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身份认同及其经济贡献 | 刘中民、林昕煜

内容提要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是东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海外侨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代表。黎巴嫩的移民活动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即黎巴嫩独立前的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黎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殖民主义遗产、教派冲突、经济危机、内战等因素对黎巴嫩移民产生了重要影响。身份认同与经济纽带构成了黎巴嫩侨民保持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方式。侨民对黎巴嫩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区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既得益于其自身在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构建，也与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密不可分。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主要包括侨汇、债券投资与寻亲旅游等方式，并为黎巴嫩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联系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如何合理利用和管理侨民资源是黎巴嫩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 键 词  黎巴嫩侨民  身份认同  经济联系  侨汇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林昕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在流动性和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世界中，侨民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之产生的跨国网络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侨民，不仅促使人们思考个人与集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还成为“高度国际政治化的问题，引起国家元首、内阁、国防、安全和对外关系等部门的关注”。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通过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具体举措加强侨民与祖籍国的联系。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战争与冲突不断，黎巴嫩经历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移民浪潮。黎巴嫩独立后，由于担心教派分权结构随教派人口的变化而破裂，黎巴嫩政府不再进行官方的人口统计，因此外界很难获取黎巴嫩侨民的准确数字。据有关研究，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侨民数量约为1 300万人左右，远高于目前黎巴嫩本土的600万人口。黎巴嫩侨民虽然远离故土，但仍通过文化、经济联系的方式与祖籍国进行密切互动，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也构成了东地中海地区中东国家海外侨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代表。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互动关系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从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看，其研究的重点是周边国家流向黎巴嫩的难民，但对黎巴嫩向外移民的情况却缺乏关注和研究。国外学界对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侨民与黎巴嫩的联系及其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侨民对黎巴嫩现代化的影响、贸易联系对黎巴嫩侨民文化认同的影响、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网络及经济影响、对黎巴嫩侨民文化认同的田野调查、黎巴嫩侨民的政治行为、黎巴嫩国内政党对海外侨民的竞争及影响、黎巴嫩侨民的政治参与，以及侨民精英与普通侨民对黎巴嫩政治影响的差异等。二是关于黎巴嫩政府侨民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黎巴嫩政府侨民政策和移民政策、黎巴嫩外交部门对侨民的保护等内容。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尚未对黎巴嫩侨民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国外的研究多关注特定时期侨民对黎巴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影响，以及黎巴嫩当局的侨民政策，但对近代以来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身份认同和经济纽带两个层面对近代以来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

在进入系统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本文的核心概念“侨民”进行讨论和界定。有学者认为，侨民（diaspora）具有以下特征：从最初的“中心”流散到两个甚至更多的“边缘”地方；保留着“关于祖籍国的集体记忆、想象和神话”；深信自己不能或不完全能被住在国社会所接受；深信自己及其后代会在适当的时候返回祖籍国；拥有忠诚、拥护或建设祖籍国的愿景；因与祖籍国保持持久的关系而拥有民族共同体意识。另有学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侨民被广泛地定义为具有共同民族起源却生活在其祖籍国之外的特定群体，他们自认为或被他人认为是其本国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或潜在成员，这种地位不受其住在国地理位置和是否拥有公民身份的影响。当前，侨民的含义更加宽泛，涵盖了劳工移民、临时移民以及留学生等群体。结合上述情况，本文把黎巴嫩侨民（Lebanese Diaspora）宽泛地定义为自愿或被迫离开黎巴嫩，但仍对黎巴嫩保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黎巴嫩移民及其后裔。部分侨民拥有黎巴嫩和侨居国双重或多重国籍，也有部分侨民不拥有黎巴嫩国籍却具有黎巴嫩血统，但他们都被视为黎巴嫩侨民。尽管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距离遥远且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居住在黎境外的黎巴嫩人与其祖籍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仍因共同的文化特征和同祖籍地的共同联系而团结在一起。”

尽管部分黎巴嫩人将移民活动与古代腓尼基人的航海活动和商业特性联系起来，突出其身份的腓尼基特性，形成了一套基于“腓尼基主义”（Phoenicianism）的移民理论。但古代腓尼基人的商业和殖民活动并非本文关注的对象，本文主要探讨近代以来黎巴嫩人移民的历史及其与祖籍国的关系。黎巴嫩的移民活动已持续近两个世纪，其历史演变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即19世纪中叶至1943年黎巴嫩独立前的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黎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

（一）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

黎巴嫩自1517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在行政上隶属于大叙利亚行省（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但黎巴嫩山区基本上处于帝国的行政控制之外，长期以来一直是持不同政见宗教团体的避难所。在19世纪早期，该地区的政治权力由两个教派即马龙派基督徒（The Maronite Christians）和伊斯兰教德鲁兹派（The Druze）共享。19世纪30年代，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形式上的行省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政权联合占领黎巴嫩的斗争；1840年，埃及军队撤出黎巴嫩后，英、法两国为争夺黎巴嫩的市场，不断挑起基督教马龙派与伊斯兰教德鲁兹派之间的斗争。奥斯曼帝国乘机于1842年重新占领黎巴嫩，并将黎巴嫩分为两个省，北部由亲法的马龙派封建主管辖，南部则归亲英的德鲁兹派封建主统治。1860年，黎巴嫩发生基督教马龙派教徒与德鲁兹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法国出兵进行干涉。1861年，欧洲国家的代表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制定了确保基督教徒安全的方案，该方案提议的解决办法是赋予黎巴嫩山区建立行政自治单位的权利。黎巴嫩反对奥斯曼帝国与埃及联合占领，英、法挑拨教派冲突导致的战乱，构成了近代黎巴嫩地区移民的重要背景。与此同时，伴随帝国封建制度趋于解体，帝国对外开放港口、黎巴嫩地区面向欧洲市场的丝绸经济崩溃等，都促使许多黎巴嫩山区的民众开始向欧洲、北美和南美迁徙。

首先，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西方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使黎巴嫩与欧美的联系增强，为黎巴嫩向海外移民创造了条件。19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开始向欧洲国家学习，实行近代化改革，将新技术、新思想引入帝国，并向西方国家开放地中海港口。贝鲁特港的开放和蒸汽船的应用，使得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境内，向当地人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本土基督徒被派往欧洲教会学习宗教文化，以便回国担任神职人员，由此开始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

其次，教派冲突加剧和丝绸经济的萎缩促使黎巴嫩民众加速向国外移民。1840～1860年期间，黎巴嫩山区多次发生基督教马龙派和德鲁兹派的教派冲突，导致一大批马龙派基督教徒出走，埃及是其主要目的地。在教派冲突后，黎巴嫩的丝绸业也发生重大变化。在19世纪，黎巴嫩山区农民通过桑树种植和养蚕业谋生，并广泛融入市场经济，其中丝绸出口一度占黎巴嫩山区总出口的82%。有历史学家认为，与世界经济的接触为黎巴嫩人向美国移民做好了准备。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这意味着黎巴嫩山区生产的丝绸无法与通过运河从东亚运送来的丝绸进行竞争。到19世纪末期，黎巴嫩山区的丝绸业陷入崩溃，加之人口不断增长，促使山区居民不断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黎巴嫩山区1/3的人口已经离开。从1860年至1900年期间，每年离开黎巴嫩山区的人数平均约为3 000人，这一数字在1900年至1914年间增至约1.5万人；1860年至1914年间，黎巴嫩山区人口的45%移居国外。随着时间推移，黎巴嫩的移民数量稳步上升，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其重要原因在于当时黎凡特地区面临战争、饥荒和严重经济危机等多重困境。

1920年，依据1916年英、法达成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一战后协约国达成的《圣雷莫协议》，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两地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剧了民族和宗教对立。为了更好地实行分而治之，法国委任统治者于1921年在黎巴嫩进行了人口普查，这也是黎巴嫩官方历史上除1932年人口普查外唯一的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除了对黎巴嫩本土居民按教派进行人口统计，还专门统计了海外侨民团体的数量，以便通过把海外基督徒数量计入基督徒的总数据，形成对穆斯林人数压倒性优势。为了确立基督教徒在黎巴嫩的绝对多数地位，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推出了新的旅行政策，旨在阻止黎巴嫩向外移民，这些政策包括：限制黎巴嫩人流动，通过领事馆对黎巴嫩人聚居的国外城市进行监控；鼓励移民归国。值得注意的是，什叶派穆斯林在该时期开始移民西非，开启了该群体海外移民的进程。随着1925年叙利亚的德鲁兹人起义蔓延至黎巴嫩境内并导致冲突，黎巴嫩移民人数有所增加。因此，尽管法国在黎巴嫩限制人口流出，1926年黎巴嫩移民的总人数已达到68.8万人。

（二）现代黎巴嫩的移民活动

1926年5月，黎巴嫩宣告成立共和国，并颁布了宪法，但仍保留法国的委任统治权；1941年6月，英军占领黎巴嫩，同年11月法国宣布结束对黎巴嫩的委任统治；1943年11月22日，黎巴嫩摆脱法国委任统治，成立黎巴嫩共和国。1946年12月，英、法军队全部撤离，黎巴嫩获得完全独立。

黎巴嫩独立后，殖民主义遗产、外部干预、教派矛盾等复杂因素导致该国动荡不安。从20世纪50年代起，政治动荡以及高生活成本和高失业率，导致黎巴嫩人不断向外移民。60年代，黎巴嫩政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利用黎巴嫩作为反对以色列的基地，促使以色列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打击。因此，战乱、动荡和经济恶化都继续促使黎巴嫩民众向海外移民。此外，海湾国家因开采石油需要大量劳动力，导致黎巴嫩向海湾地区的移民数量呈“井喷式”增长。据统计，仅1973年至1974年间，黎巴嫩就有7.2万人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6.4万人前往欧洲，6.1万人前往非洲，2.1万人前往美国，1 600人前往澳洲，以及1.7万人前往其他亚洲国家。

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以色列在1978年和1982年两度入侵黎巴嫩，以及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爆发经济危机，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急剧上升，进而导致多达99万人在内战期间离开黎巴嫩，占当时总人口的40%。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海湾国家、南美、西非都成为黎巴嫩移民的目的地，并逐渐形成了当地的黎巴嫩侨民社区。

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向国外移民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就业机会较少和持续的冲突继续推动黎巴嫩人向国外移民，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技能的黎巴嫩国民纷纷前往国外寻找更合适的工作机会，使人才外流成为这一时期移民最重要的特征。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高素质劳动力存在巨大需求，因此成为黎巴嫩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200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1992年至2007年间，45%的黎巴嫩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生活在国外；据估计，在该时期黎巴嫩移居国外的总人数多达46.6万人，这还不包括在黎巴嫩没有直系亲属的黎巴嫩人。

2011年阿拉伯剧变以来，黎巴嫩的国内形势和周边环境持续恶化，国内货币贬值，失业率急剧上升，以及叙利亚内战向黎巴嫩外溢，在大量难民涌入黎巴嫩的同时，还导致大批黎巴嫩民众出走国外。根据黎巴嫩报纸《今日贝鲁特》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1年间，黎巴嫩有215 653人移民国外。2019年金融危机加剧后，移民人数再创新高。自2021年来，黎巴嫩向外移民数量增加了346%。据《外交政策》杂志信息，黎巴嫩正处于“人才外流的终端”，并突出体现在青年人力资本、专业人士和专家的外流。另据德国阿登纳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Stiftung）的调查报告，黎巴嫩600多万人口中约有39%正在考虑移民。在准备移民的群体中有45%具备高中以上的学历。此外，有移民意图的受访者多为青年人，其中21岁至30岁的受访者中有一半以上（52%）正在考虑移民，而目前正在准备离开黎巴嫩的大多数受访者（42%）在31岁至45岁的年龄段。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是当前黎巴嫩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世界银行的报告称，约有40%的黎巴嫩医生已经永久或暂时前往海湾国家或者西方世界。目前，巴西是黎巴嫩侨民最多的国家，阿根廷、哥伦比亚、美国、澳大利亚也是黎巴嫩侨民较为集中的国家。

综上所述，黎巴嫩移民的历史演进持续近两个世纪，经济、宗教和战争等多重因素叠加，不断推动着黎巴嫩人向世界各地移民，其教派构成逐步由早期的基督徒扩大到各个教派，身份也由最初的工匠、商贩等小市民阶层扩大到中产阶级。

侨民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三维立体、互动叠加的动态过程，它的形成受祖籍国、侨民社群及住在国三方的影响。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大叙利亚认同再到黎巴嫩认同的复杂过程，它既得益于侨民通过家庭、宗教和民族习俗进行社会建构，也与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密切相关。

（一）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演进

从历史角度看，在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演进过程中，其祖籍国先后经历了奥斯曼帝国、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叙利亚、独立的黎巴嫩3个政治实体，因此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并非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明确的黎巴嫩认同，而是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大叙利亚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演变。这一过程与黎巴嫩侨民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和黎巴嫩独立后所处的不同环境密切相关。

教派是黎巴嫩人身份认同的基础。黎巴嫩山区教派多样，教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黎巴嫩人的日常生活。因此，黎巴嫩人更多地在特定教派的群体身份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认为，生活在美国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缺乏民族认同感，他们首先从宗教角度来理解自己：“一个叙利亚人生来就有他的宗教，如同美国人生来就有他的国籍。”因此，大多数黎巴嫩人会从家族、教派、村落的角度看待自己，而不是政治化的民族忠诚。

早期的黎巴嫩侨民大多拥有朴素的大叙利亚（即奥斯曼帝国的大叙利亚行省）认同，这与移民初期侨居国的公民身份有关。1869年颁布的《奥斯曼国籍法》规定，所有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人都是帝国公民，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当时居住在黎巴嫩地区的人们。因此，当首批黎巴嫩人移居国外时，他们是以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持奥斯曼土耳其护照进入其他国家的。尽管接收国认为他们是土耳其人，但他们不会说土耳其语，也不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土耳其压迫，因此许多移民会选择“叙利亚人”这一群体归属。以美国为例，在1899年以前美国的居民人口登记册上，美国均将黎巴嫩人登记为亚洲土耳其移民，而没有将他们登记为阿拉伯人或叙利亚人。至192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使用“叙利亚”来确定受法国委任统治的大叙利亚省（包括黎巴嫩）移民的身份。其原因在于当时黎巴嫩属于大叙利亚地区，该地区的民族意识和地域意识多表现为大叙利亚认同。

然而，许多黎巴嫩裔政治精英对大叙利亚认同表示不满，并开始以黎巴嫩人的身份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1911年，纳奥姆·穆卡泽尔（Naoum Mokarzel）组建了“黎巴嫩进步联盟”（The Lebanese League of Progress），这是第一个集中关注黎巴嫩的移民组织，其宗旨是支持黎巴嫩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尤其是支持法国庇护下的天主教徒和马龙派教徒在这一事业上的努力。尽管海外基督徒侨民的认同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大都体现了对黎巴嫩的集体忠诚。不少旅美阿拉伯作家和政治精英发起了“马哈吉尔（Mahjar）文学运动”，并创办文学会组织，诸如1920年旅美侨民文学家成立“笔会”组织，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和对身份的探索，黎巴嫩裔作家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艾敏·雷哈尼（Ameen Rihani）为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还创办阿拉伯语报刊，如黎巴嫩裔政治精英沙洛姆·穆卡泽尔（Salloum Mokarzel）创办了《叙利亚世界》（The Syrian World），召集叙利亚和黎巴嫩裔学者讨论祖籍国的文化习俗和民族独立等政治事务。此外，为建立独立的黎巴嫩国家，黎巴嫩海外基督徒侨民创建了各种组织，并在法国和其他地区进行政治游说。

20世纪40年代，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别建国，使黎巴嫩侨民的黎巴嫩认同逐渐与大叙利亚认同分离并日趋清晰和独立。在冷战背景下，叙利亚成为苏联盟友，黎巴嫩则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黎巴嫩与叙利亚进一步疏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军队于1976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直至2005年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持续干预黎巴嫩政治的做法使黎巴嫩侨民对叙利亚产生强烈不满，“促使在美国的黎巴嫩人加速了从‘叙利亚人’到‘黎巴嫩人’的身份转变。”

可以说，由于长期生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身份认同体现为一种“远距离民族主义”，即“一套将生活在不同地理位置的人群与他们视为祖先家园的特定领土联系起来的身份主张与实践。”尽管黎巴嫩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严重，侨民的家庭、宗派和阶级差异显著，总体上不利于塑造黎巴嫩侨民在海外的集体身份认同，但“远距离民族主义”超越了领土边界，对塑造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黎巴嫩侨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思想，也对黎巴嫩国内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黎巴嫩人属于阿拉伯民族，所以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中也包含阿拉伯民族认同，并特别体现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尽管阿拉伯国家在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却刺激了包括黎巴嫩侨民在内的海外阿拉伯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早在1917年英国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之际，纽约的叙利亚、黎巴嫩侨民便立即成立了“巴勒斯坦反犹太复国主义协会”（Palestine Anti-Zionism Society），就巴勒斯坦局势进行辩论，并举行游行示威。在此背景下，许多黎巴嫩裔美国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对中东事务的参与较为积极。比如，侨居美国的黎巴嫩人参与了阿拉伯裔美国人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动，如经常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1944年，菲利普·希提在华盛顿成立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Arab American Affairs），并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坚决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随着阿拉伯裔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他们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也日益形成。美国的黎巴嫩侨民开始明确视自身为阿拉伯裔美国人、黎巴嫩裔美国人，其民族认同、祖籍国认同、对住在国的国家认同日渐清晰。

（二）影响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

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构建既得益于侨民通过家庭生活、教派活动、现代媒体等方式确立并保持对黎巴嫩的认同，也与黎巴嫩政府通过特定的政策和举措加强海外侨民对祖籍国的认同密不可分。

一方面，黎巴嫩侨民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通过家庭和社区生活、教派联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建立了对黎巴嫩的认同。在共同生活的社区内，黎巴嫩侨民往往通过食物、音乐、方言、宗教仪式等传统方式来维系对祖籍国的归属感。在社交网络中，黎巴嫩侨民通常会参加餐饮聚会、宗教节日和青年营等集体活动。因此，通过维系亲属关系、家族认同和教派认同，以及外在的生活习俗、宗教仪式和社交活动等，海外的黎巴嫩侨民可以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确立、维系和巩固对祖籍国黎巴嫩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此外，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海外侨民可以随时关注国内的变化发展。比如，黎巴嫩侨民数量较多的澳大利亚悉尼就有4家黎巴嫩报纸，几乎所有的黎巴嫩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都可以通过卫星方便接收。因此，尽管移居海外，黎巴嫩侨民仍能够通过密切关注祖籍国的发展，建立和加强对祖籍国认同。总之，黎巴嫩侨民的群体意识和对黎巴嫩的民族归属感源于亲属、社群和教派联系，是侨民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为对家庭、教派、祖籍国的忠诚和责任；报纸、电视与网络等媒体是黎巴嫩侨民保持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通过身份认同，黎巴嫩侨民总是与祖籍国团结一致，这种团结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侨民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基础”。

另一方面，为加强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集体身份认同，黎巴嫩政府通过设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参加海外黎巴嫩侨民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并建立侨民与祖籍国联系的组织机制。1943年黎巴嫩独立以来，历届新当选的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总是特别强调海外黎巴嫩人的支持对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黎巴嫩总统在访问侨民住在国时，经常向杰出的黎巴嫩侨民颁发荣誉证书。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增强黎巴嫩侨民与国内的情感联系。1960年9月，黎巴嫩政府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黎巴嫩移民国际会议，来自36个国家的黎巴嫩移民参加了这一活动。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黎巴嫩人世界联盟”（The Lebanese World Union），这是黎巴嫩政府支持海外侨民建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创始人为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创始人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Jmayel）。1973年，“黎巴嫩人世界联盟”更名为“世界黎巴嫩文化联盟”（World Lebanese Cultural Union），其宗旨是推动海外黎巴嫩人与祖籍国的联系，促进黎巴嫩侨民及其后裔的文化发展。

尽管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维持受到侨民群体自身和黎巴嫩政府的双重影响，但由于黎巴嫩政府受到国内宗派矛盾制约难以制定有效政策，因此未能在黎巴嫩侨民加强对祖籍国的认同方面发挥大的作用。首先，自1943年黎巴嫩独立以来，该国政府未能赋予所有海外黎巴嫩移民后代公民身份，特别是未能使建国前离开黎巴嫩的侨民后代获得黎巴嫩公民身份。其次，黎巴嫩的侨民管理部门几经变更，特别是早期的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效率低下。当前，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Emigrants）专门负责黎巴嫩海外侨民的事务。为使侨民在黎巴嫩国内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黎巴嫩议会于2015年批准了关于海外侨民公民身份的法律草案，允许“黎巴嫩裔外国人获得公民身份”。2016年，外交和侨民事务部曾宣布对黎巴嫩侨民实施新的公民身份法，但至目前仍进展缓慢。

综上所述，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演变十分复杂，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教派斗争、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斗争、黎巴嫩独立后的国内宗派斗争和对外关系，特别是黎巴嫩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事务的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使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受到教派、民族、地域、国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地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得益于其自身在政治、宗教、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构建，特别是黎巴嫩侨民中的知识精英在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也对加强海外侨民对祖籍国的认同发挥了一定作用。

经济联系是海外侨民与祖籍国互动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与侨民接触获得经济利益。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9%的黎巴嫩侨民为他们在祖籍国的家人提供了经济支持。通常情况下，侨汇、债券投资与寻亲旅游是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经济纽带，其中以侨汇对黎巴嫩经济的影响最为显著。

（一）侨汇是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经济方式

德维什·卡普尔（Devesh Kapur）把侨汇定义为“无回报的资金转移”，通常来看，更多的移民会带来更多的汇款。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向外移民历史最悠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黎巴嫩的侨汇收入也规模庞大。如今，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外汇接收国之一。

尽管历史上的第一代黎巴嫩移民通常是文盲，但他们在抵达外国后，会向家乡邮寄大量外汇，对平衡黎巴嫩山区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1900年，黎巴嫩山区收到了来自国外的20万英镑的汇款；至191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0万英镑，这反映了黎巴嫩移民人数增长及其在移民经济方面的贡献。根据1924年美国驻贝鲁特领事馆的记载，黎巴嫩收到的侨汇相当于1 900万美元，而黎巴嫩当年的出口额仅为1 700万美元。由此可见侨汇在黎巴嫩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到20世纪50年代，侨汇在黎巴嫩经济中的作用有所下降，但仍占其国民收入的5%～7%；六七十年代，海湾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收入急剧增长，黎巴嫩收到的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迅速增长。在1975～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期间，尽管国内的战乱和动荡严重影响了侨民往返国内，但侨汇仍为黎巴嫩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持。资料显示，黎巴嫩侨民的汇款从1970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2.5亿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初，黎巴嫩的侨汇收入已占整个国民收入的40%。

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沉重的债务使黎巴嫩经济前景暗淡，政府根本无法负担对公民的福利开支。在此背景下，来自海外黎巴嫩移民的大量侨汇为解决战后重建困难和帮助黎巴嫩民众渡过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来自海湾国家侨民的汇款对黎巴嫩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0～2003年期间，黎巴嫩在20个依赖侨汇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七位，侨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排名第三位。

当前，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外汇接收国之一。2019年以来，由于治理不善，黎巴嫩货币贬值异常严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2020年8月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发生，黎巴嫩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民众抗议浪潮频繁、政府陷于停滞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接收的侨汇从2019年的74亿美元下降至2020年的63亿美元，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侨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外部资金贡献方面，黎巴嫩仍排名第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就具体数额而言，其获得的侨汇额在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排名第二。侨汇占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充分反映了侨汇在黎巴嫩经济中发挥的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海外侨民的投资构成黎巴嫩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侨民在家乡投资诊所、自来水厂、水利设施、道路、学校等公共项目，为祖籍国的公共投资提供了大力支持，获得普遍称赞。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公共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巴西圣保罗市雅弗家族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建立的雅弗图书馆，侨民为家乡社区捐建的医院、药房等，都为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由侨民组成的黎巴嫩企业家联盟（Lebanon for Entrepreneurs）成立，旨在帮助黎巴嫩发展技术创新系统。在2020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发生后，海外侨民迅速向黎巴嫩非政府机构捐款、提供医疗用品和必需品，对缓解港口爆炸后的社会危机发挥了一定维稳作用。

尽管黎巴嫩政府没有制定全面的侨民经济战略，但在面对经济危机时都通过多种方式争取侨民的支持。2014年，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起了名为“黎巴嫩侨民活力”（Lebanese Diaspora Energy）的倡议，鼓励侨民和政府进行对话，呼吁黎巴嫩侨民参加年度会议，讨论黎巴嫩的经济发展等问题。自2014年以来，在“黎巴嫩侨民活力”倡议下建立了各种平台，增强了侨民对祖籍国事务的参与。自2019年以来，由于移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稳定，黎巴嫩的侨民汇款大幅度减少。尽管许多侨民家庭希望给本土黎巴嫩家人汇款，但由于经济原因，美元汇款不能被直接接收。黎巴嫩政府甚至请求海外侨民“带着美元回来”，足见黎巴嫩经济困难的程度和侨汇对缓解黎巴嫩经济困境的重要性。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由于黎巴嫩国内政治分裂，政府治理能力低下，使黎巴嫩经济对侨汇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其根本原因在于黎巴嫩政府未能制定系统的侨汇政策，未能充分发挥侨汇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黎巴嫩房地产与银行金融业等泡沫经济严重，黎巴嫩磅与美元直接挂钩，都刺激侨汇源源不断地流入黎巴嫩并进入经济投机领域，成为黎镑对美元大幅贬值的重要原因，加剧了黎巴嫩经济的经济危机。

（三）认购国家债券是侨民支持祖籍国经济的方式之一

侨民债券（Diaspora bonds）是专门供某国侨民购买的政府债务证券，其资金所得主要用于失业、医疗和养老金以及基础设施等社会保障领域。侨民认购国家债券有助于黎巴嫩维持财政运转，也能够弥补黎巴嫩在不稳定时期的经济缺陷。在战后重建时期和经济危机时期，侨民债券对黎巴嫩经济的作用更加重要。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进行战后重建，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吸引侨民的投资。1991年，黎巴嫩专门建立了吸收侨民资金的特别财政账户，以帮助减少黎巴嫩债务，该账户中为黎巴嫩政府吸纳了来自侨民的520亿黎巴嫩镑（约合3 500万美元）资金。2000年6月，时任经济部长乔治斯·克姆（Georges Corm）提议发行30年期的“零息债券”，黎巴嫩政府对认购债券的移民颁发奖章，最终有超过22.5万人认购此债券。

（四）侨民回国旅游对黎巴嫩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黎巴嫩旅游业以侨民为基础，曾是黎巴嫩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黎巴嫩侨民把故土视为精神家园，出于寻根、朝圣和探亲访友的原因，黎巴嫩侨民成为黎巴嫩旅游的重要客源。此外，黎巴嫩侨民和外国人通婚也促进了外国人来黎巴嫩参观旅游。在2014年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起的“黎巴嫩侨民活力”倡议下，旅游是重点推进的领域。自2009年以来，黎巴嫩政府发布的旅游人数比此前增长60%。2011年阿拉伯剧变以来，叙利亚危机和难民的涌入并没有影响黎巴嫩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数从2014年的135万人增长至2017年的185万人，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其中绝大多数国际游客是定居在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侨民。2018年，黎巴嫩游客数量达190万人，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直接贡献为3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7%。2022年，黎巴嫩旅游部长瓦利德·纳赛尔（Walid Nassar）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侨民发出了特别的邀请：“如果你想念黎巴嫩，今年夏天就去看看”。黎巴嫩政府对侨民旅游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侨民旅游对于黎巴嫩经济的重要性。

综上，侨汇作为侨民与祖籍国经济联系最主要的方式，构成了黎巴嫩经济的主要支柱，侨民债券、侨民旅游对黎巴嫩经济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正是由于侨民对黎巴嫩经济的重要影响，黎巴嫩政府把侨民视为黎巴嫩经济最后的生命线。2021年，黎巴嫩时任总统奥恩（Michel Aoun）在会见黎巴嫩—津巴布韦友好协会代表团时，强调侨民对缓解黎巴嫩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并呼吁侨民通过合作帮助政府重振经济，恢复黎巴嫩镑的价值。

持续不断地向海外移民构成了近代以来黎巴嫩历史的典型特点之一，而远离故土的黎巴嫩侨民始终在身份认同、经济联系方面与祖籍国保持着密切互动，进而使黎巴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打上了海外移民的烙印。

从历史演变来看，黎巴嫩移民的历史经历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1943年黎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两大历史阶段。从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来看，身份认同、经济联系构成了侨民与祖籍国保持联系并相互影响的主要方式。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演进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地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其形成既是侨民在住在国进行社会构建的结果，也与黎巴嫩重视和吸引侨民的政策举措密切相关。在近代，侨民对于促进黎巴嫩与海外的经济文化联系，推动黎巴嫩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进入当代后，黎巴嫩侨民通过为祖籍国提供侨汇等经济支持，为促进黎巴嫩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由于黎巴嫩国内宗派政治斗争严重和政府治理不善等消极因素的影响，黎巴嫩侨民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侨民对黎巴嫩的政治参与不断加强。参与国内选举是侨民介入黎巴嫩政治最重要的方式。2017年黎巴嫩通过了《侨民投票法》，给予黎巴嫩侨民选民登记和投票的权利，并在2018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予以实施。《侨民投票法》的通过是黎巴嫩侨民获得政治权利的重要标志。此后，黎巴嫩各政党日益重视对海外侨民选票的争夺。在黎巴嫩侨民首次参加投票的2018年议会选举中，在近8.3万海外登记的选民中有近4.7万人参加投票。在2022年的黎巴嫩议会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海外侨民比2018年增加了3倍。但是，由于黎巴嫩侨民深受国内教派政治痼疾的制约，其政治参与也具有教派政治的特点。因此，黎巴嫩侨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一个值得学界未来关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