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演进的特点 | 牛新春

近百年来，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中，中东似乎是个例外，呈现出诸多“反现代化”特征。政教分离、人民主权、国族主义、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中东却是全球君主制国家最集中的区域，是全球“地租型”经济特征最显著的地方，也是全球政教关系最复杂的地区，还是受外国军事干预最严重的地区。中东政治的历史性演进目前仅仅初现端倪。从长远看，回归国际政治现实是好事：从近中期看，现实非常残酷，中东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更动荡的局面。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摆脱欧洲殖民主义的中东国家获得表面上的主权，实质上在政权合法 性、领土完整、主权单一性、不受外部干涉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被称为“虚构主权”或“准国家”。当时，这种现象在第三世界普遍存在，多数国家后来摆脱帝国主义的干预，逐渐完成国族、国家建设。但是在中东，由于阿以冲突延绵不断，宗教与政治深度纠缠，石油财富扭曲政经结构，以及美国长期强力干预，这种“非正常状态”出人意料地延续下来，构成中东政治的最大特色，“中东例外论”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朵奇葩。近年来，伊斯兰主义、石油财富、以色列威胁和美国干预四大因素均发生了变化，中东政治的特殊性出现消退迹象。

阿以关系是中东一对根本性矛盾，曾长期决定着中东政治的基本格局，影响着中东的战争与和平，甚至还深入到中东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在国际层面上，冷战时期美苏竞争围绕阿以冲突展开，美国支持以色列，苏联助力阿拉伯；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阿以、巴以和谈，迄今为止历届政府都将此作为大事来抓。在地区层面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或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政治的基本分界线，20世纪发生的四次阿以战争塑造了中东基本地缘格局。在国内层面上，以色列被阿拉伯人民视为一切苦难的总根源，长期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安全生态。

然而，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威胁在阿拉伯政治中的份量在减轻，阿以缓和成为一种长远趋势。一方面，1967年战争以后，以色列没有再占领新的阿拉伯领土。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以色列没有再同阿拉伯国家发生过战争。过去十年阿拉伯世界遭受内战、动荡、经济衰退困扰，这些都与以色列没有直接关联。另一方面，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建交，1994年同约旦建交，2020年底同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关系正常化。尽管阿拉伯国家联盟仍然坚持2002年的“阿拉伯倡议”，即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但是22个阿盟国家已经有6个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阿盟团结的口子越撕越大。2020年的新一波建交潮让阿盟的集体立场形同虚设，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不可避免。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不同于埃及、约旦同以色列之间的“冷和平”，这次阿联酋同以色列的建交可能是全方位的交往。2020年以色列光明节期间，估计以色列有2.5万人访问阿联酋，这在阿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与此同时，2014年油价下降以来阿拉伯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各国纷纷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寻求外资、技术，此时此刻以色列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影响力特别具有吸引力。

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问题，阿拉伯人民和国家仍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是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前景日益渺茫，阿拉伯国家的耐心渐渐流失。新的建交潮表明，阿拉伯国家将巴勒斯坦事业与阿以关系脱钩，不再让巴勒斯坦问题绑架阿以关系。1979年前，阿拉伯国家不惜采用战争手段保卫巴勒斯坦；后来，阿拉伯国家不惜采用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保卫巴勒斯坦；未来，阿拉伯国家只能采用道义手段保卫巴勒斯坦了。1979年埃及因为与以色列建交，1981年总统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2020年，以色列先后与四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出现街头抗议，可见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之大。显然，巴以问题在阿拉伯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巴勒斯坦事业首先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事业，然后才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事业，这是中东政治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向。

巴以问题重要性下降，也是伊斯兰教凝聚力弱化的体现。伊斯兰教是阿拉伯社会的基因，也是阿拉伯政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用伊斯兰教指导、改造政治的运动被称为政治伊斯兰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全球其他地方基本实现了政教分离，中东则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宗教参与各国政治的形式各异、程度不同。伊斯兰例外主义认为，同其他宗教不同，伊斯兰教不可能实施政教分离，也不会世俗化。然而，逊尼派与什叶派无休止的战争、温和伊斯兰的政治腐败、极端伊斯兰的暴力行径、伊斯兰国家面对以色列时的软弱，都 让公众对政治伊斯兰信心锐减。

与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同，“伊斯兰是解决方案”是各个政治伊斯兰主义派别的共同点。2011年“阿拉伯之春”伊始，政治伊斯兰不是街头运动的主流，伊斯兰化也不是核心诉求，人们的口号是“尊严”“正义”“面包”。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作为唯一组织良好的政治力量，政治伊斯兰迅速崛起，突尼斯、埃及相继出现伊斯兰政权。结果，作为温和伊斯兰的代表，埃及穆兄会2012年执政，2013年垮台；突尼斯“复兴运动”2011年执政，2014年失去执政地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宣布“建国”，2019年灭亡。埃及、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均未取得预期执政效果，沉重打击公众对伊斯兰政党的信心。“伊斯兰国”打着伊斯兰之名，行恐怖主义之实，也损害了政治伊斯兰的声誉。从特定角度看，“阿拉伯之春” 就是政治伊斯兰兴起和衰落的过程。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世纪协议”要求割让约且河西岸30%的领土，这些举动严重伤害穆斯林群众的感情。然而，阿拉伯街头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大游行。2019年6月，出身“穆兄会”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在狱中死亡，没有在伊斯芝世界掀起任何波澜，只有“穆兄会”流亡人士、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不满。三个月后，埃及发生街头示威，人们的口号是“塞西独裁者下台”，没有人提及“穆兄会”和穆尔西。同年，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伊拉克发生大规模街头示威，也看不到宗教诉求的影子。30年前阿尔及利亚发生军队与伊斯兰主义反叛团体之间的内战，成千上万人死亡。过去30年苏丹是一个伊斯兰政权，实施沙里亚法。伊拉克长期受逊尼派与什叶派斗争困扰，黎巴嫩更是深陷在基督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斗中。现在，这些国家的街头政治中竟然见不到宗教困素，可见伊斯兰教在中东政治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中东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地域，但2019年底“阿拉伯晴雨表”的民调结果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在阿拉伯国家中，不信教的人从2013年的8%上升到2018年13%,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不信教的比例为18%，在突尼斯47%的年轻人不信教；公众对伊斯兰政党的信任从2013年的35%下降到2018年的20%，对宗教领袖的信任从51%下降到40%，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对伊斯兰和宗教领袖不满，20%人阿拉伯人开始脱离伊斯兰教。另外一项名为“清真寺与国家：阿拉伯人如何看待未来”的民调显示，阿拉伯人对政治伊斯兰的热情减退，不论是极端还是温和政治伊斯兰，未来十年57%的阿拉伯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国家见到哈马斯，59%的人不愿看到“穆兄会”，75%的人不愿看到“基地”组织。虽然百分比的变化仍然是渐进而非断崖式的，但是对于宗教情结特别浓厚的中东而言，这种变化态势足够令人警醒。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阿联酋王储小扎耶德抓住政治伊斯兰退潮的机遇，用“国族主义”取代 “伊斯兰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进一步弱化政治伊斯兰。沙特限制宗教警察权力，允许女性开车，放松性别隔离，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引进娱乐业。阿联酋允许饮酒，婚前同居非罪化。

当然，政治伊斯兰在中东拥有深厚的历史、宗教根源，未来也不可能消失。20世纪50~70年代是世俗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埃及、突尼斯、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叙利亚、利比亚都深受纳赛尔主义影响；1970~2010年可以算作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复兴时期，未来一段时期政治伊斯兰主义将进人新一轮低谷期。

伊斯兰教从精神上影响中东现代化，石油则从物质上改变现代化进程。中东作为石油储藏最集中的地区，其经济、政治、外交无不受到石油影响。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能源革命的不断推进，石油的战略重要性有所变化。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石油的比重持续下滑，从1994年的40%降到2019年的33%，国际机构普遍预测“石油峰值”会出现在2025~2050年期间的某个时刻。20年前“石油峰值”是指产量达到最高值，担心产能枯竭；现在“石油峰值”指消费量达到最高值，担心需求不旺，可见石油市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中东石油产量波动对市场的影响减弱。历史上，1956年伊士运河危机、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革命、2011年利比亚战争都曾大幅推高油价，然而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产能短时期内减少一半，并未引起油价巨大波动，生动地验证了能源市场的革命性变化。

现在美国跃居全球最大产油国，且遥遥领先，沙特屈居第二，俄罗斯第三。以前，沙特主导下的OPEC在石油市场上呼风唤雨，现在沙特、俄罗斯、美国上演三国演义。2014年，受美国页岩油增产的影响，油价下跌，沙特按传统套路扩大产量，希望挤垮页岩油，但是到2016年油价从100元降到30美元，页岩油依然坚挺。2016年，沙特联手俄罗斯减产，以恢复油价。然而，油价一上涨，美国页岩油又开始增产。于是，2020年上半年沙特交替上演大幅增产、减产的戏码。过去五年，沙特在国际市场上左冲右突的困境显示，中东主导国际石 油格局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中东石油依然重要，但其全球战略重要性明显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持续下降。石油地位的变化，对中东的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的。

石油是美国介入中东的原因之一，石油地位变化必然影响美国政策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美国一直是中东最强大的外部干预力量。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实施离岸平衡政策，不直接卷入战争，通过代理人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实施直接干预战略，发动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2011年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标志着美国进入战略收缩时期。

战略收缩既是美国对石油重要性下降的反应，也是对其太规模直接干预的“反弹”“反思”。大规模直接干预成本高，效益差。特朗普多次抱怨，大规模干预期间美国在中东花掉7万亿美元。然而大规模干预的结果是，中东更乱，美国处境更尴尬。因此，抛弃大规模干预战略成为两党共识。在战略收缩时代，大规模直接军事干预被束之高阁。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动用53万人的军队，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出兵16万，这样的情形难以再现。2012年奥巴马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自食其言，就是不愿再触发一场中东战争。2014年“伊斯兰国”出世，美国没有出动地面部队。2019年以来，美国无人机被击落、沙特油田被袭击、美国人被打死，美国军事基地被导弹攻击，美国都没有实施大规模军事报复。除非美国人、美国财产受到大规模直接攻击，美国不可能再打一场大规模中东战争，这是战略转型期最重 要、最突出的变化。1980年卡特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不惜通过战争维护其中东利益，此后卡特主义一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石，现在这块石头动摇了。

同时，美国直接塑造、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信心严重受挫。2002年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要改变中东的生活方式。然而，美国曾经热情支持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也门的民主选举，除突尼斯外几乎全部是灾难性结果。在沉痛教训面前，美国改变了政策。近十年来，美国没有主导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平进程，更没有积极参与战后重建。2019年中东爆发所谓“第二波阿拉伯之春”，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出现大规模示威，四国领导人被迫下台，美国出奇地安静，既没有道义支持，也没有深度介入。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美国永远不可能放弃输出民主，但是作为一项可操作的政策和战略，向中东输出民主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中东政策历经多年挫折后，奥巴马的结论是：美国没有能力治理中东，治理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中东对美国特别重要，美国也 没有办法改善那里的形势。

随着“特殊性”的流失，政权合法性缺失、地区格局失衡、经济结构畸形长期被掩盖的现实 浮出水面。中东开始回归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潮中。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直接军事干预发展中国家的事件越来越稀少，只有中东长期饱受美欧直接干预，使其成为受外部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残留了殖民主义时期的诸多政治特征。今天，世界主要大国都无法独霸或独家主导中东局势。美国仍然是最有影响的大国，但是干预的信心、意愿和决心大大下降，已经不是设计、主导、维护中东全局的唯一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正在蜕变为“同行中的第一名”。经济上，如果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对中东的贸易、投资稳居全球第一，中国紧随其后，美国仅位列第三，中美欧之间似是三足鼎立之势。军事上，俄罗斯在叙利亚、利比亚的影响超过美国，打破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然而，中东既没有出现所谓的美俄战略大博弈，也没看到传说中的“中美新冷战”。近十年来，美国战略收缩，俄罗斯搞机会主义，欧洲自顾不暇，中国态度谨慎，这个兵家必争之地首次变成大国望而却步之地。

美国战略收缩给俄罗斯提供了重返中东的良机。2015年以来俄罗斯以叙利亚为支点，调动了同伊朗、叙利亚、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等中东大国的关系，再度回到中东战略舞台的中心。铲除“伊斯兰国”，俄罗斯把恐怖主义挡在了国门之外；支持阿萨德政权，俄罗斯保住了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调停中东热点问题，俄罗斯恢复了自己的大国形象；同土耳其、沙特、埃及等国家签署经济、军售合同，俄罗斯得到了经济利益，部分突破美欧经济围堵。但是，俄罗斯中东战略目标非常有限，没有意愿、能力同美国争夺战略主导权。

同时，主要大国都不敢离开中东，甚至不能大幅削减对中东的投入。中东为全球提供“正能量”的能力下降，提供“负能量”的水平却在上升，难民、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让国际社会恐惧。这里的博弈不是双赢，甚至也不是零和，而是多输，看谁输得更多。如果你不在场，别人就会利用你的缺席制造出威胁。正如两位美国学者所言，“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你就会在菜单上”。例如，2011年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为2014年“伊斯兰国”出现造成壁隙，“伊斯兰国”又为伊朗势力渗入伊拉克创造了条件，美国又不得不派5000美军重返伊拉克。大国不敢轻言退场，也不愿大量投入，更不想大规模军事卷入。殊途同归，美国、俄罗斯、欧洲都在尝试轻资产、轻脚印、小成本的介入模式。空中打击、军事威慑、军售军援、结盟互助等手段，成为相关国家保持影响力的合理性选项，这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1963年沙特王储费萨尔说，“真主之外，我们最信任美国”。然而，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 施遇袭，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不是对美国的袭击”。中东国家必须重新思考美国的可靠性。长期以来，美国不仅是影响中东权力格局的最大外部因素，而且本身就是中东权力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根支柱，还是中东众多国家政权安全的保证。目前，美国战略收缩还没有落实在人力、财力的减少方面，但是仅仅听到楼梯响，中东各国已是心惊肉跳。美国的盟友和敌人都明白，美国不会再为中东国家打一场大规模地面战争了，仅此一点就能在中东掀起惊涛巨浪。

中东各国纷纷抢占先机，试图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新格局，秩序混乱前所未有。过去40年，阿拉伯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靠石油，意识形态上借力伊斯兰，其地区影响“虚高”。现在，美国的支持、石油的威力和伊斯兰的凝聚力都在减弱，阿拉伯国家面临被打回原形的暗淡前景。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在人口、资源、国家数量上享有绝对优势，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中东，特别是1979年伊朗受制裁后，非阿拉伯国家在中东政治中的影响有限。然而，1990年美苏冷战结束，阿拉伯国家失去苏联支持，只能幻想美国在阿以之间秉持公正、客观立场。2011年后美国进入战略收缩期，阿拉伯世界陷入内乱，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快速填补真空，中东再也不是阿拉伯的中东了。

目前，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长年处在内战中，伊拉克、黎巴嫩内部动荡，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纷纷介入阿拉伯事务，反过来迫使阿拉伯国家重新站队。阿拉伯国家内部，以伊朗问题为分界线，沙特、阿联酋、巴林为反伊朗一方，卡塔尔靠近伊朗，阿曼、科威特是中 间派；以伊斯兰主义为分界线，阿联酋扛着温和伊斯兰大旗，卡塔尔支持政治伊斯兰，沙特是保守伊斯兰的大本营，三种意识形态激烈竞争；以巴以问题为分界线，海湾六国都不同程度改善同以色列关系，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家则反对。三条分界线交叉影响，把阿拉伯国家切割得支离破碎，矛盾错综复杂，非国家行为体、域外国家借机介入，阿拉伯成为代理人战场。传统上，埃及、伊拉克、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20世纪70年代后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凭借石油经济走近阿拉伯政治舞台中心。现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传统大国饱受战乱、政治动荡、经济衰退蹂躏，沙特等国家的石油经济地位动摇，阿拉伯群龙无首的局面会持续恶化。阿联酋另辟蹊径，想充当穆斯林国家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一 位土耳其高级官员批评说，阿联酋想取代土耳其留下的空白，可阿联酋尽管聪明但还是太小 ，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

同阿拉伯国家的暗淡现实相比，巴勒斯坦人的现实更黑暗。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以来，以色列的实力地位快速走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则不断恶化，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持续拉大。但是，国际上巴勒斯坦事业得到美、欧、俄、中国等大国不同程度的支持，地区范围内阿拉 伯国家把巴勒斯坦事业置于阿以关系的核心，这让巴勒斯坦获得超越其实力地位的谈判筹码。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大国干预巴勒斯坦事务的热情下降，美国特朗普政府甚至撤回对巴勒 斯坦的支持，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拜登新政府会适度修正特朗普的政策，但不可能把特朗 普的亲以措施全部撤回，美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减弱是一个长期趋势。2020年底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建交潮表明，阿拉伯国家处理巴以问题的逻辑彻底转向，从前是先解决巴以问题，再解决阿以问题：现在是先解决阿以问题，再解决巴以问题。巴勒斯坦人必须回归现实，基于自己的实力地位处理同以色列的关系，权力与正义之间的错位更加突出，政治进一步暴露出丑陋的一面。

伊朗的现实相对好些。受美国制裁，伊朗长期未能发挥应有的潜力，影响力逊于实力，在新 一轮权力平衡中处于上升位置。小布什时期，美国把伊朗定性为“邪恶轴心”。但是，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替伊朗打垮了最主要的地区对手，让伊朗势力渗入伊拉克。奥巴马时期，美国同伊朗搞缓和，解除制裁，劝说沙特要学会同伊朗共享中东权力。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加大经济制裁力度，不断增兵中东。同时，美国却从叙利亚、伊拉克撤军，任由伊朗势力发展壮大。可见，过去三任美国总统都对伊朗影响壮大负有责任 ，尽管三个人的政策方向完全不同。一方面，美国不断展示硬实力；另一方面，美国却没有使用硬实力的意志和决心，反而有撤军的愿望和打算。

无论如何，借助美国政策失误、阿拉伯动荡，过去20年伊朗深度介入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内部事务，阿拉伯人哀叹“伊 朗控制着五个国家的首都”。特别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三国，伊朗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性、战略性意义，己经形成事实上的“什叶派新月当阿以矛盾的重要性下降时，伊朗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几乎处在中东所有矛盾的风暴眼。在中东四大基本矛盾（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亲美派与反美派的矛盾）中，伊朗都是矛盾的主要一方。伊朗同美国在整个中东较劲，与沙特、以色列关系紧张，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中东具有全局性影响。根据拜登的竞选言论，美国新政府将再度缓和同伊朗的关系。从长远看，缺乏美国的全力支援，中东国家必须接受作为一个正常大国的伊朗，伊朗需要获得同自身实力相称的地位。时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的朱拜尔向国内报告说：“伊朗现在是中东新的大国，美国是旧的大国。”

以色列的现实比伊朗更光明，前景更乐观。历史上，以色列遭伊斯兰国家孤立，受美国限制， 未能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以色列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在中东22个国家中，以色列是最发达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长期以来，除保护自身安全、占领巴勒斯坦外，以色列极少卷入中东地区的政治、安全事务，未能发挥中东大国的作用，这是“不正常”的状态。从实力看，以色列应当成为全方位的中东大国。近年来，阿以关系得到改善，美国放任以色列自由行动，以色列干预地区政治的空间大大扩展。同时，伊朗影响力在叙利亚、伊拉克扩张，以色列危机感加深；美国从叙利亚、伊拉克撤军，让以色列感到美国不再可靠，自主参与地区事务的压力增大。近十年来，以色列的外交、军事行动越来越活跃、大胆。外交上，以色列公开同沙特接触，商讨遏制伊朗事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关系正常化。军事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进行过空袭，在伊朗境内搞过定点清除，同埃及在西奈半岛搞过联合军事行动。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以色列是西方遏制伊朗的桥头堡，围堵土耳其的急先锋，是中东地区中天然气论坛的核心成员。以色列必然要走到中东政治舞台的中心，这恐怕也是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必须面对的现实。

土耳其曾长期同伊斯兰国家若即若离，充当伊斯兰国家与西方之间桥梁，现在正在回归伊斯 兰阵营，以地区大国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埃尔多安主政土耳其的18年里，土耳其外交重心从欧美转向中东，意识形态从世俗主义转向伊斯兰主义。借阿拉伯社会动荡之机，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伊拉克、卡塔尔、利比亚、索马里五个国家有驻军。全球范围内，土耳其把自己塑造成伊斯兰领袖。中东地区，土耳其是政治伊斯兰的先锋，在叙利亚，土耳其是反对派武装的最大支持者，对叙利亚北部形势享有决定性影响。在利比亚，土耳其的军事干预扭转了战局，使自己成为谈判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方。在卡塔尔，土耳其借助军事基础，把棋子打到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心脏。在东地中海，土耳其与希腊在海上几近擦枪走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土耳其2017年在索马里建立军事基地，2019年从苏丹租借一个岛屿，最近又 同埃塞俄比亚商讨军事合作，同尼日尔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触角越来越广。甚至在中亚，土耳其都深度卷入了纳卡冲突 。

为确保中东是阿拉伯人的中东，阿拉伯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阿拉伯人民同英法并肩作战，瓦解了奥斯曼帝国。1948年以来阿拉伯国家参加四次针对以色列的战争，绝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想铲除以色列在中东的影响。1979年后，阿拉伯国家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长期支持美国遏制伊朗。然而，历史似乎正在翻转，土耳其、伊朗、以色列都在肆无忌惮地干预阿拉伯事务，处于中东各大矛盾中心的位置。

在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上，中东各国普遍面临着去美国化、去石油化、去伊斯兰化、 去以色列化四大趋势，让阿拉伯政治回归正常状态。四大趋势既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也是阿拉伯人主动探索的结果。去美国化，既是对美国战略收缩的反应，也是对“阿拉伯之春”期间西方政治制度试验失败的反思。去石油化，既是对全球能源革命的反应，也是对“地租经济”的反思。去伊斯兰化，既是对政治伊斯兰退潮的反应，也是对政治伊斯兰运动失败的反思。去以色列化，既是对阿以关系改善的反应，也是对“受害者心态”负面效应的反思。

去石油化意味着改变“地租经济”形态，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多年来，海湾国家的政府收 入依赖石油收入，不需要向公民和企业征税，政府反而向社会派发工作机会、福利，因而极少受公民监督。以科威特为例，90%的财政收人依赖石油，80%的工作岗位是政府提供的，工资占政府支出的52%,70%的人口是外国人，大部分生产、服务都由外国人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能源革命，2034年海湾国家将耗尽多年来积累的金融财富。像其他国家一样，海湾国家开始把税收作为政府收人来源，所有国家开征增值税，公司税也在讨论之中，个人所得税尚未提上议事日程。2020年5月，沙特宣布把增值税提高3倍，达15%；暂停公务员的福利，并要求大幅增加非石油收入。按照不交税就没有代表权的逻辑，现在阿拉伯人交税了，就要享有政治权利了。

去西方化、去伊斯兰化意味放弃模仿西方、模仿过去，自主探索适合本地区国情的政治道路，其难度甚至大于去石油化。在阿拉伯现代化征程中，一直有两个阵营，一是模仿过去，二是模仿西方，两者都意味着脱离阿拉伯人现实处境。去伊斯兰化，有助于摆脱模仿过去；去美国化，有利于摆脱模仿西方。2011年“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社会探索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又一次尝试，西方民主模式、政治伊斯兰双双受挫。西方意识形态不适用，传统伊斯兰政治不起作用，阿拉伯国家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更重要的是，受“阿拉伯之春”的惊吓，20 世纪90年代以来，阿拉伯社会风生水起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在经济领域，不管改革效果如何，去石油化的尝试还在进行中；在政治领域，改革的尝试都停止了。相反，各国都强化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增加对军队、安全部门的投资，社会上万马齐喑，这条道路恰恰是当年引爆“阿拉伯之春”的根源。

去以色列化意味着改变受害者心态，不再把阿拉伯苦难归罪于以色列，要从阿拉伯内部寻求根源与出路。长期以来，以色列被视为阿拉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因而常被阿拉伯政府、执政党当作“替罪羊”。随着阿以战争结束，阿以关系改善，阿拉伯人民的觉醒，这一叙事逻辑的破绽越来越大。以色列可能是巴勒斯坦人苦难的总根源，不可能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困境的始作俑者。阿拉伯困境必须先从内部反思，出路也需要先从内部发力。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9年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的大规模游行，都没提出反以色列的诉求，而是重点关注国内政治、经济议题。这充分说明，归罪于以色列的受害者逻辑不再有说服力，以色列正在远离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

20世纪最后30年，在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中，中东我自岿然不动，阿拉伯社会例外论或超稳定论一时成为研究热点。现在，超稳定换位为超不确定性。不论是地区安全结构，还是国内政治、经济走向，都处在剧烈变化中。秩序真空、思想真空和资源真空三维影响叠加， 国际、地区和国内三重变局交织，这可能是一个大混乱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或两者兼而有之。

中东从来不是一个有秩序的地区，如今的秩序真空或秩序混乱更是前所未有。冷战期间，中 东围绕美苏竞争形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同苏联站在一起，包括以埃及为首的共和制国家，支持阿拉伯国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一个阵营同美国站在一起，包括以沙特为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政治上保守，经济上支持资本主义，且多为“地租型”国家。两个阵营构成所谓的“阿拉伯冷战”。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中东，阿拉伯国家根据美国的偏好分为温和伊斯兰国家与激进伊斯兰国家两个阵营。现在，美国独霸中东的时代结束了，美、欧、俄、中各有特色，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快速变化。美国仍然是全方位的、综合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欧洲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俄罗斯在特定国家、特定事件上有挑战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中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经济大国，前景可期，但目前对中东的政治、军事影响有限。

国际层次上，美国战略收缩的轨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战略收缩是有代价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影响力下降。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主任坎普说，“我从来没看到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如此之小”。战略收缩必然留下权力真空，对真空的抢夺会破坏旧格局，新格局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对此，美国没有做好承担相应后果的准备。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洲、俄罗斯、中国分享权力，又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地区大国各行其是，是一个远远没有共识、定论的问题。理想状态是，美国收缩的同时，还能保留主导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实情况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没有美国战略收缩，俄罗斯不可能主导叙利亚局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沙特不可能控制也门战局，土耳其军队不可能跃进到利比亚。这些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是必须忍痛承受的代价。

短期看，美国视俄罗斯为最迫切、最尖锐的挑战，只有俄罗斯有实力、有意愿在个别点上同美国形成军事对峙。长期看，美国视中国为最有潜力的战略对手，其逻辑是：中国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能源需求迟早会演变成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历史上的大国都是这样做的。过去30 年，中美在中东的战略是“平行”的，美国从事政治、军事建构，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双方基本上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既不协作也不对抗。近年来，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视中国为最大的潜在威胁，中美似乎正在形成全方位、全球性的对抗。中美在中东的利益本身并不具有冲突性，而是中美关系恶化把“冲突性”外溢到了中东。未来，中东的大国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走向。

中国对美国的担忧有现实依据，在极端情况下美国有实力切断中国的能源供应，中东可能成 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切断能源供应线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全方位建设在中东的存在，这也是最重要的理由。美国资深中东问题专家高斯指出：“目前保护中东能源的稳定供应，是北京和华盛顿的共同利益。未来如果地缘政治的冲突性上升，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若美中在东亚发生冲突，阻止中国获取中东石油将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抓手。整体而言，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美国能够控制富油区，手里就多了一张牌。”

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是想象中的，是未来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目前在中东建设的 港口阿曼杜库姆、沙特吉赞、阿联酋哈里法、吉布提多哈雷、以色列阿什杜德、伊朗恰巴哈尔，未来有可能形成军事上的“珍珠链”；2009年中国华为公司建设突尼斯-意大利之间的海底电缆，2010年建设的利比亚-希腊电缆，未来可能植入情报、军事用途。基于想象中的 “中国威胁”，美国开始制约中国与中东的合作，中国与美国政策“平行”的时代终结，局部进入对抗时代。2020年10月，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在开罗公开指出，中国华为公司的5G网络是安全威胁，埃及需要加入美国主导的“清洁网络”。美国中央司部司令麦肯锡在一次视频会议中说，“我不能让海湾国家购买中国的武装无人机”。尽管这种趋势目前只是一个苗头，却非常危险。美国作为现存大国，往往有过度的焦虑、忧患意识，倾向于夸大崛起国家的实力和意图；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急于展现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中东作为第三方，担心美国的收缩，急于利用崛起的中国平衡美国 ，也乐于虚张声势，扩大中国的影响。一旦中东形成中美对抗的态势，就是一个“三输”的局面，中国、美国和中东的利益都将严重受损。目前主动采取对抗性政策的是美国，未来态势也取决于美国。美国华盛顿近东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辛格就说，是否与中国在中东展开竞争，选择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里。

地区层次上，面对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地区国家不再仅仅围绕着美国站队，而是纷纷发展多元外交关系，在美、欧、俄、中之间寻求新的平衡。阿拉伯国家一地碎片，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各领风骚。国际大国与地区大国或结盟或对扰 ，在不同的热点问题变化着合纵连横的方向，因时、因地、因事而调整政策，中东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多旗鼓相当的主角，也从来没出见到如此复杂的阵营分化组合。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深度卷入阿拉伯政治，会对旧格局形成巨大冲击。旧格局正在坍塌，新格局尚未出现，新旧格局转变时期往往是最动荡的。近百年来中东首次出现这样的格局，称之为“百年大变局”名实相符。

未来，中东能否形成本地区自己的安全机制，既取决于美国战略收缩的态势，也依赖于地区大国之间的互动。地区国家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是目前中东安全机制的基石，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可以说美国是中东地区安全机制的中心。若美国加大战略收缩步伐，转嫁安全责任，地区国家寻求自主性安全机制的压力就会相应上升。2019年6月霍尔姆兹海峡附近油轮遇袭后，美国没有干预，阿联酋就派代表团赴伊朗，还解冻7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试图开辟接触渠道。同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被袭击，沙特没有直接指责伊朗，反而同伊朗接触。2020年底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是寻求自主安全的一种思路。

尽管存在这样的需求，但是中东国家自主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前景不容乐观。伊朗、沙特、 土耳其、以色列四大主要玩家，相互之间矛盾错综复杂，两两派对，每对关系都不顺畅，迄今为止四个国家从来没能在一个房间坐下来。2019年12月，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波斯湾地区集体安全构想》，建议域外国家放弃永久驻军，由地区国家建立集体安全机制。但是，倡议没有激起任何政治涟漪。2020年10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提出搭建一个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以集体协商方式管控危机，但响应者也不多，说明集体安全机制的目标太遥远，就连共同对话的时机也不成熟。同时也应该看到，海合会内部分裂结束，阿拉伯国家与 以色列建交，阿联酋与伊朗接触，土耳其想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

国内层次上，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根本原因是长期未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952年埃及的纳塞尔发动“自由军官革命”，把国族主义与社会义融为一体。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利亚、也门相继效仿，复兴社会主义在中东风生水起。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中东又掀起政治伊斯兰主义。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裹挟下，阿拉伯人民又求助于新自由主义，“阿拉伯之春”是这一进程的终点。中东阿拉伯国家尝试过多种的意识形态、政体，迄今为止没找到合适的道路。本世纪初曾有人预测，中东国家要么拥有专制的强权政府，要么遭遇更大的混乱，现在这两个场景同时出现了。今天，中东特殊性正在流失，中东人民拥有更多、更便捷的信息，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寻求变革的愿望更强烈。但是，各种民调均显示，什么样的政治安排适合自己的道路，人民没有一致意见。未来将会长期处于探索之 中，现状没有办法维持，改变现状需要时间，国家重建、民主进程往往是混乱、耗时和曲折的。在2019年以来的街头运动中，各国群众对现任领导人、现行体制不满意，却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制度、道路是什么，或者说不知道什么样的路能通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黎巴嫩，街头群众呼吁不想要政党、不想要政府甚至不想要国家，要求法国重新接管黎巴嫩。这是人民对政治绝望的表现，是典型的“思想真空”。

中东曾经是资源富裕地区，一些国家长期靠天吃饭，目前当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大量投资的时 候，资源却紧张了。高油价、好日子的时候不改革，低油价、苦日子的时候要改革了，改革之路必然更艰难。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变差，外国投资下降。国际直接投资2015年达到2万亿美元巅峰，2019年下降到1.5万亿，预计2020年会低于1万亿。根据世界银行评估，2030年前国际产业链将发生重大变化，生产的价值链缩短，价值的创造更集中，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挑战。2008年阿拉伯国家接收外国直接投资880亿美元，2018年降至310亿美元，2020年受疫情、油价双重影响而只有178亿美元。另一方面，低油价抽走了中东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中东的石油收入从2012年1万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5750亿美元，2020年可能只有3000亿美元。沙特财政部长说，“我们正面临着人类现代史上从未见的危机”。多年来，阿拉伯国家在国际上一直以富豪的形象出现，现在面临罕见的“资源真空”。

外国大规模干预退潮，伊斯兰的历史包袱有所减轻，中东人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中东同时面临权力、思想、资源二维真空，这既是挑战，也蕴含机遇。中东更大、更深刻、更实质性的变局刚露出苗头，未来最少也会持续数十年，将形成20世纪初中东国族国家形成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同历史上的中东大变局相比，这次变革的命运更大程度上将由本地区国家、人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