。根据伊朗的神话传说和古籍，伊朗人源于雅利安人，伊朗语族阿维斯陀语称伊朗人为阿伊利亚人(Airiya)，古波斯语称伊朗人为阿利亚人(Ariya)。随着语言的变化，帕提亚时期的巴列维语称伊朗人为雅利安人(Aryan)。到萨珊王朝(也作萨桑王朝，公元224～651年)时期巴列维语便将“伊朗”简化为“Ir”或“Er”，当用它来表示民族群体时需要加上词缀“an”，于是就变成了“Iran”或“Eran”。伊朗本土称为“伊朗沙赫尔”(Iranshahr)。“伊朗”这一名称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这就是今天“伊朗”的来源。公元前4000年代，以黑海北部为中心，在西起中欧、东到中亚北部的欧亚大草原上(印欧语系部落的发祥地，一说为中欧东部辽阔的森林地带和多瑙河流域)，生活着属于印欧语系的印欧人部落共同体，他们大多数是游牧部落，少数是定居的农耕部落。公元前3000年代，印欧人进入青铜时代，其部落共同体逐渐发生分化。约公元前3000年代末，大概是由于人口增加和气候干旱的压力，印欧人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其中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广大地区的印欧人被称为“印度一伊朗人”，他们自称“雅利安人”(意为“高贵的人”，其本义为“农夫”，后引申为“贵族”，表明雅利安人起初以农为本、以农为贵)。
雅利安人的迁徙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分批、以和平方式为主的特点。根据种族、语言和考古三方面的分析，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亚南部的广大地区，使这里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形成了具有雅利安特色的文化，并以此为基地，又一次次地向外迁徙，历时千年以上。其中南迁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称为南雅利安人，即讲吠陀梵语的印度雅利安人；其他雅利安人都属于伊朗雅利安语的不同分支，即伊朗语族。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在《纳克希·鲁斯坦姆铭文》中自称为“阿利亚人”(Ariya)。据伊朗神话传说，伊朗人(即雅利安人)的发源地是“Airyanemvaejo”(阿维斯陀语，在巴列维语中为“Eranvij”)，那是一个属于高山严寒地带、一年中只有两个月夏天而有十个月冬天的地方。这个伊朗人的家园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高加索，一说是中亚。因为伊朗部落可能是从欧洲大草原经过高加索地区进入伊朗，或者是先进入中亚，然后再由当地进入伊朗高原，或者是同时从高加索和河中地区进入伊朗。在伊斯兰征服前的伊朗萨珊王朝，自称为古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其开国之君为阿达希尔(公元224～240年在位)，其子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0年在位)在“查尔杜士特的克尔白”的刻石铭文中称阿达希尔为“伊朗之王”，自称为“伊朗与非伊朗之王”。可见，“伊朗”这一概念有时也指“波斯”。
“波斯”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由伊朗西南波斯湾岸边的法尔斯之名转化而成。根据1996年伊朗人口普查资料，法尔斯省的面积为121825平方公里，全省人口为3817036人，省会设拉子的人口为1053025人。显然，历史上的法尔斯大于今天的法尔斯省。由于中古波斯语中“F”与“P”两音通假，“Fars”自然也可以读成“Pars”，写法几乎一样。伊朗人所称的“波斯人”(Farsi)专指法尔斯地区的人。居鲁士一世(公元前640一前600年)创建古波斯帝国之后，这个帝国就被希腊人称为“Persia”，这就是“波斯”的来历。波斯人从此就不是“Farsi”或“Parsi”了，而是“Persian”。波斯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疆域西北达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西南到非洲的尼罗河，东北自锡尔河以南，东南至印度河流域，面积约为500万平方公里。国王大流士一世曾下令开凿从红海至尼罗河之间的运河，目的是把印度洋与地中海连接起来。当年选定的该运河位于红海顶端的工程点，至今仍留有五块红色花岗岩，岩石上刻着：“我是波斯人，我从波斯出发，夺取了埃及。我下令开凿此河，以便从埃及境内的皮拉卫河(尼罗河)通向波斯这边的海洋。此河依我之命令开通之后，船只即可由埃及直达波斯。”由此可见，“波斯”是地区和民族的名称。因为波斯人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帝国，古希腊人称之为“波斯帝国”。张鸿年先生在《波斯文学史》中称伊朗萨珊王朝为波斯帝国，笔者认为应该称之为新波斯帝国，以区别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波斯帝国。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也称之为波斯，例如，在《周书》中就有《波斯传》。总之，从那时开始，古代外国人称伊朗为波斯。)
由此可以看出，“伊朗”和“波斯”的来源截然不同，最初的指向也完全是两回事。“伊朗”从来不是指波斯人创建的帝国，伊朗历史上历代王朝各有其名，它们是米底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萨珊王朝、伊尔汗王朝、帖木儿王朝、萨法维王朝、恺力口王朝、巴列维王朝等。
在民族学上，“伊朗人”并不专指或等同于“波斯人”，而是指包括波斯人在内的中亚、西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因此民族学中出现了东伊朗人、西伊朗人、中亚伊朗人、南伊朗人、北伊朗人五个不同概念和范畴。其中，西伊朗人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的祖先；中亚伊朗人的语言为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阿维斯陀语；使用阿维斯陀语的伊朗人后来沿着伊朗、阿富汗边界南迁，可称之为南伊朗人，他们对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通常称其为拜火教、祆教)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早先仍留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雅利安人也属伊朗语族，被称为北伊朗人，主要有西徐亚人和塞人，西梅里亚人和马萨革泰人都与他们有关；约公元前1000年中期，进人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可以称为东伊朗人，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和田塞语、焉耆语和龟兹语。虽然波斯人也自称是雅利安人，但其体貌和民俗习惯与东部伊朗族人差别很大，波斯人的很多文化特征也明显有别于东部伊朗人的特点，因为位置毗邻和交往频繁，波斯人身受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也称塞姆人)文化影响，更接近于闪米特人的文化特征。因此，波斯人在文化上兼有伊朗人和闪米特人的特色。
从语言上讲，东、西伊朗语族存在重大差别。波斯语从古波斯语开始至今，其元音音素只有a、e、o、aa、i、u六个，仅有几个复合元音，如au或ou等，实际的发音部位只有三个。古波斯(公元前550～前331年)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的西南方言。波斯语中的元音特征却与闪一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完全一致。波斯语与闪一含语系关系密切，波斯人与闪米特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理位置上的比邻而居和相互征服与掠夺使彼此间的语言、文化交往成为可能。早在波斯帝国时期，波斯人就在巴比伦人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并进一步把楔形文字符号简化为36个字母(3个元音、33个辅音)，后来又增加了几个表意符号。因此，古波斯文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字母文字。现存最早的古波斯文是公元前7世纪的阿里阿拉姆涅斯金版铭文，最长的铭文则是记录大流士一世赫赫战功的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文的使用范围很窄，仅在宫廷中用于发布国王的诏令和记载匡l家大事。阿拉米语是波斯帝国的国际语言，埃及语、阿卡德语、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埃兰语同时也是帝国中央和行省交往时使用的语言。公元前330年，随着波斯帝国的灭亡，古波斯文也随之被弃用。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只在伊朗西部有所发现，在埃及、伊朗中部和东部都没有发现楔形文字的遗迹。而东部伊朗语言，如阿维斯陀语，其元音音素十分丰富，与梵语、吐火罗语甚至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元音相近。东、西伊朗语族语言的这一差别一直使古典语言学家们感到困惑。在东部流行的阿维斯陀语是书写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陀》(也称《东方圣书》或《波斯古经》)的语言，因而得名，这种语言近似印度梵语。这也足以证明伊朗与古代印度在文化上有共同的渊源。
在安息王朝时期(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上述两种语言都已衰落，代之以伊朗中古波斯(公元前250～公元651年)语，即巴列维语。安息王朝时期的巴列维语被称为北巴列维语，该语有25个字母，同一个字母发不同的音。萨珊王朝时期的巴列维语被称为南巴列维语。巴列维语文献在伊朗各地甚至在中国境内都有发现。而近代波斯语为达里波斯语，该语言有32个字母，其中有28个字母为阿拉伯语字母，另外4个字母也是在4个阿拉伯字母的基础上改革而来的。达里波斯语在字母、语法和词汇上与阿拉伯语有着深厚而广泛的联系。关于达里波斯语的起源在学术界有两种说法：西部说和东部说。西部说主张该语言起源于伊朗西部法尔斯地区，东部说主张它起源于东方霍拉桑地区。“达里”意为“宫廷的”。一般认为阿拉伯人入侵后，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逃至霍拉桑，在霍拉桑的宫廷即使用这种语言，因而称为达里波斯语。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认为达里波斯语的故乡是西部法尔斯地区，但其文学创作则兴起于东部霍拉桑地区。达里波斯语是伊朗、塔吉克斯坦的通用语，也是阿富汗的两种通用语之一。在历史上，达里波斯语曾通行于中亚、西亚和印度北方等广大地区。达里波斯语文学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东方文学，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波斯文明的集中体现。
我们还可从《列王纪》一书来认识“伊朗”这个概念。这是一部关于伊朗民族的英雄史诗，由菲尔多西(公元940～1020年)写就。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主要的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史书。其主要内容是伊朗自开天辟地以来至阿拉伯人入侵伊朗高原时期的神话传说、英雄传奇和历史故事，主要故事发生在伊朗东部，对伊朗西部的高度文明如埃兰、米底亚、亚述等没有提及，但对萨珊王朝却有记载。萨珊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后裔，他隐瞒身份，为伊斯泰赫王帕佩克牧羊。帕佩克曾得一梦，因而得知萨珊之子日后将君临世界，于是将女儿许配给萨珊，生子阿达希尔。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塑造的一系列妇女形象身上反映出作者的泛伊朗民族主义情绪。他笔下爱情故事中的女性几乎都是外族人。她们一旦与伊朗人结合后，就一心一意地忠于丈夫，实际上也就是忠于伊朗，全力维护伊朗利益。作者在《列王纪》中写道：“我只能为伊朗人而空自流泪，见萨珊王朝的境遇如煎五内。多么可惜，辉煌的王冠和王位，多么可惜，往日的尊荣与高贵。今后我们将败在阿拉伯人手中，日月流逝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哭痛。”显而易见，《列王纪》反映的是伊朗民族的神话和历史，主要是“东伊朗人’’的神话和历史。但“伊朗”的概念包括了“东伊朗”和“西伊朗”。可见，“伊朗”这一称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变的内涵。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1934年8月2日在兴登堡总统去世之后自称为元首。他在德国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馆外交官深受这一论调的影响，就向伊朗外交部建议，既然伊朗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摇篮和最初的家园，那么国名应从“波斯”改为“伊朗”。礼萨·汗国王(1921～1941年掌握伊朗的实际政权，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接受这一建议，在1934年的年终向国际社会宣布，从1935年1月开始国家的正式名称由“波斯”改称“伊朗”。国名改动不仅把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了，而且也显示了所谓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充分体现了伊朗民族主义者们的内心梦想和感情。从此，“伊朗”成为现代国际社会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伊朗”也成为一个国族概念。
因此，严格地讲，“伊朗”与“波斯”是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范畴。历史上没有“伊朗帝国”，只有“波斯帝国”。从语言学上讲，没有“伊朗语”，只有“波斯语”；没有“波斯语族”，只有“伊朗语族”，伊朗语族还分为“东伊朗语族”和“西伊朗语族”。就人种学和文化人类学而言，“伊朗人”在历史上指操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在当代民族国家层面上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所有公民；“波斯人”在历史上指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和主体的统治民族，也指占今日伊朗总人口60%的第一大民族。伊朗的第二大民族是阿塞拜疆人，占该国总人口的25%；第三大民族是库尔德人，占该国总人口的9％；第四大民族是阿拉伯人，占该国总人口的3%；第五大民族是俾路支人，占该国总人口的2％。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伊朗人”是国族(nation)，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政治范畴；而“波斯人”是族群(ethnicgroup)，它主要是一个文化范畴。既然国族和族群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那么“伊朗人”就包含了“波斯人”，今天的“伊朗人”相当于“中国人”，而“波斯人”相当于中国的“汉族人”。从国际关系上讲，在当代世界上只有“伊朗”这个主权国家，历史上外国人称这个国家为“波斯国”。从历史和文化上讲，波斯历史主要指伊朗古代史，伊朗历史则指伊朗从古代至当代的历史；波斯文化既指历史上的伊朗文化也指现实中的伊朗文化，伊朗文化则指伊朗从古代到当代的所有文化。从地理学上讲，伊朗高原包括今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而波斯湾是指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的水域。从上述常见的术语可以看出，“伊朗”与“波斯”的概念和范畴存在不少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伊朗”的概念和范畴远远大于“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