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非常喜欢吃烤肉。有一次,御厨给他上了一盘精心烤制的肉,晋文公正打算大快朵颐,却发现烤肉上竟然缠着一根长头发。晋文公的食欲立刻被破坏殆尽,龙颜大怒,命人将御厨五花大绑,要治他大不敬之罪。
御厨并没有哭天抢地地为自己喊冤,而是跪下来,很镇静地说:“大王的确应该治我的罪,因为我有三大罪状。”
“哪三大罪状?”这话倒说得晋文公一愣。
“第一条,”御厨不紧不慢地说,“我在磨刀石上将刀磨得锋利无比,能切动坚硬的肉,却切不断一根头发,这是我的罪过;其二,我把切下来的肉块一个个穿到竹签上,但这么长的一根头发竟然没有看见,这也是我的罪过;我的第三条罪状便是我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把肉烤得香喷喷,但是却连一根头发都烤不断。这三条罪状足以让大王治我的罪!”最后,御厨总结说:“正是因为我的这三个疏忽,所以竟然让头发跑到了烤肉之上,令大王受到了侮辱,所以我犯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御厨的话刚说完,晋文公便意识到了什么。他命人严查此事,最后终于找到了陷害御厨的真凶:原来晋文公喜欢吃烤肉,而这个御厨烤肉的手艺非常好,因此很受晋文公的宠爱。有一个厨子因此非常嫉恨这个御厨,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陷害他。这个厨子被叫到晋文公面前时吓得手脚直抖,立刻承认了自己的罪状。
晋文公嘉奖御厨,与其说是对他手艺的嘉许,不如说是对他冷静机智的赞扬。的确,假如御厨一听大王要治他的罪就慌了手脚、大喊冤枉,盛怒之下的晋文公或许不但不会听他的辩解,甚至可能认为他是狡辩而更加盛怒。御厨的冷静机智救了他自己的性命,而他在危急关头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更令人钦佩。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初春,法国著名诗人让·彼浩勒走过繁华的巴黎街头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正站在寒风中乞讨。老人双目失明,不知哪位好心人为他写了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什么都看不见。”然而这块纸牌子好像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大多数人从老人身边匆匆走过,只是匆匆一瞥,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往老人的碗里扔硬币。
让·彼浩勒同情地和老人交谈起来,老人愁苦地说:“我已经在这街头站了整整两天了,但几乎什么都没乞讨到。如果今天还是分文未收的话,我还得饿肚子,就不得不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
老人的悲惨遭遇令让·彼浩勒动容,他决定帮帮这位老人。他看了看那块纸牌子,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拿出笔,在纸牌子上写了几个字,然后离开了。
一天即将结束,让·彼浩勒再一次回到这个街头,他发现老人的碗里堆满了硬币和纸币,甚至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当让·彼浩勒问起老人这一天收获如何时,老人欣喜地回答:“不知为什么,施舍我的人们突然多了很多,他们都很慷慨,不仅给我钱,还给我食物和衣服。”
让·彼浩勒欣慰地笑了。他看看那块纸牌子,他只不过在上面加了几个字:“春天来了,而我什么都看不见。”
春天,一个多么美丽的季节,到处鸟语花香、生气勃勃,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然而这一切却与这位老人无缘。于是诗人用他诗一般的语言,只增加了几个字,却形象地描绘出了老人可怜的处境,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这就是语言的魅力。
话不在多,达意最灵,能引起人们心灵共鸣的言谈是最成功的说话方式。长篇大论、拖泥带水的说话方式,不但会让自己说得口干舌燥,听的人也会厌烦倦怠。时间就是生命,即便做不到惜字如金,也绝不能唠唠叨叨、啰啰唆唆,杂七杂八讲上一大箩筐,听的人还不明白你究竟要讲什么。当然,说话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表达自身的观点,更要让对方认同你的观点。因此,言简意赅还要建立在能让对方明白的基础上,假如判断对方的理解力还有一定差距,也不妨多用一点时间和篇幅稍作解释,依据对方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地展现重点和目标。但无论如何,含混不清、啰里啰唆都是令人生厌的,讲话必须逻辑分明、条理清晰,才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