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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专家会议历史发展研究 | 张晓、王鹏、李福泉


来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01期

作者:张晓、王鹏、李福泉

摘要: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了政教合一伊斯兰共和国,12月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教法学家统治"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建立了最高领袖制度。专家会议负责最高领袖的选举、监督和罢免,在最高领袖换代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但专家会议也受到最高领袖的间接控制,成为其代言机构。从专家会议的实践历程来看,各个政治派系在其中的斗争使得专家会议越发具有民主色彩,逐渐摆脱他的傀儡特征。而伊朗政治派别在其中的构成分布也预示着伊朗领袖制度的发展方向。 

关键:伊朗;最高领袖制度;专家会议;派系斗争

最高领袖在伊朗拥有最高决策权,是最高领导人,因而最高领袖制度在伊朗政治体系占据核心地位。1989年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现年已80多岁,领导伊朗已达30多年。随着伊美关系的恶化,伊朗再次陷入被制裁的境地,其国内外局势愈发紧张。哈梅内伊身体状况以及继任最高领袖可能人选越来越为国际社会关注依据宪法,伊朗专家会议是负责选举、监督和罢免最高领袖的唯一机构,直接影响着最高领导人的继任问题。目前国内学术只有吴冰冰的论文《伊朗最高领袖换代问题[1]对专家会议有所涉及,本文将从历史角度对其进行细致介绍分析


一、专家会议的缘起与职能


依据1979年宪法,专家会议是负责最高领袖继任问题关键机构,在伊朗政治体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建立初衷跟霍梅尼急于确立国家性质,巩固革命成果密切相关,最终定位领袖控制领袖选举的机构


(一)专家会议的缘起


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霍梅尼致力于将“教法学家统治”(Velayat-e Faqih)理论应用于政府实践之中,打造一个政教合一伊斯兰共和国。[2] 1979年6月,伊朗临时政府发布了以总理巴札尔甘为首的温和派起草的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没有体现“教法学家统治原则,突出强调总统在政府中的核心作用。[3] 该草案引发了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反对。[4] 最终霍梅尼决定召集专家代表组成会议,由专家们在对政府和其他组织提交的各项建议与草案进行研究基础上草拟宪法。[5]


伊朗数百人参加专家会议代表的选举,乌里玛赢得45席,而在其余获选的32名世俗专家中,有11人是亲伊斯兰共和党者,[6] 表明这届专家会议代表着原教旨主义者的利益。在霍梅尼的授意下,专家会议通过了有关“教法学家统治”的条款,开始缔造一部“百分之百伊斯兰的宪法”[7],一部体现伊斯兰政府”(Hokumat-e Islami)和“教法学家统治原则的宪法。[8] 1979年专家会议的功能等同于制宪会议,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


1982年12月10日,根据领袖霍梅尼批准,按照宪法第一百零八条,伊朗举行专家会议选举。这届专家会议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证霍梅尼去世后,选举出新的领袖继续领导国家。从此届开始,专家会议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负责选举、监督和罢免领袖机构


根据1982年专家会议选举数据,[9] 共83个专家名额,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候选人的通过率为86.9%,选民投票率为77.4%,很大程度体现了民主的色彩。成员任期为8年,即从1983年到1991年,但由于人员死亡,1988年4月曾举行替补候选人选举。专家会议主席是阿亚图拉阿里·阿克巴尔·梅什基里(Ali Akbar Meshkini)。梅什基里出生于阿塞拜疆,是一位强硬保守派教士和政治家。他曾担任起草伊朗1979年宪法修正案的委员会主席、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的主席,也是库姆聚礼领拜人,深得霍梅尼信任。[10]


1985年,会议选举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为最高领袖的继任者。但随后,蒙塔泽里主张进行民主改革,呼吁政治透明和公民权利,并在政治集体处决和其他人权问题上同霍梅尼产生矛盾。1989年3月26日,霍梅尼取消了他的继任资格。[11 ]此时的伊朗刚经历了两伊战争,又遭受着美国的制裁,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不稳的国内政局使得霍梅尼开始思索后霍梅尼时代国家发展。在霍梅尼的亲自指导下,主要围绕着扩大领袖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以及修改领袖继任条件,伊朗开始修宪工作,至霍梅尼逝世后不久完成。1989年宪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取消了领袖必须是“效仿源泉”(marja-e taqlid)的规定,[12]为非大阿亚图拉的哈梅内伊当选领袖排除了法律上的障碍,这也是霍梅尼为伊朗政治变革预设的道路安排。从新宪法内容来看,“领袖性质中的政治开始大于宗教性”。[13]


1989年6月4日,即在霍梅尼逝世后的第二天,专家会议开始选举领袖。两位候选人分别是阿里·哈梅内伊和默罕默德·雷扎·戈尔佩贾尼(Mohammad Reza Golpaygani)。戈尔佩贾尼是大阿亚图拉,而哈梅内伊是胡加特伊斯兰(Hujjat al-Islam)[14]。相比戈尔佩贾尼,虽然哈梅内伊宗教等级不足,但是他一直追随霍梅尼,思想十分保守,对于伊斯兰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并且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较好的执政能力,关键的一点是他有革命卫队和军方的支持。蒙塔泽里被取消继任后,霍梅尼就属意哈梅内伊。第一轮选举中,哈梅内伊获得71票,戈尔佩贾尼获得13票,哈梅内伊获得胜利,当选领袖。第二轮选举中,哈梅内伊获得60票,戈尔佩贾尼获得26票,确认了哈梅内伊的领袖身份。[15]


这是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专家会议通过选举的方式履行其职能,开启法律意义上的领袖选举、监督和罢免的职能,但是,这次选举体现的是领袖霍梅尼的意愿,它是领袖的代言机构。在霍梅尼时期,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处于领袖可控状态,[16]专家会议由保守派教士占据主导地位;在后霍梅尼时代,霍梅尼通过修宪等措施已经预先安排了一条领袖掌控政治道路


(二)专家会议与最高领袖制度


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也被称为领袖专家大会专家委员会,是法律意义上的指定、监督和罢免伊朗最高领袖机构作为伊朗核心制度的选举机构,它的发展时刻跟着伊朗政局的发展,甚至预示伊朗最高领袖制度的走向


1979年宪法规定伊斯兰共和国由教法学家领导,即在“教法学家统治思想基础上,宪法确立了最高领袖制度。宪法第五条还确立了最高领袖制度的合法性,“当哈兹拉特·瓦里耶亚斯尔·伊玛目麦赫迪[17]缺席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由公正的、虔诚的、明于时势的、勇敢的、有组织能力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教法学家负责领导”。[18]


宪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领袖选举权归专家会议,选举领袖的任务被赋予经由人民选出的专家们,专家依据宪法第五条和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条件审查符合条件的教法学家。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也对领袖权力做了限制领袖证明无力或无资格履行宪法职责时,专家会议可以罢免该领袖。在领袖被罢免、辞职死亡情况下,专家会议应根据宪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尽快任命新的领袖。一方面专家会议在法律拥有领袖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在领袖换代问题上起着十分关键作用,但另一方面其也受到领袖权力的制约。宪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第一届专家会议的人数、当选条件、选举方式以及会议章程应由宪法监护委员会(简称宪监会)中的教法学家制定,最后领袖批准。而宪监会的一半成员由领袖直接任命。[19]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专家会议负责领袖选举和罢免,但领袖可通过宪监会间接干预专家会议,二者在法律上是相互制约的。另外,领袖职位没有规定任期,领袖行为称职与否只在专家会议年会中接受评估,领袖权力范围却几乎涵盖了整个政府机构,[20]甚至在实践中专家会议为领袖控制


领袖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其选举机构更是责任重大,因而更要尽可能体现人民参与度来证明其民主性。宪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专家会议内部章程规定专家会议专家选举条件有:(1)年满15周岁的所有伊朗公民;[21](2)获得宗教学校高级等级资格、道德高尚、公正虔诚的伊斯兰教法学家;[22](3)通过宪监会候选人资格审核;[23](4)获得领袖认可批准。会议成员分别由各省按照所占全国人口比例选出宗教学者代表。所有的宗教学者代表选人应是伊斯兰法学家,都要参加宪监会的笔试来证明宗教资格,通过笔试的候选人参加宪监会面试,最终通过审查者才可以获得选举资格。[24]专家们一般任期为8年(第四届任期10年)。专家会议由一个领导委员会和六个分委会组成,领导委员会由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两名秘书和两名助理组成,任期两年。其中,主席专家公开投票选举,副主席、秘书、助理专家成员秘密投票选举产生。[25]专家会议下设六大分委员会,分别是领袖职责考察分委员会、领袖选举方案研究分委员会、会议内部章程指定分委员会、教法学家治国途径研究分委员会、国家政治经济事务分委员会、国家金融财政事务分委员会。[26] 专家会议的决策程序为:大会每六个月至少开一次全会,会期两天。涉及领袖选定议题时,专家们会协商编制一份现任最高领袖被罢免、辞职死亡后有资格成为最高领袖人员名单,并审查合格的候选人。另外如果事态紧急,成员可以要求召开全体大会,投票决定是否需要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目前的最高领导人。选举程序启动时,投票人员必须达到2/3,最高票当选领袖。[27]

二、专家会议的实践


伊朗专家会议的设立和发展一直紧紧跟随着伊朗政局的发展,其内部的派系斗争与国内派系斗争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左右着伊朗领袖的选举。到目前为止,共有五届专家会议,每一届专家会议选举都暗含着派系斗争。伊朗政治派别在其中的构成分布体现甚至预示着伊朗政局的动向。


(一)第二届专家会议(1991—1999)


第二届专家会议在1990年10月8日开始进行选举。根据选举数据,共83个名额,选民投票率为37.1%,与1982年相比下降了40%。[28]这主要是因为宪监会加大了审查力度,以及一些改革派因反对强加的笔试而退出参选。候选人登记通过率为58.9%,与1982年相比下降了28%,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改革派被取消了参选资格。


从选举数据来看,宪监会利用选人审查制度严格把控着专家会议成员门槛,尽可能反对领袖或保守政策人员排斥在候选人之外。也就是说,领袖可以通过宪监会间接干预专家会议选举,把可靠的人安排专家会议。梅什基里凭借宗教履历以及领袖支持,连任主席,专家会议依旧体现着保守派的政治意愿。


在此届专家会议中,有派系斗争的痕迹。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初期(1989—1992),领袖哈梅内伊和务实派总统拉夫桑贾尼保持合作关系。[29]他们利用宪监会联手打击共同的反对者,将激进候选人排除在专家会议、议会之外。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中后期(1992—1997),二者的合作关系逐渐转向相互制约、公开竞争。虽然拉夫桑贾尼渐失民心,但改革成为民心所向,改革派趁势而起。


此届专家会议是哈梅内伊控制下的产物,也是其试图巩固基础的重要一步。保守派从与务实派合作对抗激进派,到二者斗争纵容改革崛起,专家会议一直处于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成为其斗争的工具


(二)第三届专家会议(1999—2007)


1998年8月23日,第三届专家会议选举正式拉开帷幕。会议共86个名额,选民投票率为46.3%,比上届提高9.2%。登记参选者包括350名神职人员和46名非神职人员,其中非神职人员中包括9名女性最终宪监会取消了非神职人员参选资格,而另外35名候选人也退出参选。登记通过率为36.86%,比上届下降22%。[30] 宪监会坚守专家会议准入门槛,严防死守世俗分子和女性选人,试图保证专家会议的保守性,消除任何可能反对领袖之人进入会议的机会。1999年2月23日,第三届专家会议正式开幕,梅什基里再次连任主席,拉夫桑贾尼和保守派阿亚图拉易卜拉欣·阿米尼(Ebrahim Amini)担任主席


专家会议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是当时政局派系斗争的反映。1999年议会选举改革挑战宪监会审查制度,引起了宪监会保守派成员的高度警惕。因而,在此届专家会议选举中,宪监会全体成员宣布参选,并取消了所有非神职人员及许多其他候选人的资格。[31] 在哈塔米总统第二任任期内,保守派依靠宪监会和议会开始对哈塔米阵营进行实质性打击。[32] 在一系列打击中,哈塔米政府改革失败结果渐显,最终选择妥协,民众对改革派很失望。伊朗政局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白热化斗争的局面也告一段落。[33]


此届专家会议中,保守派依旧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不过依然警惕着务实派代表拉夫桑贾尼以及改革派。从2004年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战胜改革派后,保守派也开始走向了分化,除了原来的传统保守派,立场激进的新保守派和立场务实的新务实派应运而生,围绕着专家会议也开始争夺战。


(三)第四届专家会议(2007—2016)


第四届专家会议选举于2006年12月15日举行,共有86个名额,选民投票率为60.8%,比上届提高了14.5%,493名登记候选人中有10名女性。登记通过率为33.8%,与上届相比下降了2.99%。2007年2月20日,此届专家会议成立。[34]


这届专家会议选举与往届相比有两个不同之处:其一,宪监会公开允许非神职人员女性登记参选。[35] 这一事具有重要意义,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妇女有可能参加专家会议的选举。但是,所有女性和非神职人员选人都因为没有必备的伊智提哈德证书而被取消资格。其二,为了节约选举成本,2013年政府实施“选举聚合计划(Election Aggregation Plan)”[36],专家会议选举和议会选举同时举行。因此,这届专家会议成员任期是10年。


为了维持专家会议的保守性,2007年2月梅什基里年迈多病却依旧连任主席,而拉夫桑贾尼和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导师阿亚图拉默罕默德·亚兹迪(Mohammad Yazdi)分别当选第一和第二副主席。[37] 2007年7月梅什基里去世,引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席竞选。[38]内贾德支持极端保守派教士兼宪监会主席阿亚图拉艾哈迈德·贾纳提(Ahmed Jannati)与拉夫桑贾尼竞争,最终拉夫桑贾尼以41票对31票获胜。[39] 传统保守派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敏(Mohammad Momen)和新保守派阿亚图拉亚兹迪分别当选第一、第二副主席。拉夫桑贾尼和穆敏政治立场务实温和,而亚兹迪立场比较激进保守,两者合作削弱了内贾德的势力,这是务实派和传统保守派联合牵制新保守派的结果


由于成员年龄较大,2009年3月专家会议领导机构再次进行改选,拉夫桑贾尼继续担任主席,阿亚图拉马哈穆德·哈希米·沙赫鲁迪(Mahamud Hashemi Shahroudi)和亚兹迪分别当选第一、二副主席。沙赫鲁迪曾担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司法总监,属于传统保守派。[40] 2009年6月,内贾德以85%的得票率连任总统,[41]战胜了联合的务实派拉夫桑贾尼和改革派穆萨维。内贾德连任成功表明这一时期改革派和务实派已经难以和保守派相抗衡。[42] 2011年3月,专家会议将拉夫桑贾尼赶出了领导层,由保守派阿亚图拉马赫达维·卡尼(Mahdavi Kani)取而代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幕后角色。[43] 2014年卡尼去世后,前司法部长兼副主席沙赫鲁迪成为代理主席。在随后拉夫桑贾尼和亚兹迪之间的竞选中,亚兹迪以47票对24票击败拉夫桑贾尼,担任主席


这届专家会议中,保守派依旧保住了自己的阵地。在第八届议会选举中改革派联合温和派、务实派形成抗衡新保守派的政治联盟,但却依旧败北,改革联盟瓦解,改革派被排斥在议会和专家会议权力中心之外。


(四)第五届专家会议(2016—2022)


2016年2月26日,第五届专家会议选举开始,共88个名额,选民投票率为61.0%,跟上届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在候选人中有16名女性,比上届增加了6名,并且有10人被批准参加考试,但登记通过率为20.23%,比上届下降了11.64%,[44] 几乎80%的候选人被宪监会取消了资格,其中包括所有女性、前领袖孙子哈桑·霍梅尼(Hassan kHomeini)和4名现任成员。[45] 传统保守派对改革派依旧怀有警惕之心,审查程序愈发严格,这从151名选民拒绝参加考试就可以看出选民对审查制度的严重不满。


国内派系之争深刻影响专家会议席位斗争。艾哈迈德—内贾德的激进保守主义使得伊朗国际形象和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加之改革派和务实派的支持,选民在2013年将选票投给了持温和理念的鲁哈尼。[46] 鲁哈尼上任后,伊朗国际政治环境、国内经济环境有很大的改善。[47] 2016年专家会议选举和议会选举同时进行,温和派和改革派再次结成同盟与保守派争夺席位。[48] 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鲁哈尼和改革联盟获得143席,[49]成为议会主导势力。这表明短时期内“保守派主导议会的局面打破,伊朗议会开始呈现温和—改革联盟与保守派分庭抗礼的局面。”[50]在这届专家会议选举中,温和派获得了59%的席位,使他们在这个有88个成员的机构占据多数。[51]一些著名的强硬派人士,包括专家会议现任主席阿亚图拉亚兹迪和强硬派精神领袖、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的导师亚兹迪,失去了在会议中的席位,[52]不过,包括贾纳提在内的几位知名强硬派人士获得连任。


亚兹迪是极端保守派,他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情报机构享有很高的声望,再次连任势必引起领袖的更大猜忌。为了避免领袖的强烈反对,会议内部的极端保守派决定支持领袖关系密切的贾纳提,而没有了亚兹迪的威胁,领袖势必放弃支持改革联盟的拉夫桑贾尼。2018年,贾纳提以51票当选为第五届会议主席,战胜了拉夫桑贾尼支持的温和派代表阿米尼(20票)。[53] 这表明温和派的组合没有想象中那样坚固,保守派势力依旧不容小觑。而这从实质上也表明最高领袖依旧是专家会议背后的“操盘手”,旨在防止任何力量挑战他的权威。这届专家会议任期直到2022年,很有可能选出下一任领袖,因而温和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异常激烈且影响深远。


三、专家会议与伊朗政治


最高领袖制度是伊朗政治体系核心制度,从宪法来看,民选产生专家会议则是最高领袖制度民主性的象征。但是作为政治民主性的象征之一,其实作用受到极大限制,使得民主性虚有其名。专家会议是宪法意义上的负责选举、监督和罢免最高领袖的唯一机构,围绕着专家席位的派系斗争更是激烈。专家会议的实践发展紧紧跟随着甚至预示着伊朗政局的发展


由于专家会议的成员可以担任其他政府和宗教职务,这就迫使会议内的政治博弈要考虑其他机构和派别的利益。伊朗政治体制是一个二元框架:一方面,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相互制衡,伊朗人民选举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而最高领导任命司法部门负责人;另一方面,专家会议成员由高级乌里玛担任,是一个保守派占主导地位机构,当讨论政治策略行动时,体现的是保守派体制内的一种论述,而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辩论


如果不了解专家会议与伊朗其他机构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很难理解它的地位作用。由于专家会议要求专家必须掌握伊斯兰法学(Fiqh),因此它与宪监会建立了直接的政治关系,并与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许多其他实体和机构建立了间接的关系。宪监会有权审查所有政府机构选人,决定他们是否符合竞选职位的要求,而且宪监会的12名成员中,6名教法学家由最高领袖任命,6名法律专家由议会、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议会确认)的名单中选出。专家会议是宪法意义负责选举、监督和罢免最高领袖的唯一机构,因此最高领袖与乌里玛之间既有结构上的影响,也有程序上的影响


具体来说,专家议和整个伊朗政治体系具有不可分割关系。首先,宪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第一届专家会议的人数、当选条件、选举方式以及会议章程应由宪监会中的教法学家制定,最后领袖批准(此后由专家会议自行负责)[54]。由此可以说明,除了第一届外,专家会议从法律意义上说获得了内部自主决策权。但是宪法第九十九条却做出限制性的要求:宪监会监督专家会议选举领袖,[55] 也就说宪监会可以利用其审查制度筛选选人。宪法第一百一十条第六节的规定清楚地表明,最高领袖有权任命和解雇宪监会教法学家;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宪监会的一半成员由领袖任命。这暗示着,最高领袖可以通过宪监会间接任命专家会议的成员,而宪监会可以通过审查制度取消那些可能专家会议席位上质疑最高领袖合法性的候选人资格。因此,专家会议在领袖继任问题上的独立性是有限的。除此之外,会议的任务是监督最高领袖活动,但专家会议的会议现场、会议报告和会议记录都是保密的,除了现任最高领袖外,对任何人都不能公开。[56] 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最高领袖权力边界问题。实践也证明,专家会议没有质疑过两位领袖中的任一人行为,相反,凡是反对领袖的会议成员即被撤职或逮捕。[57]其次,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领袖指定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在领袖换任期间,要确保领袖权力平稳交接。因而,专家议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在领袖换任问题上是相互制衡的。从历届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履历来看,大部分属于保守阵营,决定了在领袖换任期间,其将代表保守派利益。[58]宪法还规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协调议会和宪监会分歧。这表明,即使2016年温和派主导议会后,保守派仍有权力影响立法,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可以通过和宪监会合作影响立法、影响领袖换任。


另外,作为伊朗军方的强大代表——伊斯兰革命卫队对领袖人选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宪法,革命卫队总司令领袖直接任命,其代表的整个卫队政治立场保守,坚定维护领袖权威。自1989年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涉足政治选举,其支持的保守派在总统、议会选举中都有重大影响。[59] 革命卫队经济实力强大,与鲁哈尼政府时常对抗,听命于领袖,为了维护保守派权益,其对领袖继任问题时刻关注,并将产生很大影响


宪法赋予领袖国家最高权力,然后又试图通过专家会议使其呈现出民主色彩。从具体实践来看,自哈梅内伊继任领袖以来,伊朗派系斗争日益激烈,各大派别利用人民选票争夺会议席位使得专家会议越来越成为派别斗争的平台,相应地它的民主色彩越来越浓厚,不再完全是领袖傀儡机构


目前,伊朗国内存在众多政治派系,主要有传统保守派、新保守派、温和派和改革派等。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起,各政治派系就围绕着权力展开争夺作为负责选举、监督、罢免领袖机构,尤其是在现任领袖高龄的情况下,专家会议成了伊朗政治明显的“风向标”。自2013年起,温和派—改革联盟力量有所提升。虽然目前伊朗总统鲁哈尼和伊朗行政部门、议会政策立场比较一致,倾向于温和改革,但不是政府而是领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保守派控制的宪监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卫队等依旧是政府难以对抗权力实体。即使2016年温和派在专家会议选举中获得多数票,但其中的强硬保守派势力依旧不容小觑。专家会议中的强硬保守派包括主席贾纳提和秘书阿亚图拉艾哈迈德·哈塔米(Ayatollah Ahmad Khatami)、易卜拉欣·莱西(Ebrahim Raisi),前者是哈梅内伊的忠实助手,后二者是哈梅内伊支持的后起之秀。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伊美关系的恶化也可能会促使伊朗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伊朗国内强硬保守派势力或将再度崛起


目前,领袖哈梅内伊对继任问题没有表态,教士阶层内部对领袖继任人选也没有定论。基于对伊政局的分析,国内外对其领袖继任人选也有多方猜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萨德奇·阿莫里·拉里贾尼(Sadeq Amoli Larijani)和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西(Ibrahim lassie)现年59岁,正是从政的黄金期,都有较丰富的政治履历和宗教履历,都是保守派,可能参加未来领袖角逐的有力竞争者。除此之外,穆斯塔法国际大学校长阿亚图拉阿里扎·阿拉菲(Alireza Arafi)、世界伊斯兰学校论坛主席阿亚图拉莫赫森·阿拉克(Ayatollah Mohsen Araki)和库姆经学院主席穆罕默德·马赫迪·米拉巴哥瑞(Ayatollah Mohammad Mehdi Mirbagheri)也是关注可能领袖人选。


从伊朗政局来看,选举谁成为领袖不仅是专家会议内部的决策,也是派系间多方斗争的结果,无论是领袖还是革命卫队,他们可能都会选择推举一个具有强硬保守主张的候选人上台,比如莱西、阿拉克或米拉巴哥瑞;鲁哈尼政府则支持偏温和主张的人,比如阿莫里·拉里贾尼。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哈梅内伊办公室、鲁哈尼政府、伊斯兰革命卫队会通过谈判、拉拢以及胁迫等手段专家会议成员达成秘密协议进而影响领袖选举。”[60]


结 论


伊朗专家会议是伊朗领袖选举的核心机构,其从傀儡角色到派别斗争平台,愈发具有民主色彩专家会议选举本质并不在于谁将成为主席,而是在于会议派别构成,到底是哪一派将影响未来最高领袖的继任。


强硬保守派虽然失去专家会议中的多数席位,但其政治势力不容忽视,因为领袖依旧是会议内部派别斗争的平衡者。在美国新一轮制裁下,伊朗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引发民众不满,对鲁哈尼政府的支持度下降。伊朗国内民众因不满通货膨胀而发起的抗议事件也被那些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政策的保守派势力利用,以制衡削弱目前上升中的改革政治势力。哈梅内伊年事已高,领袖继任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在国内外因素影响下,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更加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司法机构、宪监会的新保守派,而温和派和新保守派围绕专家会议的权力斗争会继续下去


注释

1参见吴冰冰:《伊朗最高领袖换代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
2参见Miller,William Green,“Hiro: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 (book Review)”,Middle East Journal,vol.40,no.2(1986),p.332.
3参见Sharafedin Bozorgmehr,Iranian Opposition Cleric Accuses Khamenei of Abuse of Power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npolitics-karroubi/iranian-opposition-cleric-accuses-khamenei-of-abuse-of-power-idUSKBN1FJ1R8,2019年9月23日。
4参见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
5参见朱福惠、王建学:《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亚洲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81页。
6参见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第203—204页。
7参见Said Amir Arjomand,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38.
8参见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第205页。
9参见Mehrzad Boroujerdi,Kourosh Rahimkhani,Postrevolutionary Iran:A Political Handbook-Assembly of Experts,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8 p.265.
10参见The Loyal Cleric of Iran:Meshkini,https://www.trelleborg.com/en/media/t-Time--Magazine,2019年9月23日。
11参见张铁伟:《列国志·伊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12参见蒋真、韩志斌:《伊朗政治进程宗教领袖地位的演进》,《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第140页。
13参见蒋真、韩志斌:《伊朗政治进程宗教领袖地位的演进》,第140页。
14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乌里玛的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胡加特伊斯兰瓦穆斯林米、胡加特伊斯兰、希卡特伊斯兰。而大阿亚图拉才是“效仿源泉”。
15参见Said Amir Arjomand,After KHomeini:Iran under His Successo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6.
16参见蒋真、韩志斌:《伊朗政治进程宗教领袖地位的演进》,第141页。
17阿拉伯语音译,穆罕默德《圣训》中记载的将于最后审判日之前7年、9年或者19年降临世间的救世主。
18朱福惠、王建学:《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亚洲卷)》,第780—782页。
19参见朱福惠、王建学:《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亚洲卷)》,第788页。
20参见王振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1979—2012)》,上海外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0页。
21参见朱福惠、王建学:《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亚洲卷)》,第781页、第789页。
22参见马龙君:《伊朗1979年〈宪法〉:神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二元体》,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7页。
23参见吴冰冰:《伊朗最高领袖换代问题》,第73页。
24参见Anoush Ehtesham,Mahjoob Zweiri,Understanding the Assembly of Experts,https://wayback.archive it.org/all/20070630133328/http://www.dur.ac.uk/resources/Iranian.studies/Policy%20Brief%201.pdf,2019年9月21日。
25参见Saeid Golkar,“Iran after Khamene: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Middle East Policy,vol.XXVi,no.1(2019),p.79.
26参见王振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1979—2012)》,第31页。
27参见Mahjoob Ziveirie,Ramzy Mardini,The Politics of Iran's Assembly of Experts after Meshkini,Amman: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Jordan,2007,p.4.
28参见Mehrzad Boroujerdi,Kourosh Rahimkhani,Postrevolutionary Iran:A Political Handbook-Assembly of Experts p.265.
29参见王振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1979—2012)》,第130页。
30参见Mehrzad Boroujerdi ,Kourosh Rahimkhani Postrevolutionary Iran:A Political Handbook-Assembly of Experts,p.266.
31参见Farideh Farhi ,The Assembly of Experts,http://iran primer.usip.org/resource/assembly-experts,2019年9月23日。
32参见Goncheh Tazmini,Khatami's Iran: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Turbulent Path to Reform,London:I.B.Tauris,2013,p.110.
33参见曲红《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派系权力之争》《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第35—36页。
34参见Mehrzad Boroujerdi ,Kourosh Rahimkhani Postrevolutionary Iran:A Political Handbook-Assembly of Experts p.266.
35参见Anoush Ehtesham,Mahjoob Zweiri Understanding the Assembly of Experts” https://wayback.archive it.org/all/20070630133328/http://www.dur.ac.uk/resources/iranian.studies/Policy%20Brief%201.pdf,2019年9月21日。
36Sharafedin Bozorgmehr Iran's Possible Next Supreme Leader Being ExaminedRafsanjani,https://news.yahoo.com/irans-possible-next-supreme-leader-being-examinedrafsanjani-171833034.html,2019年9月24日。
37参见吴冰冰:《伊朗最高领袖换代问题》,第74页。
38参见Agence France-Presse Ayatollah Ahmad Jannati Elected to Head Iran's Assembly of Experts,https://www.thenational.ae/world/ayatollah-ahmad-jannati-elected-to-head-iran-s-assembly-of-experts-1.182589,2019年9月24日。
39参见Farideh Farhi ,The Assembly of Experts”,http://iran primer.usip.org/resource/assembly-experts,2019年9月23日。
40参见蒋真:《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
41参见王振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1979—2012)》,第166页。
42张超:《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政治改革进程发展趋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79页。
43参见Agencies in Teheran Iran Mourns Ex-leader Rafsanjani http://www.chinadaily.com.cn/kindle/2017-01/10/content_27914605.htm,2019年9月24日。
44参见Mehrzad Boroujerdi,Kourosh Rahimkhani,Postrevolutionary Iran:A Political Handbook-Assembly of Experts p.269.
45参见Fuad Aliev Islamic Revival in Azerbaijan:the Process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https://www.ca-c.org/c-g/2007/journal_eng/c-g-1/09.shtml,2019年9月24日。
46参见姚睿、茅启平、王中桥:《深度制裁下的伊朗政局走向》,《国际石油经济》2003年第Z1期,第22页。
47参见陆瑾、刘岚雨:《伊朗政治温和派的崛起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0期,第52页。
48参见Iran Elections:Reformists Make Gains in Assembly of Experts,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5684776,2019年9月24日。
49参见王猛:《伊朗议会政治嬗变的历史透视》,《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页。
50王雷:《2017年伊朗总统大选前瞻与看点》,《当代世界》2017年第5期,第22页。
51参见Moderates dominate council of clerics in Iran elections,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6/02/moderates-dominate-council-clerics-iran-elections-160229091044340.html,2019年11月15日。
52参见M.Mahtab Alam Rizvi,“Moderates Strike Back in Iran:Imperativ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trategic Analysis,vol.40,no.4(2016),p.241.
53参见Saeid Golkar ,“Iran after Khamene: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p.82.
54参见朱福惠、王建学:《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亚洲卷)》,第789页。
55参见朱福惠、王建学:《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亚洲卷)》,第788页。
56参见Farideh Farhi ,The Assembly of Experts,http://iran primer.usip.org/resource/assembly-experts,2019年9月23日。
57参见Sharafedin Bozorgmehr Iranian Opposition Cleric Accuses Khamenei of Abuse of Power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npolitics-karroubi/iranian-opposition-cleric-accuses-khamenei-of-abuse-of-power-idUSKBN1FJ1R8,2019年9月23日。
58参见吴冰冰:《伊朗最高领袖换代问题》,第79页。
59参见M.Mahtab Alam Rizvi,“Evaluat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 of the IRGC”,Strategic Analysis,vol.36,no.4(2012),pp.588–592.
60Saeid Golkar,“Iran after Khamene: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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