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 王晴佳

16—17 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各个地区逐渐连成一片。历史的写作也受其影响。自那时开始，“世界史”(world history) 或者“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 在西方不断出现。19 世纪以后，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写作和历史教学，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全球观念。但是，就史学史的研究而言，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从比较的角度写成的全球史学史。已有的史学史著作，大都以地区为中心、以文明为单位，因此不免带有浓厚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的痕迹。[1]由于西方学术在近代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地位，几乎所有的史学史的著作，包括非西方学者的在内，又难免受到“西方中心论”( EuroCentrism) 的影响，以西方近代史学为楷模。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中， 中西对比、对照的模式至今仍然十分流行。[2]本文的写作，试图挑战这一思维模式，做一个全球比较史学的尝试。 

所谓全球比较史学，必须以各文明地区之间的交流为前提，所以，其时间上限大致定在18 世纪以降。在这以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已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史学传统，只不过各自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并不能体现全球史学的特征。[3]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史学传统到了近代以后就完全丧失了其影响力；相反，这些传统在全球史学的拓展过程中，仍然产生有持久的、潜在的影响。就全球史学的产生而言，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扩张相连。而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便是民族主义史学。在号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 世纪，西方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国别史。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 1795 —1886) ，其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国别史的写作为主。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非西方地区的史学家在改造传统史学的时候，也主要尝试写作民族史，但其目的往往是激发民族感情、抵御西方的侵略。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形式，至今在许多地区仍然方兴未艾。然而，近年来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本文的写作，首先将以东亚、中东和印度等地区的史学为例，探讨民族主义史学的各种表现形式，揭示全球史学近代化的多样性，也即史学的“多样现代性”(multiple - modernity in historiography) ；[4]其次，将借鉴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缺失，探测全球史学的未来走向。 

一、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和近代化 

如果从近代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几乎是其自然的产物。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邦开始，逐步蔓延到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等地。通过海外贸易，商人阶级或中产阶级逐渐致富，开始与王室联手，扩张其政治权益；而王室也利用这些商人的财富，压制贵族阶层，扩大权力，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这些新兴的国家又与教皇交手，争取宗教的独立以及政治的独立。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便是重要的例子。经济上的强盛和需要，政治、宗教上的独立和自主，使得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开始进行海外扩张。这些种种变革的结果，促成了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起源。为了建造民族国家，培养民族主义的感情势在必行，而从事长距离海外扩张，科学知识的扩展也十分必要。此一过程，都在历史写作上有所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便已有史家写作了《意大利史》，以后各国的史家都有所效仿，写作了类似的国别史。而海外扩张的成功，也使得17 世纪英国的史家首先尝试写作“普世史”和“世界史”，以后也为其他地区的史家所纷纷仿效。至于科学主义的兴盛，与科学革命自然有关，但又与宗教改革前后世俗主义的兴起不无联系。由于世俗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教会所坚持的宇宙观、世界观提出疑问；而科学革命的成功，更使得人们认识到，既然科学家能发现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研究人文世界的学者或许也能发现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规律。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宗教信仰的动摇，也使得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古代、中世纪史学中所记载的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奇迹，希求从确实的史实出发，重建真实的过去。自文艺复兴以降，人文主义的学者已经在版本考订、鉴别文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历史写作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开始产生重要的变化:一是以寻求发现历史规律为目的，如当时启蒙运动思想家，都相信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以之来勾勒历史的走向；二是强调史料的批评和考订，力求像科学家一样，将历史研究提升到科学的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科学史学，虽然推崇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经验性，但又带有明显的功用目的，其宗旨往往是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因此，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史学，重叠交叉，不可分离。这一现象，在兰克史学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兰克一方面反对他的德国同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并不像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有着固定的演化规律；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在历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于是，他的历史著作都围绕欧洲主要国家的兴起而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写作世界史，但并没能完成。以前人们注意兰克，通常只注意他史料考订的方法，将他视为“科学史学的鼻祖”。的确，兰克在柏林大学任教的时候， 模仿科学家做实验的方法， 采用“研究班”(seminar) 的形式，师生一起围着一堆文献史料，加以考查审订，鉴别真伪，讨论其历史价值。然而，这些科学研究的做法，并不能证明从事研究的人士就能摆脱政治、宗教意识的影响。事实上，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也同样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中立。他们的研究，在筹措经费、发表成果等环节上，时常受到政治气候、社会氛围的左右。兰克的科学史学，显然与兰克本人的宗教观念和历史观息息相关。尽管他在《教皇史》的写作中，曾力求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纷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但这只是特例。他坚信民族国家兴起在近代历史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史学生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事实上，兰克史学的这些特点，如果结合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并不奇怪。兰克在天主教和新教的问题上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实际上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影响，而他注重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则又与那时整个的政治、社会氛围十分契合。的确，从17 世纪到20 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的兴亡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利，是世界历史的主线，直到经历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有人对之检讨反省。在兰克以前，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史家虽然也强调文献考订，但其研究、写作的政治功利性十分明显。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 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此后，欧洲兴起所谓“古学运动”(antiquarian movement) ，其目的是搜集各种材料，从文献到地下古物，以求重建过去。虽然这一古学运动貌似科学，以科学发现为其理想，但其实“古学家”(antiquarians) 在研究中都带有民族主义的目的，希望从古物的考订和鉴定中能展现自身民族的辉煌过去，以提升民族意识。[5]在兰克以后，特别是在他所培养的弟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兰克的不少弟子，后来都成为了“普鲁士学派”的成员。而普鲁士学派在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根据Georg Iggers 的观察，在整个19 世纪的德国，许多历史学家都没有远离政治。他们或者成为国会的议员，或者参与制定法律。但是，Iggers 强调“， 在1830 到1871 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见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历史学家的角色不加重视，我们就无法写出德国的历史和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他同时也指出，虽然不少参与政治的历史学家是自由主义者，但“普鲁士学派”的重要成员，大都在统一的问题上并不采用自由主义的主张[6]。这是因为，在德国统一以前，普鲁士和奥地利最为强盛，但两者的政治体制都不是民主制。所谓“普鲁士学派”，顾名思义，就是主张由普鲁士出面统一德语世界，而将奥地利排斥在外。为此目的，他们全面支持普鲁士君主，由此而牺牲1848 年革命以后所取得的民主自由的成果。他们像兰克一样，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对作为英法自由主义基石的个人主义嗤之以鼻，认为个人应服从于国家。于是，几乎所有“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在德国统一的前后，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支持者。德国科学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一例子，虽然有其独特性，但由于兰克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却又带上了某种普遍性，在一些非西方地区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二、民族主义与东亚近代史学 

从发展进程来看，民族主义史学与东亚史学的近代化，也像欧洲地区一样，几乎同步进行。这里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欧洲模式的影响，更因为民族主义传入东亚以后，迅速成为东亚先进知识分子用来抵御欧美强权侵略的理论武器，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如此一来，东亚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史学的兴起，也自然带上欧洲近代史学的一些缺陷。具体言之，欧洲民族主义史学中所见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东亚的近代史学中也显露无遗。这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表现最为明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也有清晰的表现。不过，东亚近代史学中的反自由主义倾向，并不能完全归诸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与东亚史学的传统也有不可忽视的关联，以下将作具体分析。 

在G. P. Gooch 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一书中，他将最后一章题为“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其中分析在19 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史学潮流，又称为“文化史”( Kulturgeschichte) ，以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视发现历史研究的规律为主要特征。这一新兴的史学思潮，以德国的朗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 ， 1856 —1915) 和英国的巴克尔(Henry Buckle ， 1821 —1862) 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著作，挑战了兰克史学所代表的“历史主义”的传统，期望将史家的注意力，从国家政府扩大到社会文明、文化心理。实际上，这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倾向，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国际潮流；美国的“新史学”流派，也可视为表现之一。[7]但是，这一史学新潮，或许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声势。到了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才成为了现代史学的主潮。[8] 

Play:none" data-type="jpeg" data-w="468" class="rich_pages wxw-p style="disPlay:none" data-type="jpeg" data-w="1080" class="rich_pages wxw-p style="disPlay:none" data-type="jpeg" data-w="400" class="rich_pages wxw-p style="disPlay:none" data-type="jpeg" data-w="1080" class="rich_pages wxw-img" />

四、挑战民族主义史学——印度的“下属学派” 

在非西方地区中，印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在18 世纪中期，印度就已经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所统治，并成为英国用来向中国和其他远东地区殖民的据点。譬如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其鸦片就多在印度种植。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成功，在于它利用印度多文化、多语言的特点，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一共只有几千人左右的雇员，但却能统治印度这片次大陆，靠的是当地人士的支持和协作。换言之，像传统中国人一样，印度人在欧洲人入侵以前，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民族—国家概念。他们并不认为所有生活、居住在印度的居民，应该结合成一个共同体，互相帮助、支持，以抵御外人的侵占。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大致要到甲午战后才形成高潮[28]。与中国相比，印度民族主义的形成要早得多。有趣的是，这与英国人的统治居然很有关系。举例来说，印度的历史著述不甚发达，其历史意识的表现主要通过长篇史诗。以后，伊斯兰文明进入印度，带来了伊斯兰史学的传统，但在英国人来到以前，并没有人以印度为单位来写作历史，也即并没有所谓“印度史”。最早的印度民族史，由英国著名史家詹姆斯?密尔(穆勒， James Stuart Mill ， 1773—1836 ) 和马考莱( ThomasMacaulay ，1800—1859) 完成。前者并没有到过印度，其写作靠的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收集的史料和英国政府的档案。 

密尔和马考莱写作印度历史，一方面自然是为了便利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论证英国、西方文明的优越，使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合理、合法化。自18 世纪以降，像密尔和马考莱那样对印度或者整个所谓“东方”感兴趣的西方人士尚有许多。因此，就有所谓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2entalism；Oriental Studies) 。这一东方学，包括范围广泛，从近东的土耳其到远东的中国、日本，都属于在内。但由于印度较早为西方人统治，因此对印度的兴趣形成也比较早。那些“东方学家”通过对印度人种、历史和语言(梵文) 的研究，发现早期印度文明与早期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性。譬如，北方印度人属于阿利安人种，与欧洲人同源，而阿利安人使用的梵文也与欧洲语言同一系统。同时，他们也看到印度文明在近代的停滞不前。于是，东方学家就认为，如果研究古代印度，有助于发现西方文明的早期、幼时的状况，这与那时人类学家研究原始部落、希求发现人类进化早期的情形是一样的。因此，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都反映了进化论的影响。由此缘故，“东方”与“西方”就成为对立的两极，前者代表人类历史初期的蒙昧、幼稚，而后者象征人类历史的进化、发达。这一观念的具体阐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表现十分典型，为人所熟知。

虽然西方的“东方学家”将印度视为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反面教材”，但如同上述，他们的著作毕竟是印度民族史写作的样板，此后的印度历史学家纷纷加以效仿，也从印度这一文明单位来写作、解释其历史的演变。换言之，民族史的写作都具有“寻根论”或“目的论”( teleology) 的特征。民族史家通常从现在的角度回顾、解释过去，也即以今律古，使历史写作符合当今的政治需要。这一特征，在近代西方和西方之外的历史研究中都有清楚的表现，几乎无一例外。当然，与西方“东方学家”相比，印度民族史家普拉萨德( Shiva Prasad ， 1823 —1895) 、拉柴杜利(H. C. Raychaudhuri ， 1892—1957) 等人写作印度民族史，目的是非常不同的。他们为的是提高民族自信、弘扬民族文化，争取与西方文化同等的地位。因此，印度以及其他非西方地区的民族史研究，存在一种吊诡或悖论(paradoxical) 的现象。这些民族史学一方面在观念、目的和形式上都仿照了西方民族史学的模式，但另一方面，却又想突出自身民族的特点和特长，以求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中求得一个生存的位置。这后一种做法，虽然可以视为对西方文化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一种挑战，但又在实际上有助于突出西方文明的优越，增强其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地位(有关这一点，以下会作详解) 。 

在印度民族史学的发展中，这一吊诡(悖论) 现象的表现十分明显。普拉萨德等人的印度史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将印度分为三个时期——古代印度、穆斯林印度和近代印度，与西方史学的古典、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如出一辙。而且，他们也跟随西方东方学家的说法，强调古代印度人为阿利安人，以证明印度人在人种上的优异。在这一点上，清末的章太炎(1869 —1936) 等人曾一度主张中国“人种西源说”，也有可比之处[29]。不过，印度民族史家又不甘承认印度在近代的落后，特别是不想承认近代印度落后，又有其文化上的原因。他们指出，在古代印度有一个古普塔帝国( Gupta Empire ， 320—540) ，其文化十分优越、先进，远胜于同期的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印度文明注重精神文明的开发，轻视对物质文明的研究。近代印度虽然看起来落后，但其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都有丰富的积累和传统。因此，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只是侧重点不同， 而在价值上具有同等的地位[30]。这一观点，也为中国的梁漱溟(1893—1988) 等人所赞同和吸收，成为东方人在精神上抗衡西方的武器之一。民国初年，印度学者泰戈尔(Rabī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访华，受到梁启超、徐志摩(1896 —1931) 等中国人的热忱欢迎，正好说明了这一现象。 

由此看来，虽然亚洲的知识阶层不满西方人、也即西方的东方学家轻视亚洲文明的做法，但他们反驳西方的办法却又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他们都接受了西方的东方学家将东、西方相互对立和对照的做法。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西方人由此来蔑视东方的文明，而东方人则想在证明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基础上，整理、收拾旧山河，以求发现新生命。前面提到的胡适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将此目的做了最明确的表述。但问题在于，如果承认甚至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对立与不同，其实也就是默认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先进，因而有助于巩固西方文明在近代历史上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地位。譬如，如果我们说东方人注重精神文明的培育，而西方人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那么，在近代世界，显然物质文明的推进更为重要，于是，也就等于承认西方文明在近代历史上的领导地位。1922 年，那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1895 —1990) ，就写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一个说明》的论文。冯的观点正反映了这样的心态——虽然中国和其他东方文明在以前有其长处，但近代则是科学当道的时代，因此西方文明就显现出优越之处[31]。 

对于这种崇拜科学的心态、即科学主义的批判反省，正是当代印度学者对民族主义史学和西方学术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进行挑战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印裔美国学者Gyan Prakash ，曾在1994 年12 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上介绍由各地印度学者组成的“下属学派”( The SubalternSchool) [32]。他本人也出版了《另一种理性》( A notherReason) 一书，对科学在西方文化走向、征服全球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深入的探讨。Prakash 指出，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民族主义的兴起必须以重振传统为号召，也即要在选择吸收古典的文籍、发现科学传统的基础上，提炼出民族的遗产”，科学因此是理性和进步的象征。印度要成为一个民族，那就必须树立科学的权威，将印度的一切，包括领土、居民和文化，都加以全面的科学整理。于是，科学不但代表了文化，也代表了权力。更有甚者，科学主义的普及，为建造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47 年印度的独立，正是在科学名义下完成的[33]。Prakash 对印度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也可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与特征。前述胡适等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工作，就是最明显的表现，此不再赘。 

Prakash 对科学主义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科学主义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了起来。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自然反映了侵略的一面，但参与这一征服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确实认为他们有责任将科学的发现、科学的知识传授给非西方的地区。同样，非西方地区的人士虽然痛恨西方的入侵，但却又对西方人传授的科学知识表示出一种向往和感激。Prakash 和其他印度“下属学派”的学者，对于这种对西方既爱又恨的“心理分裂”(ambivalence) 现象作了许多研究。他们的目的是想说明，虽然西方人将科学知识传播给了其他地区，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世界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易言之，他们像福柯一样，将知识视为“权力”，也即西方权力走向全球的助手[34]。事实上，中国学者也一直在思索帝国主义在开发近代中国经济(譬如上海的发展) 的“既好又坏”的两重性。2003 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 在其新著《英语课》( EnglishLessons) 中，又探讨了西方人在输出“文明”的两重性，即一方面用武力血腥开路，另一方面又采用文化教育的手段巩固其统治。 

对于“下属学派”的学者而言，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挑战，主要是针对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他们为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与西方学术界内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讨论，相互结合、声援，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和科学主义史学形成有力的攻击。譬如，Ashis Nandy 的不少论著，主要就是挑战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历史性。Nandy 本人并非历史学出身，以前曾做过精神分析师、研究过社会学。他从印度独立之后的现状出发，认为如果不检讨民族—国家的弊病，就无法真正清算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因为印度虽然独立了，但新的政府在统治形式上与英国人并无二致。他们用国家的名义，镇压反对派，压制不同意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推崇民族主义，高唱民族利益至上，政府便能有效地漠视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35]。 

Nandy 对民族—国家的批评，注意到了其历史性，也即民族主义史学在西方形成以及向全球的推广，因此他也探究了民族主义史学本身的问题。在这方面，与他有同样兴趣的人很多，如Partha Chatterjee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民族主义史学在非西方地区的形成及其影响作过深入的分析。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观察到民族主义史学一旦流传到非西方地区，便自然形成了与西方模式不同的特点。换言之，虽然东方人按照西方的模式写作历史，但其目的则往往是为了挑战西方东方学家的观点与解释。其二是指出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认为过分强调民族，则无视了一个国家内部本身的多样性和多质性，以致以偏概全[36]。Chatterjee 的这些贡献，启发了不少重要的著作。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在1995 年出版了《从国族中拯救史学》( Rescuing History f romthe Nation) 一书，不但在汉学界，而且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杜赞奇从检讨西方近代史学入手，指出西方学界的历史主义，用一线进化的观点考察历史，又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致无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双叉性”(bifurcation) 。换言之，历史的行进，可能有许多走向，但如果用进化的观点着眼，则容易落入“寻根论”的窠臼，不能展现历史运动的多面性。杜赞奇用中国近代历史举例，指出近代中国人在追求“富强”的时候，并不自始至终就想建立民族—国家，而是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从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到顾颉刚、傅斯年等学术中人，都是如此[37]。 

除了杜赞奇以中国历史为例、Chatterjee 和Nandy 用印度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挑战西方民族主义史学以外， 另一位“下属学派”的学者Dipesh Chakrabarty 的著作《欧洲的局限性》( Provincializ ing Europe) 则更为直接地向自近代以来学者喜欢用欧洲历史为模式观察、写作历史的做法提出质疑。如他的书名所示，他的观点就是，欧洲历史只是一种特例，而不是常例，不能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突出、崇拜欧洲文化的普遍性，并以此作为准绳来衡量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38]。这一观点，正是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批评的主要矛头所在。这两种思潮的挑战对象，就是启蒙运动建立的普遍理性概念。对这些理论家而言，这一普遍理性，无非是欧洲历史和文化的延伸，显示西方人用自己的规范强加于非西方文化的企图，因此是一种学术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体现。 

为什么“下属学派”的印度学者会对民族—国家这一重要的民族史模式采取如此批评的态度呢? 这主要是因为，就印度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等西方概念，并不完全能解释和概括印度历史及现状的多元状况。印度被视作一个“国家”，本来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而民族国家的产生，本来是欧洲历史的现象。欧洲虽然面积与中国、印度相仿，但很久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因此，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建立，是一个近乎自然的结果。但在西方人向外殖民的时候，则用这种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区分非西方的地区，将印度这么一个与欧洲面积相仿的地区，视为一个浑然整体，于是，就忽视了其中的内在矛盾和多样性。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这种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又成为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非西方人士抵御西方侵略的有利武器，由此而流行于全世界，甚至直至今天。但自20 世纪中叶以来，民族—国家在非西方地区纷纷建立，西方殖民主义逐渐走向终结，世界便进入了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下属学派”的学者因而观察到民族—国家所带来的许多问题:首先是这一形式延伸了西方的文化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其次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建立的政府并不能处理好国家内部的许多矛盾，如阶级冲突、宗教纷争、性别歧视等等。因此，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下属学派”的质疑，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下属学派”的工作也并不完全局限于此。笔者此处的讨论，只是想以此为例，揭示民族主义史学的缺失。但如何在检讨民族主义史学的同时，或者超越、克服其弱点；或者干脆另辟蹊径，寻找新的路径，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历史学家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虑，将直接影响全球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