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 | 余国庆 陈瑶

内容提要 黎巴嫩毒品问题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对黎巴嫩的社会、经济、安全和全球禁毒斗争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尽管黎巴嫩当局和国际社会不断加强禁毒工作，但黎巴嫩毒品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困顿是黎巴嫩毒品问题出现和扩张的内生根源；内战时期的经济崩溃刺激毒品经济空前增长；战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毒品经济的复现。而该国教派冲突导致的政治碎片化局面又固化了毒品经济体系，政府治理能力缺失严重削弱了禁毒力度，真主党在毒品经济中的角色也不断显现。受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的影响，黎巴嫩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且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影响和地位上升，诱使黎巴嫩毒品经济再度扩张。实现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政府采取更多禁毒措施，还要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下解决黎巴嫩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

关 键 词  毒品问题 黎巴嫩内战  教派政治 真主党 叙利亚战争 禁毒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 余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陈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研究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毒品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尽管在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下，全球禁毒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但禁毒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近年来，中东地区毒品泛滥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毒品生产、销售和中转的中心之一,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种植大麻以来，黎巴嫩毒品问题一直延续至今。黎巴嫩内战时期，其毒品经济规模实现了惊人扩张，开始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毒品问题在黎巴嫩内战结束后曾一度得到治理，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又再度突出，甚至在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毒品产销出现大幅增长。由此，黎巴嫩毒品问题的长期存在给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禁毒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尽管黎巴嫩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和外溢影响日益增加，但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布瑞恩·埃文斯（Brian Evans）在《毒品经济：黎巴嫩研究案例》一文中详细梳理了黎巴嫩毒品经济的演变历程；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的专著介绍了黎巴嫩内战前后的大麻生产和走私情况，并对法国和叙利亚在黎巴嫩毒品问题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毒品种植历史、相关法规等方面对黎巴嫩和摩洛哥的大麻生产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另有学者从恐怖主义金融的角度解读了黎巴嫩的毒品问题，认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是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恐怖主义融资的一种方式。虽然上述研究成果大多对黎巴嫩内战时期的毒品经济扩张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但对导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长期存续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相对欠缺。由于黎巴嫩毒品的生产和走私对中国的影响不及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不足。鉴此，本文基于黎巴嫩毒品问题的严峻形势，探究导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长期存续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进而展望未来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治理前景。

毒品作为经济利润极高的非法产业，它的出现与扩张背后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经济推动因素。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轨迹具有密切联系，经济形势与毒品经济规模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一）黎巴嫩毒品经济的缘起与内驱力

黎巴嫩境内的贝卡谷地土质肥沃，有两条河流流经，发展种植农业的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贝卡谷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麻产区之一。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历史悠久，有学者认为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60年前后，由土耳其人引进至黎巴嫩的东北部山区；也有学者认为黎巴嫩的大麻植株是从印度引入的。最初黎巴嫩仅种植大麻一种植物，生产的大麻产品主要是被称为“哈希什”（Hashish）的大麻树脂制品，直至20世纪20年代，在希腊禁止种植大麻后，处于法国“委任统治”之下的黎巴嫩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大麻。

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在丝绸产业凋敝后出现经济萧条现象。历史上，黎巴嫩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一度跃居为中东地区的商业中心，丝绸产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至20世纪初，丝绸工业对黎巴嫩经济的贡献率曾高达80%。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黎巴嫩丝绸工业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人造纤维的出现更加速了丝绸产业的衰落。然而，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石油缺乏，金属矿产稀缺，使其在短时间内发展新经济支柱产业的能力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种植业条件优越，且具有邻近大麻树脂制品的最大需求市场——埃及的地理位置优势。因此，为了防止黎巴嫩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法国鼓励贝卡谷地的农民种植大麻。1928年贝卡谷地的大麻年产量为60吨，随后，欧亚地区的大麻供应中心转移至黎巴嫩和叙利亚。

自此，大麻种植和走私活动在黎巴嫩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提升。尽管大麻树脂制品的生产被立法禁止，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除丝绸、橄榄油和烟草以外黎巴嫩的主要出口商品，更是被称作“黎巴嫩的石油”。截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麻种植对黎巴嫩经济贡献率超过50%。政府曾经尝试控制国内的毒品生产，鼓励农民种植向日葵等替代农作物，但收效甚微。1950年，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地的大麻年产量已经达到300吨，且绝大部分大麻树脂制品都经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运往埃及。1951年，埃及在联合国指责黎巴嫩和以色列通过向埃及走私大麻树脂赚取了大量外汇储备，对埃及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由此可见，黎巴嫩从大麻生产和走私活动中获取的经济收益数额非常巨大。

（二）内战时期经济困境与毒品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1975～1990年间黎巴嫩的血腥内战严重破坏了该国的经济发展，中断了黎巴嫩现代化进程。自1943年黎巴嫩共和国成立后，黎巴嫩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旅游业、金融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在地区环境动荡不安的背景下，黎巴嫩在20世纪50年代一跃成为中东地区的旅游、金融和教育中心。1973年，黎巴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40美元，在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产油国和以色列。然而，黎巴嫩内战爆发后，该国经济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向该国境内的巴解组织、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恶化了该国的经济状况。

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给该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致命性打击。截至1986年，黎巴嫩经济损失高达240亿美元，超过250亿美元的实物资产在内战中遭到破坏。1990年，黎巴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低于1974年，仅为1/3。其中，农业在内战期间受损最为严重。1978～1981年，约有1 100公顷用于种植马铃薯的土地被荒废；一些山地葡萄种植园被迫关闭并被征用为军事驻地，大量葡萄藤遭到破坏，农民出于安全因素无法最大化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由此，黎巴嫩农民只能通过种植大麻来维持生计，导致黎巴嫩大麻种植面积和产量急剧增长，种植大麻和罂粟成为贝卡谷地农民在战时的主要经济来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贝卡谷地的农民开始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罂粟，种植面积从最初的60公顷大幅增加至4 000公顷，年产量可供制造6吨海洛因。1980年，黎巴嫩生产的大麻制品占全球总量的35%，较1970年增加了10%；保守估计，黎巴嫩境内的大麻种植面积在80年代中期已达到49万公顷，年产量高达700吨。1990年内战结束时，贝卡谷地约1/3的耕地都种植了大麻或罂粟。当时，黎巴嫩境内共有1 780个大麻加工厂，年出口约5万吨大麻；此外，还有100个生产海洛因的实验室和工厂。

内战时期的经济困顿直接导致黎巴嫩毒品经济出现大规模扩张。由于黎巴嫩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毒品生产和走私成为该国在内战时期至关重要的经济来源，占全部经济活动的50%以上。毒品交易每年估计可为黎巴嫩带来15亿～2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0%。

（三）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助长了畸形的毒品经济

自1943年独立以来，黎巴嫩长期面临着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农业基础设施不足，特别是灌溉设施严重缺乏，使得农民更倾向于种植大麻和罂粟。根据198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1 307个黎巴嫩城镇和村庄中，仅有292个灌溉管网在农业生产中运行良好，而多达661个村庄没有灌溉管网。相比于小麦、葡萄等作物，大麻和罂粟更适宜在干旱条件下生长，对土壤要求不严，经济价值也远高于小麦、葡萄等作物。由此，基于有限的农业生产条件及维持生计的需要，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种植大麻和罂粟。毒品经济在内战时期大规模扩张，使贝卡谷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城乡差距在战后重建中进一步加大，是黎巴嫩毒品问题难以根除的原因之一。在战后重建初期，黎巴嫩政府集中精力在贝鲁特等大城市恢复旅游业和金融业，仅有房地产、银行业和少数服务业从中获益。哈里里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复苏与刺激农业发展政策，其中就包括铲除毒品植物、推广合法替代农作物等相关措施。1997～2004年，黎巴嫩大麻种植面积最少时仅剩15公顷，政府的禁毒行动终结了相当于黎巴嫩2.7万个家庭5亿～10亿美元收入的毒品贸易额。贝卡谷地的农民改种谷物、苹果、葡萄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然而，由于黎巴嫩政府对农业和贝卡谷地的经济发展关注不足，导致毒品经济“卷土重来”。黎巴嫩农业从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25%，但在1994～2007年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68%，远低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超过20%的农业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估计，发展贝卡谷地大约需要投入3亿美元，但黎巴嫩政府并未拨款给予支持。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农民群体没有享受到经济重建的红利，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耕地减少和出口价格下跌，农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收入远不及种植大麻和罂粟，农民不得不重新种植毒品作物。

综上，经济困顿是黎巴嫩毒品问题产生和恶化的根本原因。从时间阶段来看，黎巴嫩毒品问题起源于经济主导产业的衰退时期，在内战导致的国内经济停滞中达到高潮，又式微于黎巴嫩战后经济快速重建阶段。从地域角度来看，黎巴嫩政府在战后重建阶段只关注贝鲁特等大城市发展，城乡差距扩大导致黎巴嫩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主要集中于贝卡谷地东部和北部的贫困山区。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在一定时期内为维系黎巴嫩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战时甚至成为贝卡谷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又反过来限制了黎巴嫩的正常经济活动，形成恶性循环，导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黎巴嫩毒品问题在内战结束后仍然长期存续，不仅反映出黎巴嫩的经济发展问题，更与黎巴嫩国内政治环境息息相关。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先天不足，殖民统治的后遗症使得黎巴嫩长期面临着严重的教派矛盾，教派问题始终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整合。1943年黎巴嫩独立后，国内分为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宗派，政府根据教派分权体制初步建立了国家治理体系。然而，随着各派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教派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最终以内战的形式爆发。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支持基督教马龙派打击其他教派政治力量，甚至纵容长枪党民兵制造贝鲁特大屠杀，更加剧了黎巴嫩的教派对立。什叶派政治力量因战争动员而更加团结，打破了基督教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的力量平衡。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内部对教派分权的再次尝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教派矛盾问题，国内政治仍然呈现出碎片化局面，严重影响到国家治理实践。

（一）黎巴嫩的政治冲突固化了毒品经济体系

 除了战时经济发展停滞，黎巴嫩毒品经济规模在内战时期实现迅速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国民兵组织通过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获利。内战爆发前后，大量民兵组织在黎巴嫩涌现，并在内战期间参与到毒品经济之中，通过生产和走私大麻以及罂粟制品换取资金和武器。毒品成为各民兵组织在内战时期争相把控的经济资源。除了直接参与毒品种植和生产外，民兵武装还通过贩运、走私毒品以及向毒品种植者征收“保护费”或特别税等方式从毒品生产中获益。

黎巴嫩的毒品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农民—贩毒集团—民兵组织的完整体系。农民靠种植大麻和罂粟为生；贩毒集团从农民那里收购毒品作物进行加工，通过其贩运网络走私到世界各地；民兵组织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提供安全保障和运输便利，并从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为此，交战各方努力控制毒品生产地区，将毒品作为支持战争的工具，将毒品收益作为各方力量稳定的资金来源。一些学者估计，1980～1985年间，黎巴嫩的民兵组织每年能从毒品走私活动中获利6亿美元。

内战结束后，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冲突仍在延续，民兵组织并未完全解散。民兵组织之间、民兵组织与政府军之间仍不时爆发武装冲突。然而，民兵组织无法再通过控制税收来获取经济来源，不得不采取延迟向武装人员发放薪水和减少社会服务等措施缩减开支。在此背景下，一些民兵组织寻求进行商业活动，而其他民兵组织面对毒品带来的巨大经济诱惑，继续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并利用其关系和运输网络,将黎巴嫩变为哥伦比亚和土耳其贩毒集团向西欧、俄罗斯和美国走私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交易中心和中转站。通过参与毒品活动，这些民兵组织不仅得以攫取经济利益来维系武装力量的存在，还能将此作为与当局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

（二）政治碎片化削弱了黎巴嫩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能力

1991～1993年，黎巴嫩政府采取了毒品植物铲除行动，禁毒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禁毒成果被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内耗所蚕食。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各派根据《塔伊夫协议》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教派分权体制的弊端和固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共同使黎巴嫩出现了“强社会、弱国家”的政治局面。虽然教派分权体制通过不断细化选举规则和教派分类谋求实现各教派间的权力平衡，但实际上则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最终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缺失，对禁毒工作造成严重阻碍。

黎巴嫩在内战结束后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禁毒政策难以全面推行。黎巴嫩与叙利亚在1991年签订了包含共同打击黎巴嫩东部毒品走私活动内容的安全协议。1992～1993年的毒品植物铲除行动得到驻守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的协助，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2006年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后，毒品植物铲除行动完全交由黎巴嫩安全部队执行，进度有所下降。黎巴嫩政治呈现碎片化局面，特别是真主党控制着贝卡谷地北部和贝鲁特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导致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缺乏实际权威，禁毒工作推行不畅。由于推土机所有者担心受到毒贩报复而拒绝将推土机出租给黎巴嫩安全部队，导致2012年8月在赫尔梅尔地区（Hermel）铲除大麻植株的行动被迫推迟。安全部队在贝卡谷地的毒品植物铲除行动甚至曾经遭到民众使用枪支和手榴弹的反抗，造成1名警察受伤，安全部队在当地的禁毒工作一度被迫中断。据统计，目前，有超过4万份与贝卡谷地农民生产和走私毒品的通缉令依然生效。

由于黎巴嫩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其禁毒工作深受国内政局变化影响。在政局相对平稳的时期，黎巴嫩政府可以在禁毒方面投入较多的资金和人力；在政局不稳定的时期，特别是当政治危机演变为社会动荡的时候，更多的安全部队力量需要投入到维持国内安全与社会稳定之中，难以兼顾禁毒工作。自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身亡后，黎巴嫩的教派矛盾和政治分歧不断加剧，突出表现为在2007～2008年间的“无总统状态”。2007年黎巴嫩爆发的政治危机导致安全部队铲除毒品作物的计划被迫暂停。当年，贝卡谷地新种植的大麻和罂粟面积约为6 500公顷，但安全部队仅清除了其中2%的大麻植株。

（三）真主党在黎巴嫩毒品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黎巴嫩真主党自1992年开始参与议会选举，并逐步转变为合法政党。然而，黎巴嫩真主党以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为由，一直拒绝解除武装，造成各派别间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倾斜。真主党在黎巴嫩和地区的势力扩张与内战后黎巴嫩毒品问题的长期存续具有一定联系。

自1982年成立以来，黎巴嫩真主党的经济来源包括伊朗提供的援助、国内什叶派缴纳的宗教税、境外捐款和商业投资收益。真主党一直维持着人数较多的武装力量，且注重从事社会福利活动，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对资金需求较高。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真主党直接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但黎巴嫩大麻和罂粟的主要产地——贝卡谷地处于真主党的控制之下。在毒品问题上,真主党至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此外，黎巴嫩当局破获的毒品生产场所也多位于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的势力范围，真主党控制的马纳拉地区（Manara）和贝卡谷地西部的赫尔梅尔是黎巴嫩毒品生产和走私的枢纽中心。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交通要道也成为黎巴嫩向周边国家走私毒品的主要陆路通道。

黎巴嫩真主党还曾尝试突破宗教对毒品生产和走私的限制，为毒品走私活动赋予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尽管伊斯兰教义明令禁止种植和吸食毒品，但是伊朗大阿亚图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颁布了一条伊斯兰敕令（Fatwa），将走私毒品的行为合法化：“我们制毒是为了给撒旦——美国和犹太人，如果我们不能用枪杀死他们，就用毒品杀死他们。”这一宗教敕令后来被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引用，为毒品生产和走私赋予宗教上的合法性。真主党的精神领袖曾宣称，“如果毒品是卖给西方异教徒的，那么毒品走私作为对抗‘伊斯兰敌人’战争中的一部分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加剧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剧烈武装冲突之后，真主党元气大伤，损失了1/3的武装力量，急需获取资金支付抚恤金和重新进行武装，毒品生产和走私成为真主党的重要资金来源。此后，黎巴嫩的大麻种植面积再次大幅增加，中东地区国家检获芬乃他林的数量也大增。黎巴嫩当局于2006年在的黎波里港截获了两台用于合成芬乃他林的机器，据相关报道称，真主党议员侯赛因·穆萨维（Hussein al-Musawi）的兄弟哈西姆·穆萨维（Hashim al-Musawi）涉案，且已经在贝卡谷地、巴尔贝克和贝鲁特等地建成了毒品生产和运输网络。黎巴嫩当局于2007年首次在境内发现生产芬乃他林的实验室和设备。一些学者指出，真主党甚至将用于合成芬乃他林的机器放置在其兴建的一些什叶派宗教场所内。毒品走私成为真主党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重要经济来源，为其购买物资和武器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为真主党战后“休养生息”提供了物质支撑。

西方国家指责黎巴嫩真主党通过“洗钱”的方式将毒品走私收入合法化。黎巴嫩真主党在拉美地区较活跃，与当地的非政府武装力量保持良好关系。由于拉美地区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毒品走私，美、欧等西方国家认为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了拉美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并在拉美地区贩毒集团的协助下进行“洗钱”活动。据称，黎巴嫩真主党与墨西哥毒贩合作向美国走私毒品，墨西哥贩毒集团“洛斯哲塔斯”（Los Zetas）协助真主党“洗钱”的规模多达8.5亿～9亿美元。2011年2月，美国财政部指责黎巴嫩真主党通过黎巴嫩加拿大银行“洗钱”，将在南美走私毒品的收入经非洲西部以车辆贸易的名义回到黎巴嫩。黎巴嫩中央银行因此立即关闭黎巴嫩加拿大银行并没收所有资产。

黎巴嫩的教派政治问题与毒品问题相互渗透与交织，无法有效抑制国内的毒品活动。黎巴嫩教派冲突和政治碎片化局面导致禁毒工作步履维艰，使得毒品政治化问题成为该国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症。

基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教缘政治，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其所在的地区形势变化密切相关。黎巴嫩国力弱小、教派林立，更容易受到外部干预和地区局势的辐射影响。2005年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后，黎巴嫩与叙利亚之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因此，黎巴嫩成为最先受到叙利亚危机波及的周边国家之一，其毒品经济以及禁毒治理亦深受影响。

 （一）叙利亚乱局刺激毒品生产，中东地区需求增加

近年来，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外溢越来越严重。除黎巴嫩以外，叙利亚也是中东地区的毒品输出国和中转站之一。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黎巴嫩与叙利亚之间的毒品走私通道由于被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而成为“法外之地”。该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猖獗，甚至成为极端组织的资金来源之一。在此期间，中东地区检获的苯丙胺类毒品大部分都来源于黎巴嫩和叙利亚，2015年在叙利亚境内共检获了2 825公斤大麻树脂制品、9公斤海洛因和超过2 400万片芬乃他林等大量毒品。

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内战中大量使用芬乃他林。据相关报道称，芬乃他林作为一种兴奋剂在叙利亚战场上被广泛使用，使武装人员能够长时间保持专注和兴奋状态，也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剂来减轻伤员的痛苦。尤其是在“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当中，使用芬乃他林的现象十分普遍。2018年5月31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革命突击队”（Maghawir al-Thawra）在坦夫地区（Al-Tanf）发现并销毁了“伊斯兰国”储藏的30万片芬乃他林，价值超过140万美元。

此外，吸食毒品的情况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中显著增加。2016年黎巴嫩因使用毒品被捕的人数较2011年大幅增长108%，其中约80%是18～35岁的青年。2019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数据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青年使用毒品的情况正在上升，其中76%来自黎凡特地区的受访青年认同了这一说法。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东变局对阿拉伯民众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冲击，吸食毒品成为年轻人逃避压力的方式之一。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成瘾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毒品获取途径。研究人员发现，在谷歌、亚马逊等全球性网站和中东地区网站上都能检索到芬乃他林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在阿联酋等严格管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国家，线上交易成为民众购买芬乃他林的主要形式之一。

（二）黎巴嫩经济受叙利亚危机负面影响而持续恶化

过度依赖旅游业和房地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黎巴嫩经济高度受制于全球经济形势和地区局势变化。2006～2010年黎巴嫩经济处于快速恢复阶段，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0%；而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黎巴嫩当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至0.9%。据世界银行统计，叙利亚危机使得黎巴嫩2010～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2.9%。

叙利亚危机对黎巴嫩旅游业的影响最为明显。旅游业是黎巴嫩的支柱产业，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旅游业对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33.8%（2011年）。然而，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持续升级以来，由于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口岸关闭、暴力事件增加、海合会国家对黎巴嫩发出的旅游禁令，以及非阿拉伯游客对中东地区整体安全忧虑增加等因素，黎巴嫩旅游业遭受重创。游客人数从2010年的216万人次锐减至2015年的151万人次，其中2013年黎巴嫩仅接待127万游客。

受到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影响，黎巴嫩失业率持续攀升。2018年失业率高达25%，青年失业情况尤其严重，18～25岁青年的失业率为35%。在此背景下，黎巴嫩毒品种植、生产和走私活动明显增加,2016年黎巴嫩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人数较2012年增加69%。黎巴嫩安全部门在2016年共查获芬乃他林1 080万片；在2017年1～9月间检获了750万片。黎巴嫩当局估计，2013～2016年海关缴获的芬乃他林数量约占同期总产量的10%，推算黎巴嫩的芬乃他林产值可能高达140亿美元。

（三）黎巴嫩政府因卷入叙利亚危机而无暇顾及毒品问题

除经济冲击外，叙利亚危机还给黎巴嫩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黎巴嫩政府疲于应对国内政治分歧、恐怖主义威胁和叙利亚难民问题，在处理毒品问题上难免分身乏术。

叙利亚危机加剧了黎巴嫩各政党间的政治分歧。黎巴嫩各党派在叙利亚危机特别是巴沙尔政权的去留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黎巴嫩两大政治阵营——“三·八”联盟阵线和“三·一四”联盟阵线在总统人选上无法达成共识。自2014年4月以来，黎巴嫩总统选举投票因出席议员未达法定人数而先后推迟40次。直至2016年10月31日“自由爱国运动”创始人米歇尔·奥恩当选为新一任黎巴嫩总统，才结束持续长达两年半的“无总统状态”。

叙利亚危机威胁黎、叙边境安全。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巴沙尔政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爆发冲突。“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大部分领土后，在黎巴嫩东北部与叙利亚边境的山区占据了12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伊斯兰国”还在黎巴嫩境内发动恐怖袭击。2015年11月12日，“伊斯兰国”对贝鲁特的真主党控制区实施炸弹袭击，造成48人死亡、240人受伤，这是黎巴嫩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黎巴嫩军方发起代号为“郊区黎明”的行动对“伊斯兰国”势力进行清剿。

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对黎巴嫩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挑战。黎巴嫩是仅次于土耳其接收叙利亚难民第二多的国家，高峰时期境内叙利亚难民人数多达160万人。接收难民给黎巴嫩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叙利亚难民的涌入又进一步扩大了黎巴嫩的教派和政治分歧，黎巴嫩各方直至2014～2016年间才对限制叙利亚难民进入黎巴嫩达成共识。

由于黎巴嫩政府疲于应对叙利亚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国内毒品问题的治理。根据黎巴嫩内政与城镇部发布的报告显示，黎巴嫩安全部门在2013年清理的罂粟种植面积约为62万平方米，而在2014年和2015年清理的面积大幅下降至1万平方米，2016年更是没有对罂粟种植进行清理的报告。

（四）黎巴嫩真主党介入地区问题刺激了更多的资金需求

为了支持伊朗在地区的势力扩张，巩固什叶派的影响范围并维系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之间的物资运送通道，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开始介入地区问题，特别是在叙利亚危机中为巴沙尔政府提供武装支持。2012年夏季，媒体首次报道黎真主党武装力量在叙利亚霍姆斯市附近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2016）显示，约有7 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叙利亚作战。在2012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超过865名在叙利亚的真主党武装人员死亡。有学者估计，在叙利亚战场上丧生的真主党武装人数多达1 700人～1 800人，超过真主党在1982～2000年间因与以色列冲突而死亡的武装人员总和。此外，黎巴嫩真主党还以向胡塞武装派遣军事顾问等方式介入也门内战。当前，真主党声称已在叙利亚南部地区部署了超过1万名武装人员，以应对以色列对伊朗和巴沙尔政府武装力量的袭击。

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介入叙利亚等地区问题后，对资金的需求激增。除了需要为在叙利亚阵亡的武装人员家属提供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外，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然而，受国际油价持续疲软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伊朗石油收入减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资金支持不足，毒品走私由此再次成为真主党获取活动基金的重要渠道。叙利亚当局声称在2018年11月截获了从真主党控制的古赛尔地区向拉塔基亚走私的芬乃他林。

由于受到地区动荡形势的影响，在叙利亚危机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冲击下，黎巴嫩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政府禁毒力度减弱，黎巴嫩毒品经济因此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而真主党因介入叙利亚危机而产生的资金需求也将进一步加剧黎巴嫩的毒品问题。

黎巴嫩毒品问题由来已久，内战期间大麻和罂粟种植活动大规模扩张，内战结束后的政治冲突导致黎巴嫩禁毒努力付诸东流。毒品问题与地区冲突都极大地限制了黎巴嫩经济的良性发展，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助长了黎巴嫩毒品经济的发展。黎巴嫩著名毒贩诺伊·栽特（Nouh Zaiter）曾宣称，只要政府允许合法交易大麻6个月，他就可以付清360亿美元的政府债务，足见黎巴嫩毒品经济规模之大。随着中东和东欧地区毒品泛滥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增加，解决黎巴嫩毒品问题刻不容缓。

（一）黎巴嫩禁毒形势严峻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黎巴嫩政府不断加大禁毒查处力度，对国内毒品问题一直持强硬态度。黎巴嫩针对毒品问题具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黎巴嫩禁毒工作有法可依。近年来，军方协助安全部队销毁国内的大麻和罂粟植株并捣毁制毒场所，在边境地区、机场和港口严格监管毒品走私活动，增加了禁毒执法的力度。通过立法和行动，黎巴嫩政府的禁毒工作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黎巴嫩毒品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禁毒形势依旧严峻。

第一，大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近年显著增加。2009～2014年，黎巴嫩的大麻树脂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摩洛哥和阿富汗。根据《2019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黎巴嫩的大麻种植面积从2015年的3 500公顷大幅增加至2017年的40 772公顷。在黎巴嫩缴获的大麻制品亦从2012年的1 016公斤增加至2016年的7 637公斤。

第二，毒品种类更加多元化，新型合成毒品芬乃他林在黎巴嫩毒品活动中占据的份额日益增长。《2009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一次正视中东地区滥用芬乃他林的情况：2007年在中东地区缴获的芬乃他林占全球截获苯丙胺类兴奋剂总量的63%。黎巴嫩一度被认为“垄断”了中东地区芬乃他林的生产,近年来中东地区查获的芬乃他林大部分源自黎巴嫩和叙利亚。2012年黎巴嫩当局缴获芬乃他林46万片，2013年缴获多达1 239万片，2014年前8个月就检获约3 528万片。除芬乃他林外，黎巴嫩近年来查获的迷幻药摇头丸数量大幅增加，2016年查获584克亚甲双氧甲基安非他命（MDMA）；而在2012～2015年间，每年查获的此类毒品数量不足100克。

第三，黎巴嫩作为欧亚非地区毒品走私活动中转国的角色日益显现。黎巴嫩与周边国家交通便利，贝鲁特港更是中东地区经地中海联通欧洲的重要港口，黎巴嫩因此成为亚洲“金新月”地带和欧洲之间的重要转运中心。经黎巴嫩向中东、欧洲和非洲走私毒品的方式多样。根据各地截获走私毒品的相关报道，黎巴嫩的芬乃他林通过空运和陆运的方式运往沙特，通过渔船和游船走私到欧洲地区和苏丹。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地带是黎巴嫩向海湾国家走私的必经之路。此外，毒贩还通过黎巴嫩与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地道向以色列走私毒品。随着全球交通的便捷程度提升，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影响扩展至美洲地区，成为全球毒品网络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在2013年发布的《管控麻醉药品战略报告》（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INCSR）中，首次将黎巴嫩列为可卡因和海洛因走私活动的中转国；而2016年的报告则将大麻和芬乃他林也增加至经黎巴嫩走私的主要毒品种类当中。

（二）提升黎巴嫩毒品问题治理效能的路径

对于黎巴嫩而言，禁毒、铲毒以及毒品经济的转型之路依然漫长。实现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采取更多禁毒措施，关键是要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下解决黎巴嫩国内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

第一，积极推进黎巴嫩经济转型和毒品替代经济的发展。解决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黎巴嫩的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培育经济造血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和毒品替代经济发展。当前，黎巴嫩经济存在增长乏力、高度的外部依赖性和国内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等问题。只有实现黎巴嫩经济复苏和发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实现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最终解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黎巴嫩政府在关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应该适当加大对乡村地区发展的投入，特别需要落实社会保障措施，在铲除大麻和罂粟植株后保障农民的生计，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受到2008年欧洲次贷危机和2011年中东变局的外溢作用的叠加影响，黎巴嫩当前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2019年9月，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据媒体报道，麦肯锡公司向黎巴嫩政府建议将药用大麻种植合法化作为“一揽子经济计划”中的一项内容，预计每年可为国家财政收入贡献1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18年黎巴嫩财政收入的83%，以缓解黎巴嫩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然而，大麻合法化必须以政府具有绝对控制大麻种植的能力为基础，否则很可能导致大麻种植的泛滥和种植者之间的恶性竞争。黎巴嫩政府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绝对控制力，此举一旦推行，恐将进一步加剧黎巴嫩毒品问题。

第二，弥合黎巴嫩政治分歧，有利于有效推进禁毒工作。黎巴嫩政治冲突的缓和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将大大提高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能力。而实现各派别间的政治和解更是有利于弱化毒品经济长期存续的制度因素，打破存在于农民、毒贩和民兵组织三者之间的毒品经济体系，并且减少禁毒工作受到的阻力。随着什叶派势力的不断上升，黎巴嫩各政治派别之间的“脆弱平衡”已经被打破，特别是在总理哈里里再度辞职后，黎巴嫩政治不稳定因素密集出现。黎巴嫩民众对于长期的社会政治分化已经感到厌倦，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大毒枭栽特在当地新闻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公开支持在巴尔勒克地区举行的反腐败游行，在贝鲁特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让栽特当总统”的涂鸦内容。哈桑·迪亚卜在真主党等什叶派力量的支持下成为黎巴嫩新一任总理后，更进一步加剧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政治分歧。由于民众对新任总理人选不满，黎巴嫩出现新一轮抗议示威活动，民众与安全部门发生激烈冲突。黎巴嫩政局走向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在客观上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第三，缓和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为黎巴嫩禁毒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地区矛盾与冲突和平解决对于缓解黎巴嫩毒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宗教极端组织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被击溃后，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的稳步推进将有利于舒缓当前黎巴嫩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特别是叙利亚难民未来安置问题的妥善解决，将大大减轻黎巴嫩的压力和负担。然而，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进展缓慢，导致近两年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加剧。2019年8月，以色列国防军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时两架侦察机坠毁，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国防军发生激烈交火，这是自2006年以来最为激烈的冲突状态，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越境打击的行为等同宣战。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不断升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能够向真主党提供的物质支持相当有限。为了应对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将进一步扩大毒品走私和生产规模，以筹措充足的资金。

当前，黎巴嫩政局走向仍将承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的消极影响。沙特与伊朗对于地区领导权的博弈披上了教派冲突的外衣，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加大，黎巴嫩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黎巴嫩复杂的教派政治使其注定成为沙特与伊朗矛盾的关键博弈点之一。2017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出访沙特期间宣布辞职并指责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一度引发其被沙特“软禁”或“扣留”的质疑。随着地区局势的持续紧张，黎巴嫩政治局势不稳表现出显著的外部干预特征，教派矛盾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这也势必将进一步阻碍黎巴嫩经济恢复和发展，并影响黎巴嫩毒品经济的治理成效。

第四，加强禁毒工作的国际合作。黎巴嫩毒品问题治理是全球毒品问题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源头环节，基于毒品经济产、供、销的内在关联性，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治理需要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进行协调与合作。由于沙特是芬乃他林的主要需求市场，黎巴嫩与沙特在打击芬乃他林走私活动上进行了良好合作。2019年4月，黎巴嫩与沙特合作检获80万片芬乃他林，价值1 200万美元。此外，美国也曾向黎巴嫩禁毒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和人员技术培训，但由于美国指责黎巴嫩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自2013年起美国停止向黎巴嫩提供与禁毒相关的一切物质援助。未来，黎巴嫩与周边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禁毒合作需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毒品问题是黎巴嫩因经济困顿和政治碎片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特定的政治团体和社会群体对毒品和毒品经济的依赖反过来又加深了毒品问题的复杂性，而复杂紧张的外部环境更加深了黎巴嫩毒品问题的严峻性。近年来，黎巴嫩经济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影响持续衰退，黎巴嫩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情况依然严重，在短期内无法弥合各派分歧，实现政治和解遥遥无期。黎巴嫩的教派冲突仍在严重影响政府的组建和有效运行，使得黎巴嫩在禁毒问题上“有心无力”，反而在某些时期进一步刺激了毒品非法生产和走私活动。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再次考验和延宕黎巴嫩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机会与努力。此外，2020年8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事件，给黎巴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预计2020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20.7%。这些不利因素决定了黎巴嫩毒品问题治理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根本解决。从外部环境来说，黎巴嫩周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经济重建前景也不容乐观，各国应对毒品问题冲击的措施并不完备，基本没有协调行动的机制，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外溢仍将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禁毒形势带来冲击。总而言之，黎巴嫩毒品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活跃，禁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