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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痕的加深：1958年黎巴嫩危机与美法关系 | 姚百慧 张臣臣

转自公众号：中东研究编辑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kzOTI1MjY2Mw==&mid=2247488729&idx=1&sn=9938b19e80258429984869c1699c63ed

 



中东与大国关系互动



裂痕的加深：1958年黎巴嫩危机与美法关系


姚百慧  张臣臣


内容提要：1958年黎巴嫩危机的起源有着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夏蒙企图连任及亲美政策引发的政治风波是内因，而中东卷入冷战政治则是外因。夏蒙去留的政治方案、出兵中东的军事方案、联合国内外的国际方案交错进行，最终促成了危机的解决。美法两国在危机中并不缺乏沟通，然而受各自的利益及其在中东地位的影响，两国在每一个方案上都不一致。美法在黎巴嫩危机上的矛盾是战后美法分歧的继续，美英抛开法国的出兵行动尤其加深了美法同盟的裂痕，进一步促使法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


关键词：黎巴嫩危机 美法关系 中东 艾森豪威尔 戴高乐

作者简介：姚百慧，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臣臣，中共怀远县委党校助理讲师。

1958年由黎巴嫩总统夏蒙谋求连任引起的黎巴嫩危机，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东的系列危机之一——在此之前的1956年和1957年，相继爆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约旦危机和叙利亚危机，而在此之后，则有伊拉克政变和另一次的约旦危机。密集爆发的危机反映了中东国家中本国民族主义和阿拉伯主义的碰撞，也凸显了域外大国对中东国家的巨大影响。黎巴嫩危机的爆发，不仅有国内政治因素和阿拉伯因素，同时也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而危机中联合国的介入、美国的出兵，则让危机打上了深深的国际因素。[3]
以往围绕黎巴嫩危机国际关系的研究，有三个主要视角。一是关注美国的中东战略和政策，把危机放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框架下观察，分析美国应对危机决策的出台及实施。[4]二是关注联合国的作用，讨论联合国驻黎巴嫩观察组的建立及运作。[5]三是关注英美关系，揭示英美在黎巴嫩危机期间的信息共享和外交斗争。[6]黎巴嫩曾经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地，法国在黎巴嫩危机爆发后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与盟国尤其是与美国多次沟通。然而，以往的学术研究对法国的角色多有忽略。[7]基于此，本文主要利用美法双边档案，讨论围绕黎巴嫩危机的两国交涉，以及危机对美法关系的影响。

一 政治方案：夏蒙的去留问题

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由信仰伊斯兰教和信仰基督教两大宗教居民组成的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初，前者人口约占60%，后者人口约占40%。伊斯兰教又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等教派，基督教又分为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和亚美尼亚天主教等教派。教派和家族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影响。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马龙派领导人和逊尼派领导人达成“民族公约”，规定黎巴嫩是完全独立的国家，虽然保留阿拉伯世界的特征但不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同时规定国家的3个最高职位（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依次由马龙、逊尼、什叶派人担任，军队司令由马龙派人担任，副总理和议长由第四大教派希腊东正教人担任，议会席位、内阁阁员和行政官员按6∶5的比例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分配。在公约基础上的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议员选出，任期6年且不得连任；总统有权任命与解散内阁。黎巴嫩进一步确立了教派政治体制。[8]然而，1952年9月上台的黎巴嫩第二任夏蒙总统为谋求连任，在内改革选区制度来弱化对手，在外交上逐渐采取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外交政策，从而引发反对派的不满。随着发生被广泛认定为“政治谋杀”的马龙派记者纳西布·马提尼（Nassib Metni）在家外被枪杀一事，夏蒙政权进一步遭到怀疑，全国随之动乱起来。[9]1958年5月13日，夏蒙召见了美、英、法三国大使，明确提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攻击”黎巴嫩领土的证据，希望三国政府首脑通过外交途径维持黎巴嫩的完整和独立，并考虑在24小时内派兵登陆黎巴嫩。[10]夏蒙的求援把黎巴嫩危机的解决推到国际层面，也为三国的干涉提供了机会。

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

夏蒙之前对赢得连任自信满满。他估计自己能获得90%的基督徒、60%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夏蒙的自信一度影响了美国、英国、法国的态度，三国驻黎巴嫩的大使达成一致。大使们认为虽然最佳的解决办法是把总统职位移交给军队领导人福阿德·谢哈卜（Fouad Chehab）将军或者能被认可的候选人，但当时谢哈卜并不愿意继任；夏蒙肯定会连任并且向其他中东国家寻求支持，一旦他宣布其意图后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将会对中东地区西方盟友产生不利影响，对它们而言，“夏蒙已是抵抗纳赛尔力量的象征”。因此，尽管有风险，但还是要支持夏蒙。[11]美国、英国、法国高层同意三国大使达成的一致意见。事情似乎正如夏蒙设想的一样，只有他才能领导这个国家，通过他主观想象的高支持率加上大胆的操作手段，他就能连任。[12]
可是，随着反对派活动的增加以及夏蒙自顾不暇，三国的立场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为了避免发生宗教战争以及尽快解决危机，在不向反对派妥协的情况下，三位大使主张以下政治解决方案：夏蒙不用立即抛弃萨米·埃尔-苏勒赫（Sami al-Sulh），可继续由苏勒赫任总理，由谢哈卜任国防部部长，与来自温和派、反对派的成员组成联合内阁，向所有黎巴嫩人民公开宣布不可能改变宪法。大使们认为由于夏蒙私下里会给谢哈卜保证以及谢哈卜参加内阁将确保夏蒙不竞选，重要的是由夏蒙和温和派的政治家决定一位执行夏蒙亲西方政策的继任者。[13]
虽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驻黎巴嫩大使罗伯特·A.麦克林托克（Robert A.McClintock）都认为夏蒙要做的就是宣布不连任，但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主张黎巴嫩危机要由夏蒙自己解决，美国应全力支持他。杜勒斯不反对三位大使分别以各自政府的名义告诉夏蒙，采取政治方式是必须的，但他主张只是对夏蒙施加压力使其认识到黎巴嫩危机需要他自己进行解决，而不是主张夏蒙下台，重要的是不让夏蒙请求军事干预。[14]杜勒斯对麦克林托克的指示特别说明，“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确保一个真正独立的黎巴嫩的继续存在以及他建立的亲西方政策的延续，我们相信这是黎巴嫩的真正利益”。[15]
美国通过多种途径展示对夏蒙的支持。1958年5月11日，夏蒙要求美国空运20辆轻型坦克与其他武器。17日，一队美国空军运输机总共18架开往西德，据空军发言人所言，如果需要的话这些飞机将用来撤离美国公民和执行其他任务。但猜测，这些飞机可能装载美国国务院许诺给黎巴嫩的20辆坦克。[16]此外，美国加强与埃及的协调。黎巴嫩指责危机受叙利亚武装和阿联军队的推动。19日、27日，美国驻埃及大使雷蒙德·A.黑尔（Raymond A.Hare）两次与纳赛尔会晤，希望埃及停止支持反对派武装。美国还希望夏蒙与纳赛尔商谈。[17]虽然美国的建议并不为双方任何一方所接受，但它对夏蒙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关于黎巴嫩危机，美国最初主要担心的是夏蒙由于外部干涉而垮台。美国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有二。其一，为了避免出兵干涉，只有支持夏蒙。其二，美国关心的是亲西方的、稳定的黎巴嫩，而在美国看来，要维持黎巴嫩的秩序只能依靠夏蒙。美国对夏蒙的支持立场，限制了它在黎巴嫩危机中的灵活性。
相反，法国在危机之初就改变了支持夏蒙的政策。法国越来越质疑夏蒙的许诺，逐渐认识到黎巴嫩危机的国内根源：尽管危机受到了阿联的干预，已是“众矢之的”的夏蒙才是危机爆发的关键。如果夏蒙成功修改宪法并没有发生骚乱，法国欢迎他连任。但夏蒙如今已失去了修改宪法的优势，法国也逐渐由原来的支持政策转向主张夏蒙下台。法国认为三国是时候通知夏蒙，要他明确宣布不寻求连任。[18]由此达成的最终结果将是组成“和平内阁”，国家恢复到原有的政治轨道中，内阁由逊尼派穆斯林主持，同时由谢哈卜任国防部部长来解除叛军的武装。
法国对黎巴嫩政策的转变是对黎巴嫩局势发展与保存法国固有势力的反应。法国当时的重心在阿尔及利亚而不在黎巴嫩。法国希望动用尽量少的资源解决危机，要么是三国大使商定的政策——夏蒙顺利修改宪法与连任，要么是其他候选人当选。然而，夏蒙修改宪法的尝试受到挑战，不仅逊尼派反对，基督徒也加入其中。在法国看来，黎巴嫩的存在实质上取决于穆斯林与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和平均衡；需要担心的是若没有西方的军事干预，夏蒙最终是否会连任，同时不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会形成以西方的兵力来为他掌权撑腰的局面。[19]
谢哈卜的态度也影响着法国的政策。谢哈卜是个贵族，是统治黎巴嫩一个半世纪的谢哈卜埃米尔的后裔。在黎巴嫩危机爆发后，谢哈卜反对夏蒙连任，并且要求西方三位大使共同干预。[20]法国大使与谢哈卜保持着密切联系，许多决定是在探寻谢哈卜意见后做出的。谢哈卜没有镇压反对派，表面理由是军队只用于保家卫国，实际是考虑到反对派有很强的影响力，“反对派所有领导人是他的朋友，尽管他们被叫作叛军……他们是对黎巴嫩成千上万人有影响力的古老贵族，是重要的宗教领导人、前总统、总理、部长和其他重要的官员。在过去，他们塑造黎巴嫩的命运，在未来也一样。相比较，夏蒙一旦下台，除了曾作为总统的荣誉与辉煌外，就平淡成无足轻重的中产阶级”。[21]
1958年5月23日下午三国大使又一次会见夏蒙，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夏蒙竞选立场与对反对派的政策。夏蒙看出大使们的来意，他好几次询问：“我们是否准备将刀插进肉里？”为了缓解紧张局势，苏勒赫于25日声明其政府不会修改宪法允许夏蒙连任。针对苏勒赫的表态，美、英、法大使进一步加强与亲夏蒙的德鲁兹派、反对派等势力的接触。亲夏蒙的德鲁兹领导人宣布，至少会支持西方大国可以接受的总统领导人。反对派阵营也愿意接受妥协的政治方案。第三力量要求三名大使进行干涉，使谢哈卜接管政府。苏勒赫也表示他准备辞职，支持谢哈卜担任总理。三位大使遂决定：（1）由英国驻黎巴嫩大使乔治·米德尔顿（George Middleton）会见夏蒙，让夏蒙公开自己的意图；（2）法国大使拜访主教（PATRIarch），重申三国希望夏蒙接受宪法规定的总统期限，并希望主教利用他对反对派的影响来达成协议；（3）法国大使也将以类似的方式与前首相阿卜杜拉·埃尔-雅菲（Abdallah al-Yafi）接触，希望反对派能找到迅速结束国内冲突的方法。[22]
根据这一决定，法国大使路易斯·罗谢（Louis Roché）拜见了主教，主教愿意利用他对反对派的影响组建谢哈卜内阁来取消总罢工。罗谢向谢哈卜陈述这一计划时，后者由于刚刚组阁失败犹豫不决，不想参与黎巴嫩政治，担心夏蒙还是会连任。谢哈卜的计划为：建立一个黎巴嫩各阶层都信任的中立政府；穆斯林与基督教的主教召开会议担保反对夏蒙的连任；总统在必要时签署解散政府的空白信件；通过美国驻开罗大使馆与纳赛尔取得联系。麦克林托克也做谢哈卜的工作。美国大使称黎巴嫩国内普遍希望他担任总理，可是也没有消除谢哈卜的戒备，他再次提出中立政府的方案，拒绝接受总理职位。[23]
夏蒙自始至终都知道谢哈卜不会为支持自己连任而镇压反对派，于是对任命谢哈卜为总理提出了条件：谢哈卜政府要迅速结束敌对行动。夏蒙甚至想撤掉谢哈卜的总司令职务。虽然苏勒赫发表了准备辞职、由谢哈卜接任的声明，但那不过是以退为进的烟幕弹，苏勒赫毕竟是由夏蒙控制的，夏蒙不会通过放弃他的总理职位来解决纠纷。夏蒙似乎在顺应美、英、法三国的观点寻求政治解决，可这一解决并不包括他不连任，所以他一直未公开声明他不连任。夏蒙私下解释，“如果我这样做，我的基督徒将会停止反抗”。[24]
大国的态度也不一致，虽然三国大使有联合行动，但美国坚持黎巴嫩自己解决，实质上是由夏蒙来解决危机，而法国则倾向于夏蒙下台。这种不一致也为夏蒙的操作留下了外部空间。只有当黎巴嫩危机进一步加剧、军事方案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时，三大国才会在夏蒙下台上达成一致意见。
1958年6月初，黎巴嫩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应黎巴嫩请求派出观察组。联合国的介入增强了夏蒙的信心，并再次请求军事干预。虽然麦克林托克认为夏蒙不可能连任，但杜勒斯支持夏蒙。在6月18日的谈话备忘录里，杜勒斯表示，美国必须向黎巴嫩人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最好不要军事干预，也要打消夏蒙渴望军事干预的意图；不能就具体政治行动甚至夏蒙的未来地位向他施加压力。杜勒斯其实就是表示，只要能解决黎巴嫩危机，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会得到美国的帮助，“我们不关心宪法因素，如果在这场危机解决之后，他希望继续担任总统，我们也不反对，我们不应该强迫夏蒙向反对派妥协，从而摧毁他的内心与勇气”。杜勒斯甚至称赞夏蒙是有利于黎巴嫩独立行动的最佳法官。[25]
然而，夏蒙并不能解决黎巴嫩危机，他无法罢免谢哈卜，也不愿意考虑纳赛尔的建议，而这却是解决危机的内外两个关键因素。反对派依旧主张夏蒙下台，继续以武力对抗政府。三国大使也认为夏蒙应该在连任问题上表明态度。米德尔顿称，“夏蒙应该直接告诉国家：总统职位问题应该在7月24日由议会决定，他将不会是候选人”。麦克林托克补充道，夏蒙同时要宣布大赦。[26]
为了避免利用军事干涉解决危机，美国政府高层转变了政策。在6月22日的白宫会议上，杜勒斯改变了对夏蒙一味的支持。[27]在6月27日与英国大使馆公使塞缪尔·胡德（Samuel Hood）勋爵交谈时，英国要求对夏蒙提出建议，即他应该下台并就选举发表公开声明，杜勒斯没有反对，只表示在夏蒙发表声明前，必须决定最适合代替夏蒙的候选人。[28]此后，杜勒斯进一步向黎巴嫩外长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表示，他反对与纳赛尔达成妥协，不赞成选举一位可能采取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政策的人，选出的人要能被夏蒙与马利克接受，必须反映黎巴嫩的独立精神。[29]6月29日，美国指示其驻黎巴嫩大使，在夏蒙不连任的情况下，寻求夏蒙对总统候选人的意见，并且以三位大使或者由一位代表另外两位的名义进行。美国国务院处理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曼宁·朗特里（William Manning Rountree）向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解释了指示电报内容：夏蒙可能不会参加选举，而是直接指定一位继承人。[30]
这封电报成为英国与法国6月底会谈的重要内容。关于军事干预的讨论在戴高乐、麦克米伦、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之间进行。双方分歧很小，达成除了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干预外应该避免干预的共识。关于政治解决的讨论在两国外长之间进行。劳埃德介绍了美国向黎巴嫩发出的指示，表示英国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在夏蒙同意下与他商讨确定继承人。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质疑美国的方案，认为重要的是总统候选人的任命不代表夏蒙与西方的失败，及其为黎巴嫩不支持纳赛尔的舆论所接受。德姆维尔提出了一个三阶段计划：（1）三国西方大使明确告知夏蒙，不能继续犹豫不决，连任绝对不可能，夏蒙需要公开发表声明；（2）三国大使寻找能为反对派所接受的人物，候选人不代表夏蒙亲西方政策的失败；（3）告诉联合国秘书长达格·亚尔马·昂内·卡尔·哈马舍尔德（Dag Hjalmar Agne Karl Hammarskj?ld）三国要做的。德姆维尔实际上主张，夏蒙公开宣布不连任，由三国与温和派商量接替的候选人。英法会谈后，法国基于德姆维尔的三阶段计划制定了对黎巴嫩危机的政策。[31]
7月1日三国大使拜访夏蒙。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罗谢先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夏蒙要向自己的人民发表声明不谋求连任，以及考虑组建一个拥有尽可能广泛基础的联合政府，以促进最终的妥协。”随后，麦克林托克询问夏蒙对自己不谋求连任以及对候选人的看法。米德尔顿提出，三位大使关心黎巴嫩的未来，离7月24日的总统选举和9月23日任期结束的时间已不多。然而夏蒙反应强烈，他声称，“如果我希望过一种轻松的生活或通过无记名投票连任，只需要奉行积极中立的政策……正是我的亲西方政策，你们发现我仍在战斗”。[32]这次会晤实际是在法国主导下逼迫夏蒙表态。
美国国内强烈不满三国大使的这次行动。在与胡德的会谈中，朗特里指出，对于劳埃德就巴黎的谈话给英国大使的新指示，美国过去不会现在仍然不会同意。杜勒斯在会见胡德时又提出这个问题，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夏蒙选出合适的继任者，而不是立刻宣布他不准备竞选。[33]可见，美国与法国虽然都同意夏蒙应该下台，但在由谁指定继承人上意见不一。7月5日杜勒斯访问巴黎，在上午与戴高乐、下午与德姆维尔的会谈中都谈到黎巴嫩问题。通过上午的会谈，美国与法国在避免军事干预原则上达成一致；美国与法国都认为夏蒙必须离开，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下午商讨。下午的会谈进一步揭示了美法在夏蒙继承人上的分歧。杜勒斯主张应该为夏蒙找到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继任者，其含义就是该人要得到夏蒙的首肯或者任命。对于候选人，杜勒斯称“美国政府现在最大的疑虑在于谢哈卜将军，他很可能成为纳赛尔的候选人”。德姆维尔认为重要的是夏蒙公开宣布不再试图连任，而他的继任者不能是夏蒙独自指定的候选人，需要有反对派的参与。对于这次美法会谈的结果，杜勒斯的总结是：“我们讨论了一切，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34]
7月，危机继续，贝鲁特沉浸在恐怖中。10日，已无力回天的夏蒙告诉美联社他不会参加竞选。[35]夏蒙在10日、11日分别接见了美国大使和英国代办。他表示，7月24日总统选举时谢哈卜是唯一能获得足够选票的人。[36]法国大使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去见夏蒙，得到与英国和美国相同的回复。据夏蒙称，谢哈卜还没有决定参选。针对夏蒙的表态，美法大使有不同的解读。麦克林托克认为，“夏蒙实际上在谋求一种没有解决办法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他将继续执政”。[37]但在罗谢看来，夏蒙的谈话非常坦率，清楚表明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看法，并且此次谈话的整体基调是置身事外的。[38]不管夏蒙的意图为何，似乎总统选举是解决黎巴嫩危机的唯一方法。由此，夏蒙的去留基本已不是问题，他肯定会“去”，但由谁担任新总统，还要通过选举来确定。

二 军事方案：抛开法国的美英行动

1958年5月13日，夏蒙请求三国尽快出兵，通过外部军事手段解决黎巴嫩危机一直是美、英、法三国的重要考虑之一。
收到黎巴嫩的求助后，美国随即展开了讨论。在5月13日的白宫会议上，杜勒斯认为，从程序上要符合出兵条件才行，因为艾森豪威尔主义首先针对的是共产主义侵略，“这就要发现阿联袭击了黎巴嫩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受到共产主义的控制”。另外，干预的影响也限制着美国出兵。艾森豪威尔认为应该让大使告知黎巴嫩，“我们只是为了帮助友好国家维持它的主权与独立，这一行动不针对别的合法政府”。[39]他主张让阿拉伯国家与夏蒙一道寻求美国的帮助。根据会议精神，杜勒斯指示美国驻黎巴嫩大使，让其见夏蒙，提出4点建议：（1）美国准备派特定的作战部队前往黎巴嫩，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以及维护黎巴嫩的独立与完整；（2）黎巴嫩在向美国提出公开要求的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诉，外部干涉对其完整性与独立性构成威胁；（3）至少一些阿拉伯国家公开准备支持黎巴嫩向美国和安理会提出的干预；（4）美国认为黎巴嫩危机超越总统选举以及任何人的未来问题，如果这严重影响了黎巴嫩的完整与亲西方的政策，夏蒙不会参加竞选。[40]可以看出，美国想尽力限制一旦出兵会造成的影响。
5月13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空中战斗机群处于警戒中，空中运输队从美国飞往德国基地，由海军作战司令部司令伯克（Burke）上将起草的电报指示地中海司令部将两个海军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调往黎巴嫩。16日，海军上将詹姆斯·L.霍洛威（James L.Holloway）以美国中东特别司令部总司令的身份向伯克递交了一份美英联合作战计划大纲，代码为“蓝色球棒”（Blue Bat）。该计划的任务是支持黎巴嫩政府或者在必要时重建黎巴嫩政府的权威，同时保护美英两国在黎巴嫩的国民和利益。该计划的主要设想是美国海军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在贝鲁特地区建立一个滩头阵地作为作战基地，此后英国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将部署在该地区。另一种设想是，最初的作战基地是由一个从欧洲基地飞来的美国空降战斗群来保障，并由英国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给予后续支持。英国对该计划完全支持，建议驻欧洲的空军做好及时进行干预的准备。在16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国还讨论了土耳其人的参与问题并得出结论：虽然土耳其人在安全事务上漏洞百出，但是如果战斗开始，他们还有一定可能帮助黎巴嫩。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概述了英国在塞浦路斯与马耳他军队的可用性。[41]
法国的态度同美国类似，也是尽量避免干预但做好了准备干预。尽管在夏蒙请求的同一天，阿尔及利亚发生动乱，法国还是准备与美英两国一起履行1950年对黎巴嫩的“三国宣言”。[42]避免出兵的原因在于，相对于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处于次要的地位。1943年黎巴嫩已经脱离了法国的委任统治，而阿尔及利亚还处于法国的控制下。法国的军力也不允许，如夏蒙所说：“从实际情况看，即使法国愿意派遣部队，也不会派兵。”[43]可是，法国不会轻易拒绝这一政治资本，因为黎巴嫩对法国的呼吁，代表着法国可以干预黎巴嫩事务，不管这种干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法国积极探寻英美两国的看法。法国驻英大使让·肖韦尔（Jean Chauvel）认为，英国似乎准备给予夏蒙与谢哈卜友好的回应。但英国以法国的参与将会使中东国家想起1956年英国、法国与以色列的干涉行动，想使法国放弃干预。法国军事干预的想法同样遭到美国的反驳。朗特里强调，夏蒙的呼吁并非正式要求外部干预，美、英、法三国目前不要有什么动作。另外，由于干预会引起国际反应，美国不主张干预，但保留干预的权利。美国同时提到了法国参与的不利影响。实际上，在对法国参与军事干预一事上，美英两国有过私下交流。5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给杜勒斯打电话商讨黎巴嫩问题，英国倾向于给予有利答复的同时不主张法国参与干预，美国也持同样的看法。在与劳埃德通话后，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表示，“法国人被邀请了，但英国不想要他们”，他也认为法国参与是个错误。[44]排除法国的设想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就这样，美英已提前将法国排除在外。
政治方案的推进一度掩盖了军事方案。然而，黎巴嫩的情况进一步恶化。黎巴嫩呼吁联合国介入，同时再次向三国请求军事干预。6月14日，夏蒙指示马利克通知美国政府，他当晚要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接着夏蒙在当地时间17点30分呼吁美英干预。据19点收到的消息，总理苏勒赫表明，或联合国立即提供部队，或美国派第六舰队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与财产。此时在美国的马利克也受命去寻求美国的保证：“鉴于美国政府多次表示支持黎巴嫩的独立及准备帮助黎巴嫩……总统急切地想知道如果总统和黎巴嫩政府要求，美国是否会马上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助其保持独立性。”[45]马利克谈及纳赛尔的计划、叙利亚对黎巴嫩的“颠覆”时，称黎巴嫩是为中东而战，是代表自由世界的斗争。考虑到美国干预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马利克希望寻求西方的间接干涉。他主张在美国干预前，依靠约旦与伊拉克的援助镇压叛乱，使反对派放弃抵抗，西方国家在其后给予充分的支持。黎巴嫩大使提出土耳其可以在叙利亚边界集结部队，为黎巴嫩局势的缓和做出贡献。通过这些活动，非阿拉伯部队或许就没有必要在黎巴嫩登陆。[46]
尽管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判断黎巴嫩内战的根源“是国内的”，但美国政府仍认为黎巴嫩目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支持与西方公开结盟的部队与支持纳赛尔领导的部队之间紧张局势的日益加剧。[47]美国通过联合国向阿联施压，并再次与纳赛尔会谈。针对6月14日夏蒙与马利克再一次的干预请求，美国首先探求黎巴嫩军队的立场。谢哈卜的态度是，“如果外国军队登陆，军队开始瓦解，无论如何，他都将辞去三军统帅的职务”，在与盟军的合作方面，军队将会以不冷不热的方式进行。[48]于是美国重申了立场，强调依靠黎巴嫩军队保障黎巴嫩的独立。杜勒斯在与马利克会谈时指出，“目前任何干预行动都将被视为破坏，将导致一项充满活力与希望的联合国倡议的失败，而这项倡议本身是应黎巴嫩的要求采取的”。[49]可以看出，美国截止到此时仍然不希望进行干预，其缘由有担心干预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考虑与盟国及联合国的关系。
在6月14日黎巴嫩再次呼吁干预前，法国已预见黎巴嫩终会求助西方的军事干预，也为此做好了准备。12日，法国外交部指示驻黎巴嫩大使，一旦夏蒙呼吁，法国准备响应，把军队驻扎在波尼（B?ne），“在黎巴嫩政府向西方求助的情况下，法国应当及时得到通知，以便在48小时内同已经实行行动的英、美汇合”。[50]15日下午，一艘法国军舰前往黎巴嫩海岸。法国代办对美国的说辞为：“这项行动不是根据1950年的‘三国宣言’，因为黎巴嫩没有要求法国提供帮助，只是为了保护法国的利益。”[51]法国要求在军舰到达黎巴嫩后，立刻与美国与英国的指挥官取得联系。
6月20日，在与阿尔方的会谈中，杜勒斯谈及了对哈马舍尔德与纳赛尔政治解决方案的担心，主张应该避免干预但是不排除干预的可能性。黎巴嫩人应该依靠联合国的道义支持以及美国的物资和资金支持自己改变国内局面。[52]杜勒斯也表达了法国干预的不利之处。杜勒斯的说法引起法国不满，法国立刻指出，如果西方进行军事干预，法国必将参与其中。法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查尔斯·吕塞（Charles Lucet）认为，法国有4000名国民以及它必须要保护的重要经济与文化利益，称夏蒙在5月16日要求法国做好准备，马利克也表示法国绝对有必要参与西方在黎巴嫩的任何军事行动。[53]
法国始终担心美英两国会绕过法国进行干预。根据情报，干预会在《巴格达条约》里展开，通过委托阿拉伯国家参与其中。6月24日，肖韦尔拜访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国务秘书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Frederick Hoyer Millar），探寻最终干预黎巴嫩的形式。肖韦尔谈论了《巴格达条约》干涉尤其是土耳其军队的出现，对纳赛尔、苏联以及伊拉克造成的影响，认为“假设行动在《巴格达条约》里展开，如果只向英国与美国呼吁，我们的评价自由很大”。另外，肖韦尔表示法国派了两艘战舰，根据环境采取行动。[54]法国人再次表明了不倾向干预但绝不会错过干预的态度。
7月14日的伊拉克政变彻底打乱了黎巴嫩以及整个中东的局面。早晨，夏蒙召见了美国大使。抱怨了美国在联合国行动的不足后，他再次呼吁美国在48小时内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希望第六舰队在48小时内赶到黎巴嫩。10点30分夏蒙召见了英国代办，中午又召见了法国大使，强调了中东的危机，请求在24小时内对黎巴嫩进行干涉，否则将视为西方逃避责任，他将不得不向苏联求援。[55]

伊拉克政变当天巴格达街头的士兵

收到夏蒙再一次的要求后，法国一方面探求伊拉克政变对黎巴嫩局势的影响以及谢哈卜对总统选举的打算，另一方面询问美国的态度。谢哈卜认为，伊拉克事件可能对整个中东产生影响，但他不担心黎巴嫩事态因此恶化。在军事方面，黎巴嫩军队没有出现大规模逃亡情况，在边境地区叛军也没有借叙利亚的帮助开展大规模行动。在政治方面，反对派还没有达到反民族的地步。同时，谢哈卜直接拒绝参选。罗谢于是得出结论：不必担心巴格达事件对未来的十天产生直接影响。[56]阿尔方去拜访杜勒斯，表明法国的观点：要弄清巴格达的局势，而且无论如何要先经过联合国。杜勒斯称刚召开的白宫会议没有决定是否干涉，夜里要召开会议继续研究此事。他指出美国可能会答应夏蒙的请求，并且在联合国之前行动，但不会响应约旦的呼吁，无意将干涉扩大化。阿尔方向国内汇报时特别指出，“杜勒斯完全没有提到法国干涉的可能性”。[57]
实际上，在7月14日召开的由行政官员和国会人员参加的白宫会议基本确定了要干预黎巴嫩，随后的会议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步骤。15日上午9时，艾森豪威尔向记者发表声明，声明的时间与海军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首批部队登陆贝鲁特的时间一致。[58]艾森豪威尔称，面对昨天发生在巴格达的严重事态——法律上的政府被推翻，许多人员被杀害——夏蒙已经明确认为，如要保障黎巴嫩的独立，美国的回应必不可少。美国已派海军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前往黎巴嫩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安全以及鼓励黎巴嫩政府保卫主权与政治完整，将给予联合国足够支持以应对新情况和使美国军队迅速撤离。[59]当天应黎巴嫩请求在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介绍了美国干预的背景，强调干预的唯一目的是帮助黎巴嫩稳住局势，直到联合国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黎巴嫩的独立与政治完整。随后，洛奇提出决议，要求联合国观察组依照1958年6月11日的决议继续活动，并且要求联合国接管黎巴嫩的防务。[60]可见，即便进行了军事干预，美国仍然十分谨慎，要为干预披上联合国的外衣。杜勒斯回应马利克将责任推给联合国的质疑时说，美国出兵黎巴嫩不是为了铲除中东的纳赛尔主义与共产主义，只是为了回应黎巴嫩的呼吁；黎巴嫩的独立要通过联合国的存在和美国在几个月内逐步撤军来实现；美国不打算把黎巴嫩作为在中东进行全面战争的基地。[61]
法国在7月15日对夏蒙的呼吁进行了回复。其一，如果美国告知了联合国，法国支持美国的决定。因为法国希望干预将安定人心，恢复公共秩序及为宪法机构的正常运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其二，法国拒绝出兵。法国解释说，法国不便与美国政府做出同样的回应，另外法国已经派轻武装海军前往地中海东岸。[62]
约旦也是英美担心的地区之一。约旦国内存在部分军官谋求推翻政府、暗杀国王侯赛因·本·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的阴谋，而且政府一直在镇压反对派。伊拉克政变后，约旦要求美国作为“值得信赖的朋友”提供帮助。约旦政府称，逃到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在纳赛尔的鼓动下，将涌入约旦首都，叙利亚的军队也将进入约旦北部。7月16日，侯赛因召见美国大使与英国代办，认为由于黎巴嫩危机和伊拉克的叛乱，约旦面临紧急情况，他已决定建议总理和约旦陆军司令部正式请求美国和英国按照之前的承诺，保证约旦的独立。[63]这时英国决心干预，积极寻求与美国的合作。美国表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只会提供后勤支持。17日，英国第十六伞兵旅的第一批人员大约在中午时分抵达安曼机场，当天美国发出声明支持英国。在约旦事件中，美国与英国积极配合，不仅不反对英国干预并且与英国协作，与在黎巴嫩危机中对法国参与的态度截然不同。
法国驻英大使汇报了英国干预约旦的过程。尽管英国极力说明在讨论黎巴嫩事件时，没有对约旦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但显然未能让法国信服。德姆维尔认为两个盟国做出决定之前没有与法国协商，提到半个月前英法会谈与美法会谈达成一致的做法，对两个盟国做出的决定感到恼火与担忧：盟国没有考虑法国的利益，美英两国的行动给法国带来了危险；中东的动荡必将导致苏联的介入，然而北约的范围并不包括中东；美军与英军使用法国领土上的通信基地或飞越法国领空时都将法国直接牵涉其中，而事先却并未同法国协商。[64]
但不管法国如何反对，黎巴嫩危机还是在美国主导下逐步解决。墨菲前往黎巴嫩协调各方。墨菲在贝鲁特拜访了议会议长、总理、谢哈卜与夏蒙，以及亲政府力量、中间派和反对派，初步得出结论：政治解决方案至关重要，新总统的当选将缓解紧张局势，需要立即举行总统选举。当夏蒙提出可能的候选人并询问墨菲的意见时，墨菲认为，不支持任何候选人是明智的，否则会让人指责美国用军队扶植走卒。[65]7月25日，美、英、法大使拜访了夏蒙，夏蒙表示谢哈卜仍是黎巴嫩最好的候选人。美国对谢哈卜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美军登陆后，黎巴嫩部队与美军合作密切。墨菲在发往国务院的电报中肯定了夏蒙在候选人上的判断。法国长期以来反对夏蒙的连任，也同意夏蒙提出的候选人。罗谢认为，谢哈卜的支持率虽有所下降，但还是选举中唯一不遭遇太多困难就能当选的人。[66]最终，谢哈卜决定接受总统职位。31日，黎巴嫩举行总统选举。在第一轮议会投票中，谢哈卜没有获得2/3多数票；在第二轮中，谢哈卜获得 48票当选。

三 国际方案：联合国内外的大国政治

虽然1958年5月13日夏蒙的求援已经把黎巴嫩危机推到国际层面，但联合国的介入还要稍晚一些。5月22日，黎巴嫩上诉安理会，随后根据伊拉克的议案，要求阿盟先行处理，对这样的结果黎巴嫩并不满意。6月6日，黎巴嫩外长要求安理会结束阿联无缘无故、大规模地非法干预黎巴嫩事务。马利克宣称叙利亚与埃及通过走私武器、训练恐怖分子来推翻黎巴嫩现政府，想用一个更顺从阿联意愿的政府取代它。黎巴嫩的指责遭到了阿联驻联合国代表奥马尔·卢特菲（Omar Loutfi）的反驳。他宣称黎巴嫩的麻烦是内部事务，起源于国内反对夏蒙；阿联既没有干预也不想破坏黎巴嫩的独立与完整。[67]10日，瑞典代表甘纳尔·V.雅林（Gunnar V.Jarring）向联合国提交了决议草案，呼吁向黎巴嫩派遣一个观察小组，以便确保没有军事人员、武器或其他物资对黎巴嫩的非法渗透。[68]这份决议最终通过。14日，10名联合国观察员开始建立黎巴嫩边界观察组。对于黎巴嫩日益严重的危机，联合国的态度仍只主张派遣观察组。可以看出，在情况未明时，联合国不想过深卷入黎巴嫩事务。观察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制止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人员渗透和军火偷运”，但由于黎巴嫩与叙利亚有200英里（1英里=1609.344米）的共同边界，大部分是不受黎巴嫩政府控制的多山地带，观察组成员如何执行任务根本不清楚。[69]
中东的持续动乱尤其是美英的出兵，进一步引发大国干预黎巴嫩危机。苏联在黎巴嫩危机爆发之初就曾警告，如果美国决定在“直接靠近苏联南部边界的中近东地区”进行武装干预，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苏联不允许在那个地区建立危险的军事中心。[70]7月16日，苏联正式承认伊拉克共和国政府，19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递交了信件。在信中，赫鲁晓夫强调美英两国在黎巴嫩、约旦的干涉将会产生极端危险，建议立即召开有联合国秘书长参加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五国政府首脑会议，以便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已经开始的军事冲突；会议可于7月22日在日内瓦举行，但苏联接受在任何地方（包括华盛顿）举行会议。赫鲁晓夫接着给麦克米伦、戴高乐、尼赫鲁寄去相似信件。[71]
对于赫鲁晓夫的提议，尼赫鲁无条件地接受，哈马舍尔德“乐意地接受”。美国则反应冷淡。7月19～20日杜勒斯与劳埃德举行了两场会谈。英国人意图接受，主张通过苏联建议的会议来阻止苏联干预，而杜勒斯提出可以考虑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随后在总统参加的白宫会议上，美国决定通过联合国处理中东问题。杜勒斯递交了一份回复草稿，接受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政府首脑会议。在杜勒斯看来，需要避免接受苏联建议的前提是，问题是由美国对黎巴嫩的侵略引起的。[72]英国随即也接受了美国的这一立场。22日，艾森豪威尔将回复信件送交苏联大使米哈伊尔·门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并同时向新闻界公开。艾森豪威尔在信中逐条批驳赫鲁晓夫的主张，称美国的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是基于黎巴嫩总统的呼吁并得到黎巴嫩内阁的授权。苏联的建议将会削弱联合国的权力与权威，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4条，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负有主要责任，如果安理会层面的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部长参加会议，美国将加入。[73]
法国虽然不赞同赫鲁晓夫信中的理由及用辞，但原则上同意相关主要国家召开政府首脑会议。法国新闻部部长宣布，法国正与西方国家协商如何回应苏联，这将保持西方的团结，但有一些观点的不同。如果需要，法国将与有关国家讨论会议合适的时间、地点、组成。[74]戴高乐复信中说，联合国正处理此事，最好是让辩论继续；如果辩论没有得出结论，应该寻求峰会。[75]可以看出在对苏联的回应上，法国与美国都没有拒绝赫鲁晓夫的意思，但美国只主张在联合国内解决，而法国则同意在联合国外召开最高级会议。在这点上，美法两国有本质的不同，并成为在国际方案上美法两国贯穿始终的核心分歧。
7月23日，赫鲁晓夫在第二封信中接受了美英两国提出的在安理会范围内召开首脑会议的意见，但建议邀请印度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参加。赫鲁晓夫的复信在伦敦很受欢迎，而在华盛顿却并非如此。国务院几位高官认为赫鲁晓夫的真实用意还是为了召开由美国、苏联、法国、印度的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参加的会议。[76]实际上，美国反对与苏联会谈，建议的安理会特别会议也只是为了满足伦敦与渥太华的要求，因为它们认为如果对赫鲁晓夫的建议直接拒绝或不做明确答复，会引起世界舆论，而且将使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它们也预料到了赫鲁晓夫会拒绝。[77]艾森豪威尔在复信中，不同意赫鲁晓夫关于会议组成人员与条件的建议，提出由安理会常驻代表在秘书长的安排下组织这样的会议。[78]
赫鲁晓夫同意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大大出乎法国人的意料。法国坚持首脑会谈，戴高乐向赫鲁晓夫重申了对首脑会谈的看法，主张尽快准备峰会。戴高乐认为，安理会特别会议中会有11个成员国的代表、印度的代表以及阿拉伯的代表参加，这将增加参与的人数与扩大讨论的范围。戴高乐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写道，“为了此目的，从现在起，我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协调中东问题”。[79]按戴高乐的指示，德姆维尔于7月27日、29日分别与意大利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及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德国外长展开会谈。在与意大利总理的会谈中，对是在联合国内还是联合国外举行首脑峰会，两国没有什么分歧。法国认为，联合国只起了组织与批准作用，并不涉及具体的事件。范范尼没有反对法国的看法。[80]德姆维尔向德国人更详细地阐述了首脑会谈计划，认为中东的情况应该通过有组织的特别首脑会谈来认真研究，而首脑级别的安理会会议是最糟糕的方法。德姆维尔进一步表示首脑会谈的内容要严格限制在中东。法国希望能抓住机会与苏联达成临时协定。阿登纳似乎更关心领土问题，表示苏联不会永远不给予领土保障。而如果与苏联能达成协定，德国也不会拒绝。[81]意大利与联邦德国两国虽对首脑峰会感到迟疑但都没有明确拒绝，意大利似乎更倾向于法国的建议，这增强了法国的信心。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德姆维尔也与杜勒斯电话交流了对峰会的看法。美法两国都认为不能接受苏联的条件，不应迅速举行会议。法国反对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举行会议，反对纽约作为会议场所，那样戴高乐无论如何将不会出席。法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讨论会议的参与人员、程序与议程。杜勒斯表示美国并不想要会议，而英国想要。美国的目标与法国的没有差别，只是途径不一样。美国想通过联合国框架内的会议来达成保护小国防止间接侵略的目的，并且由安理会来确定会议的程序与议程。[82]这次会议再次暴露了美法两国的分歧。
7月28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写了第三封信，对美英两国的回复不满，认为苏联同意了麦克米伦的建议后，美英两国却退出已达成的协议，反而主张召开安理会普通会议，这实际上是在拖延首脑会议的召开。赫鲁晓夫转而同意戴高乐的建议，也就是立即召开有联合国秘书长参加的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及印度五国政府首脑会议，认为“这是能最迅速解决停止中近东军事冲突这一刻不容缓任务的最正确的道路”。[83]
英国从来没有放弃首脑会议，在回信中称“除了安理会全体会议以外，当然可以安排一些比较非正式的政府首脑会议，来讨论安理会正在考虑的问题”。[84]但在美国人看来，安理会特别会议类型的首脑会议显然与首脑峰会并不是一回事，杜勒斯在7月31日的记者会上强调，会议应在联合国框架内举行；而对会议能达成的成果，杜勒斯本人不抱有希望，不认为一次这样的会议就能建立消除间接“侵略”的机制。[85]
法国的目标是通过中东会议解决深层的问题，为此最好与苏联达成临时协定，而美国则是摆脱对侵略的指责。7月30日阿尔方就首脑会议拜访杜勒斯，提及法国的看法：（1）安理会会议可以在常任理事国范围内进行，每个与会国家就在欧洲参加峰会的成员和会议日期提出意见；（2）之后，举行由各政府成员参加的峰会；（3）如果会议能够达成某种协定，有必要的话，该协定将被提交给安理会并由安理会批准。但杜勒斯表示，为了使英国撤军必须让赫鲁晓夫出席安理会，并且想在安理会揭露苏联的间接“侵略”。[86]阿尔方和杜勒斯都认为美法两国立场分歧很大，无法在峰会计划上达成一致。
8月1日，艾森豪威尔回复了赫鲁晓夫7月28日的来信。艾森豪威尔否认赫鲁晓夫对美国拖延的指责，表示将指示美国驻安理会常设代表在8月12日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并且准备去纽约以外的任何地方开会，但是不去莫斯科。[87]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很短，基本上都是指责苏联对联合国以及小国的态度。结合前几天杜勒斯的记者会，很明显美国打算独自处理中东事务。而一天前戴高乐在给赫鲁晓夫的回复中表示，法国愿意去欧洲的任何城市开会，建议8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戴高乐对英美两国的建议持保留意见，“法兰西政府不反对联合王国与美国建议召开一次新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可是由于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必须确认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家的数目、议程的性质；这种会议显然和政府首脑会议不是一回事”。[88]
此后，法国继续细化首脑峰会建议的内容，同时争取盟国支持。8月2日德姆维尔向法国驻布鲁塞尔、海牙、卢森堡、雅典、贝尔格莱德以及安卡拉的大使发报。在电报中，德姆维尔重申了法国的主张，提出此时在程序和内容上面临的问题，让大使们清楚所在国家的主张；关于首脑会议的内容法国增加了经济援助的具体措施以及对中东石油政策的主张。在范范尼访问波恩、伦敦、华盛顿后，戴高乐邀请其访问巴黎，想进一步将意大利拉到自己一边。[89]
苏联对美英两国的拖延十分不满，转而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这次转变是在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后，也可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90]同时，苏联认为其阶段性目标——“不允许中东爆发战争，不允许毁灭伊拉克”——已达到，伊拉克已获得了美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英国、法国等的承认。赫鲁晓夫认为，如果继续安理会会谈，“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只会进行谩骂”，“邀请侵略者进行会谈并对他们说：‘你们是可耻的，你是否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呢？这样做将是愚蠢的。他们是多数，而我只有一个人，另一个人中立，而他们是三个人。’”[91]8月5日，赫鲁晓夫就这一问题给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以及戴高乐发去了最后的信件。赫鲁晓夫强调联合国与安理会的作用，认为安理会已沦为美国意志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了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参与国组成的一种特殊委员会，其中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的席位被政治僵尸蒋介石的代表所窃据”。赫鲁晓夫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来讨论美军撤出黎巴嫩和英国撤出约旦的问题。[92]从信中内容来看，赫鲁晓夫明显想先处理黎巴嫩与约旦的事务，接着举行最高层会谈。赫鲁晓夫在给戴高乐的信中解释了苏联新决定的原因。在联合国安理会内还是安理会外召开会议的讨论告一段落。
8月6日，美国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洛奇和索波列夫分别向安理会提出决议案，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8日下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开幕。索波列夫主张采取措施缓和美英两国在中东的侵略行为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与消除战争危险，建议联合国大会在符合宪章的情况下解决美国立即撤出黎巴嫩与英国立即撤出约旦的问题。在美国代表看来，苏联的目的只是攻击美国。会议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最后什么都没有达成就休会了。13日联合国大会复会，美国与苏联继续争吵。随着辩论时间的延长，一些外交部部长也在进行密谈。21日，包括黎巴嫩、约旦、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阿拉伯联盟在内的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决议案，主张阿拉伯人自己解决，要求秘书长安排美英军队撤出黎巴嫩与约旦，以加强阿拉伯联盟解决地区问题的能力。该议案最后获得通过。于是黎巴嫩危机转向内部解决。9月24日，谢哈卜就任总统，10月25日，美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随后联合国观察组也撤离了。黎巴嫩局势暂趋平稳，危机结束。

结语


1958年黎巴嫩危机的起源有着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夏蒙企图连任及亲美政策引发的政治风波是其内因，而中东卷入冷战政治则是外因。夏蒙去留的政治方案、出兵中东的军事方案、联合国内外的国际方案交错进行，最终促成了危机的解决。其中，谢哈卜顺利就任总统消除了黎巴嫩危机的内部因素，美英两国的出兵则防止了危机的扩大尤其是危机向中东其他国家蔓延，大国协调虽不一致但最终赞同阿拉伯决议案，最后美国撤军，危机结束。
在这三种方案的推进中，美法两国并不缺乏沟通。然而，两国却在每一方案上都不一致。在政治方案中，美国更多希望依靠夏蒙，到夏蒙实在无法挽回局面时还希望他能指定继承人；而法国则很早就看出了夏蒙的无力，强烈要求夏蒙下台，甚至为此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在军事方案中，尽管法国一再呼吁如果干预不要抛开法国，但美英两国还是在伊拉克政变后分别出兵黎巴嫩和约旦。在国际方案中，赫鲁晓夫倡议通过首脑会议解决中东危机，法国同意苏联的主张，而美国通过倡导在联合国安理会内举行普通会议以拖延会议的举行，从而形成苏法、美英对抗的局面。
美法两国在危机中的不同主张受到各自的利益及在中东地位的影响。美国把中东作为抵抗苏联“侵略”和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地区，并为此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黎巴嫩是首个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国家，夏蒙的亲美政策让美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与夏蒙某种程度的“捆绑”，让美国高层无法看清黎巴嫩危机的重要内因。法国在中东虽已没有重大的利益，而且此时更重要的是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以及法国内部的体制改革，但1950年的“三国宣言”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美、英、法三国在中东的同等权利，法国并不愿意放弃干涉的机会。而且，对中东的成功干预也可以彰显法国的大国地位，这是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尤其是戴高乐第二次执政后特别强调的一方面。
美法两国在黎巴嫩危机上的矛盾可以说是战后美法分歧的继续。法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一直谋求建立美、英、法三国领导机构，谋求在北约的特殊地位，但被美国否定。在中东，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联合苏联压制英法两国。在法属北非等殖民问题上，美法两国也斗争频繁。这些分歧让美法友好关系出现裂痕，黎巴嫩危机则使裂痕进一步扩大。正如德姆维尔就美英出兵问题提出的抗议：“北约定义的行动区域虽未以任何形式包括中东地区，但北约各国都被牵涉其中……法国政府有权力也有义务提醒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这种既不符合三国政府现存关系也不符合北约基础的现状。”[93]
1958年黎巴嫩危机之后，中东地区局势日趋稳定：埃及谋求与英法两国解决运河赔偿问题，沙特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伊拉克保持中立，以色列更加亲英美。中东事务似乎告一段落。然而，美法两国的矛盾却不断激化。1958年9月7日，戴高乐向艾森豪威尔与麦克米伦发出“九月备忘录”，黎巴嫩危机的处理成为戴高乐要求改组北约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国也在试图调整对苏政策，虽然存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但是仍在1960年邀请赫鲁晓夫访法。总而言之，黎巴嫩危机使法美分歧进一步明朗化，进一步促使法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并努力提高自己在联盟内外的地位。


［责任编辑：谢志斌］


[1] 本文系青年北京学者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2] 姚百慧，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臣臣，中共怀远县委党校助理讲师。
[3] 阿格瓦尼认为黎巴嫩危机是中东动荡的最高点，危机主要受国内、阿拉伯、美国三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国内因素方面，黎巴嫩主要信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者在政治上也达成过协议，夏蒙寻求连任造成了国内危机。其次，黎巴嫩内战受到纳赛尔总统时期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支持。最后，美国主要是维持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将其从埃及的卫星国中解救出来。巴耶赫认为，黎巴嫩的变化是由外部事件决定的。参见M.S.Agwani，Crisis in Lebanon：1958，New York：Asia Publishing House，1965；Joseph Bayeh，A Hi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Lebanon：Foreign Interv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I.B.Tauris，2017。
[4]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黄忠东：《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黎巴嫩内战》，《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冯志伟：《美国1958年出兵黎巴嫩决策浅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兰岚：《美国在中东：艾森豪威尔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John Berchmans Wolf，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isenhower Doctrine：Lebanon，1958，Ann Arbor，Mich.：UMI，1968；Irene L.Gendzier，Notes from the Minefield：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1945-1958，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Salim Yaqub，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nd the Middle East，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Peter L.Hahn，“Securing the Middle East：The Eisenhower Doctrine of 1957，”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36，No.1，Presidential Doctrines，2006，pp.38-47；Geoffrey Wawro，Quicksand，America’s Pursuit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Penguin Press，2010。
[5] Gerald L.Curtis，“The United Nations Observation Group in Leban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18，No.4，1964，pp.738-765.
[6] Ivan Pearson，“The Syrian Crisis of 1957，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and the 1958 Landings in Jordan and Leban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3，No.1，2007，pp.45-64；Ritchie OvenDale，“Great Britain and the Anglo-American Invasion of Jordan and Lebanon in 1958，”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6，No.2，1994，pp.284-303.
[7] 少量关于美法关系和法国外交的著作对法国的角色多是点到为止，如Costigliola Frank，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Cold Alliance since World War II，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2；Christian Nuenlist，Anna Locher，and Garret Martin，Globalizing de Gaull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1958-1969，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0。此外，《中东研究》曾刊载两期关于黎巴嫩危机的法文档案的译作。参见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9～184页；张臣臣编译《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续）》，《中东研究》2020年第2期，第199～228页。
[8]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347、351～352页。
[9] Foster Hailey，“Lebanese Mourn Murdered Editor，” The New York Times，May 10，1958，p.6.
[1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826，” May 13，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41-43.
[1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674，” May 4，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28-30.
[12]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Dulte 10，” May 6，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30-31.
[1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958，” May 16，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57-58.
[14] 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57-58，footnote 4.
[15]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Lebanon，No.4400，” May 19，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66-67.
[16] E.W.Kenoworthy，“US Sends Planes to a German Base in Lebanon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May 18，1958，p.1.
[17] Foster Hailey，“Lebanon Charges Nasser’s Regime Foment Revolt，” The New York Times，May 14，1958，p.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Egyp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029，” May 20，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67-7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Egyp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151，” May 31，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84-86.
[18] M.Pleven，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ers，aux Représentants diplomatiques des la France à Londres，Washington，T.nos 5304 à 5311；5836 à 5841，24 Mai，1958，DDF，1958，Tome I，1er janvier-30 juin，pp.663-665.
[19] M.Pleven，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ers，aux Représentants diplomatiques des la France à Londres，Washington，T.nos 5304 à 5311；5836 à 5841，24 Mai，1958，DDF，1958，Tome I，1er janvier-30 juin，pp.663-665.
[2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783，”May 13，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40-41.
[21] Fahim I.Qubain，Crisis in Lebanon，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1961，p.82.
[2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4302，” May 28，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77-79.
[2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4361，” May 30，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81-83.
[2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4181，” May 24，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74-75.
[25]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ne 18，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53-155.
[2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4774，”June 16，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40-141.
[27]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ne 22，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66-168.
[28]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Minister of the British Embassy（Lord Hood），” June 27，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81-182.
[29]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ne 30，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85-190.
[30]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3644-3648号）》，1959年6月28日，李洪峰、吕军燕、沈练斌、李东旭编《法国外交文件选译（一）》，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第312页。
[31] Comptes rendus des entretiens Franco-Britanniques des 29 et 30 juin，DDF，1958，Tome I，1er janvier-30 juin，pp.861-887.
[3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14，”July 1，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90-193.
[33]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Minister of the British Embassy（Lord Hood）and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ear Eastern，South Asian，and African Affairs（Rountree），” July 3，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98-199.
[34] “Telegram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arIs And the Embassy in Beirut，” July 8，1958，Robert E.Lester，ed.，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France，Foreign Affairs，1955-1959，Lexis Nexis，2005，8：0880-881；《德姆维尔与杜勒斯的谈话备忘录》，1958年7月5日，邱琳、吕军燕、王珏、唐璇、李东旭编《法国外交文件选译（二）》，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第230页。
[35] Sam Pope Brewer，“Moderates Seek Accord in Beirut，” The New York Times，July 11，1958，p.6.
[3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25，” July 12，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206-207.
[3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258，” July 10，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204-205.
[38] 《罗谢致德姆维尔电（第1335-1337号、第1339-1347号）》，1958年7月12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4～146页。
[39]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May 13，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45-48.
[40]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Lebanon，No.4271，” May 13，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49-50.
[41]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of the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May 16，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58-59.
[42] 1950年5月2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部长舒曼在伦敦举行会议时，曾就三国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态度，以及它们提供军火和军事装备给这些国家的计划发表了一项声明，即所谓关于中东局势的“三国宣言”。
[4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869，” May 14，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51-52.
[44] “Memorandum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in Washington and Foreign Secretary Lloyd in London，” May 13，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44-45.
[45]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ear Eastern，South Asian，and African Affairs（Rountree）and Foreign Minister Malik，” June 15，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22-123.
[46]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June 15，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30-132.
[47]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June 5，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93-98.
[4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4746，” June 15，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24-126.
[49]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June 15，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34-138.
[50] 李洪峰、吕军燕、沈练斌、李东旭编《法国外交文件选译（一）》，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第309页注释1。
[51]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ne 15，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33-137.
[52]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3416-3426号）》，1958年6月20日，李洪峰、吕军燕、沈练斌、李东旭编《法国外交文件选译（一）》，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第309页。
[53]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ne 23，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170-171.
[54] M.Chauvel，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ondres，à M.Couve de Murville des Affaires étrangers，T.nos 2104 à 2113，24 Juin，1958，DDF，1958，Tome I，1er janvier-30 juin，pp.832-834.
[5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358，” July 14，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207-208；《罗谢致德姆维尔电（第1355-1358号）》，1958年7月14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6～147页。
[56] 《罗谢致德姆维尔电（第1355-1358号）》，1958年7月14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6～147页。
[57]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3939-3944号）》，1958年7月14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9～150页。
[58] 累计1万名美国海军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员进驻贝鲁特市区和郊区。参见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353页。
[59] “Dispatch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orces to Lebanon in Response to an Appeal from the Lebanese Government：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July 15，1958，U.S.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1958，New York：Arno Press，1971，pp.959-960.
[60] “Editorial Note，” 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243-243.
[61]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ly 19，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335-337.
[62] 《德姆维尔致罗谢电（第1165-1168号）》，1958年7月15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1页。
[6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ord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132，” July 16，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312-314.
[64] 《德姆维尔致法国驻伦敦、华盛顿的外交使节电（第7492-7500、第8011-8019号）》，1958年7月17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5～156页。
[6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eban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621，”July 22，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373.
[66] 《罗谢致德姆维尔电（第1486-1492号）》，1958年5月28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62～163页。
[67] Lindesay Parrott，“Lebanon Bids U.N Check Incursions，” The New York Times，June 7，1958，p.1.
[68] Lindesay Parrott，“US in UN Backs Beirut Complaint：Favors a Swedish Proposal to Send Observer Team to Lebanese Border，”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1，1958，p.3.
[69] 〔英〕G.巴拉克拉夫编《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年）》，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71页。
[70] 〔英〕G.巴拉克拉夫编《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年）》，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70页。
[71] 《赫鲁晓夫言论》（第9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368～385页。
[72] “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July 20，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347-350.
[73] “Editorial Note，” 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371-372.
[74] “French Not in Favour of UN Approach，” Times，July 22，1958，p.6.
[75] 7月22日的戴高乐回信，参见“France Acceptance in Principle，” The Times，July 23，1958，p.7。
[76] “Editorial Note，” 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pp.379-380.
[77] 〔英〕G.巴拉克拉夫编《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年）》，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84页。
[78]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Eisenhower）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the USSR（Khrushchev），”July 25，1958，U.S.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Bureau of Pubilc Affairs，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58，New York：Arno Press，1971，pp.1001-1002.
[79] 《法兰西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戴高乐1958年7月26日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函》，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S/4075。
[80] Compte rendu des conversations entre M.Couve de Murville，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ers，et M.Fanfani，president du conseil Italien e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ers，27 juillet，1958，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ers，DDF，1958，Tome II，1er juillet-31 décembre，Paris：Imprimerie National，1992，pp.164-170.
[81] Comptes Rendus—Des Entretiens Franco—Allemands du 29 Juillet 1958，DDF，Tome II，1er juillet-31 décembre，pp.189-194.
[82]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AlpHand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4，1958，FRUS，1958-1960，Vol.11，Lebanon and Jordan，Microfiche Supplement，document 325.
[83] 《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1958年7月28日，《赫鲁晓夫言论》（第9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416～421页。
[84] 〔英〕G.巴拉克拉夫编《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年）》，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92页。
[85] “Prospects for the Holding of a Heads of Government ‘Summit’ Conference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RepLies Made by Secretary（Dulles）to Questions Asked at a News Conference，”July 31，1958（Excerpts），U.S.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Bureau of Pubilc Affairs，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1958，New York：Arno Press，1971，pp.1011-1017.
[86] 《阿尔方致德姆维尔电（第4515-4526号）》，1958年7月30日，邱琳、吕军燕、王珏、唐璇、李东旭编《法国外交文件选译（二）》，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第233～237页。
[87] “Notification of United States Intention to Seek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der Article 28（2）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o Discuss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Eisenhower）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Khrushchev），” August 1，1958，U.S.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Bureau of Pubilc Affairs，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1958，New York：Arno Press，1971，pp.1018-1019.
[88] 《法兰西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戴高乐1958年7月31日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函》，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S/4075。
[89] Comptes Rendus des Entretiens Franco-Italiens des 7 et 8 ao?t 1958 à L’h?tel Matignon，7 ao?t，1958，DDF，1958，Tome II，1er juillet-31 décembre，pp.241-245.
[90]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对黎巴嫩危机的讨论，见《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1958年8月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8卷，1958.4-1959.10），东方出版中心，2015，第144～158页。
[9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1958年8月4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8卷，1958.4-1959.10），东方出版中心，2015，第186～190页。
[92] 《赫鲁晓夫言论》（第10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15页。
[93] 《德姆维尔致法国驻伦敦、华盛顿的外交使节电（第7492-7500、第8011-8019号）》，1958年7月17日，唐璇译、张臣臣校《1958年黎巴嫩危机：法文档案选编》，《中东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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