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現高達 12 公分，口徑 26.2 公分，這樣的尺寸比起一般常見的鼈口式建盞高約 7 公分，口徑約 12 公分，算是巨大型的建窯敞口碗。

雖然北宋墓出土建窯的例子不多，不過同屬斗笠式造型但口徑約在 12 至 13 公分即一般尺寸的建盞，曾見於江西省婺源縣北宋靖康二年(1127)張氏合葬墓(圖 2)， 以及陝西藍田推定是北宋元佑八年(1093)卒的呂大臨墓，1 看來上述敞口大碗的相對年代可能是在十二世紀北宋後期或南宋前期。

該建窯敞口大碗的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的來歷。依據原典藏單位的入藏記錄，可知該碗是1927年大維德爵士(SirPercivalDavid,1892-1964)購自 1924 年清宮提供鹽業銀行質押品當中的一件，所以其原是清宮藏的古物。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碗碗底鐫刻有字銘，而典藏單位的專家業已指出碗底幾個字銘是分別鐫刻於燒造前和燒造後，亦即在入窯燒造前陰刻「宝」字，出窯後另加刻「坤寧殿」及「和適」字銘(圖 1b、c、d)，進而提示坤寧殿為皇后寢宮，位於紫禁城北端乾清宮後方， 建於明代早期，嘉靖三十六年(1557)燒毀， 重建於萬曆五年(1577)，今名坤寧宮。3 

不過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坤寧宮位於紫禁城交泰殿北，始建於永樂十八年(1420)，正德九年(1514)、萬曆二十四年(1596)兩次罹火， 萬曆二十六年(1598)重修，三十三年(1605) 修畢，清沿明制於順治二年(1645)重修，迄順治十二年(1655)倣盛京瀋陽清宮再次重修。所以今坤寧宮基本上雖沿襲明代的建築， 但室內格局已揉入一部分的滿族風格。4

從已公布的圖檔看來，本文贊成碗底由典藏辨識出的所謂「宝」字乃是燒造前以銳利工具陰刻而成的說法。另一方面，公私藏品當中也可見到不少同樣是在燒造前於碗底陰刻字銘的建窯碗，其中也包括了數例陰刻繁體「寶」字者 (圖 3、4)，目前未見刻簡體「宝」字之例，這讓筆者有些心虛，暗忖字體碩大幾乎佔滿整個足底的「宝」字，是否確是「寶」的簡體，抑或是作坊的符號花押?

從字體看來，出窯後加刻的「坤寧殿」及「和適」有可能是同一時段鐫刻的字銘。不過，相對於入窯前陰刻的字銘或符號的鐫刻年代應在十二世紀的北宋後期至南宋前期，燒成後加刻的「坤寧殿」銘則非宋人所為。

這是因為目前所見為數極多之採集自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的燒成後由宋人加工的字銘，似無例外地均使用砣具來刻字，也因此筆劃僵硬，以直行為主，缺少圓弧形彎勢和筆鋒，由於砣具轉動時的落點和收點也造成字的筆劃呈中間粗而深，兩頭尖而淺，5。

1980 年代杭州市區中河南段工地所採集到的南宋龍泉窯青瓷碗碗底所見「坤」字 (圖 5)，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北宋定窯白瓷折沿盤盤底的「壽成殿」銘(圖 6)，兩者雖有粗精之別，但均是由砣具所刻成。

後者「壽成殿」銘近人一說是指南宋孝宗壽成皇后謝氏居所，位於德壽宮內，6 但元人王逢《梧溪集》已經提到一件「汝甆觶」，則是裁切改裝自原置於高皇壽成殿業已破損的汝窯花瓶，而王逢之所以認定該瓶觶是由高皇壽成殿花瓶改裝而成，乃是因「御書遺刻尚在」，也就是依據瓶上刻有壽成殿字銘一事而確認的。

「坤寧」銘宋代青瓷碟及其他

在乾隆皇帝御製的四萬多首詩文當中，包括了近兩百首的詠瓷詩，後者往往又鐫刻於相應的陶瓷上，清宮傳世鐫刻有乾隆御製詩文的陶瓷數量不少，僅國立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九十餘件，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原大維德基金會也分別擁有二十多件。

儘管百餘件鐫刻乾隆御製詩陶瓷的字體有隸、楷之分，但均是用利刃鑿刻而成，字體端正，一絲不苟，此既和宋代以砣具的刻字明顯不同，也和前引原大維德基金會藏建窯敞口大碗碗底的「坤寧殿」、「和適」相對隨意的字體有異，看來建盞大碗「坤寧殿」 等刻銘的加工年代應該是在清代之前，宋代之 後。考慮到紫禁城坤寧殿落成於永樂十八年， 所以本文也不排除其是坤寧殿落成不久所鐫刻用以識別的殿中用物。

其實，乾隆皇帝已曾針對清宮藏宋瓷所鐫刻「坤寧」字銘提出疑問，此見於乾隆五十四年 (1789)〈詠官窯碟子二器〉詩中的自注。該詠瓷詩先是提及歷史上著名的哥窯和弟窯青瓷， 乾隆心有戚戚焉地陳述釉帶開片雖屬微有瑕疵、釉調不純的薜暴，但仍被前人品評為「甲」等，此正和他自身重古薄今的賞鑑觀一致。而對於其中一件鐫刻「坤寧」的意涵則以詩注的方式說:「一碟底鐫坤寧二字，又鐫甲字，按今坤寧宮沿明之舊，而陶宗儀輟耕錄記宋宮廷已有坤寧殿之名，此器中坤寧二字，不知鐫於何時矣」(《御製詩五集》)。乾隆皇帝的疑問很巧的正是本文嘗試解明的課題。

雖然乾隆皇帝並未提及該青瓷碟「坤寧」銘記的加工技法， 然而我們很幸運的在杭州老虎洞這處被視為是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得見幾件帶「坤寧殿□」 銘的墊餅，墊餅直徑約 3.7 至 4 公分，其中一面有因圈足墊燒所留下的一周凹痕，餅面中部有模印陽文反體「坤寧殿」(圖 7)，據此可知南宋官窯青瓷碗有的在燒造前於圈足內陰刻「坤寧殿」銘，並以墊餅墊襯置入匣缽後入窯燒 造，也因此墊餅留下陽紋反體字銘。

報告人唐俊傑認為「坤寧殿」指的是寧宗恭淑皇后韓氏所居殿名，其存在時間約在淳熙十二年(1185) 至慶元六年(1200)。7 從南宋吳自牧《夢梁錄》載「皇太后殿名曰坤寧，皇后殿名和寧」(卷八，〈大內〉);《宋會要輯稿》載「福寧殿後坤寧殿，皇后所居」(方域一)，可知皇太后和皇后都曾以坤寧殿為居所，而北宋徽宗元配顯恭皇后王氏(1084-1108)既崩於東京大內福寧殿後的坤寧殿 (《宋會要輯稿》，方域三)，南宋寧宗恭淑韓皇后亦崩於杭州坤寧殿(《宋會要輯稿》，后妃一)，後繼的楊皇后也曾入坤寧殿，因此坤寧殿銘官窯青瓷製品既可能與特定的皇后有關，但也可能是提供入居該殿不同皇后使用的常態用器，而目前還缺乏足夠的標本得以細緻的編年，進而解決上述疑難。

另外，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範圍及周邊地區，曾多次採集到可能與坤寧殿相關的 陶瓷標本，這包括中河南段萬松嶺採集的外底刻「坤」字的南宋官窯青瓷(圖 8)和龍泉窯青瓷(見圖 5)，以及杭州市區採集的金代定窯白瓷碗底殘片(圖 9)，字銘均是燒成後以砣具刻成。另外，亦見燒造前陰刻「□寧殿」的南宋官窯青瓷碗底殘片(圖 10)，報告者認為上述「坤」和「□寧殿」指的都是皇后所居的坤寧殿。8 此一推測不無可能，然而我們不應或忘宋代大內亦有「福寧殿」(《輟耕錄》卷十八〈記宋宮殿〉) 或「慈寧殿」(《夢梁錄》卷十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八等)。

日本桃山時期茶會記所見「坤寧殿」碗

日本天正十六年(1588)，以千利休 (1522-1591)衣缽傳人自居的山上宗二(1544 - 1590)撰成俗稱的《山上宗二記》，將利休時代以來著名茶道具的所在做了集成，是日本茶道史上的古典名著。其中列舉堺地方茶湯愛好者滿田常安擁有一件「コンネン(坤寧)殿茶碗」，並注記「青磁ノ物也，楊貴妃ノウカイ茶碗ト云說在リ」，貼心地向讀者敘明該坤寧殿茶碗屬青瓷碗，傳說是楊貴妃的漱茶碗。

《山上宗二記》有多種抄本，目前學界通用的版本是收入《茶道古典全集》的校勘本(第 6 卷，淡交社，1956)，校勘本另附桑田忠親的註解，註解中特別說明文中所提使用坤寧殿漱茶碗的楊貴妃指的是唐玄宗(685-762)的愛妃。晚唐白居易(772-846)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806) 所描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情節，是許多日本人熟知的故事，對於傾國佳人楊貴妃更是寄予同情， 因此玄宗貴妃漱茶碗的說法自然頗獲共鳴，筆者的前輩兼友人，才華出眾的吉良文男在他的《茶碗と日本人》一書中也採取了這個看法。9 《 山上宗二記》提及的坤寧殿茶碗也見於記錄著日本現存年代最早的茶會記《松屋會記》中的松屋久政茶會記。

茶會記是記錄茶會地點、日期、與會者、抹茶種類及所使用道具的記事錄，可分為受邀參與別人茶會的他會記，和記錄自身所舉辦茶會的自會記。就在天文十一年(1542)，久政和少清、又五郎等三人赴堺地滿田盛秀(號常庵)處參加茶會(他會記)，拜觀了置於四方盤上的茶入和玉澗瀟湘八景中的《漁村夕照》畫作，以及「坤寧殿茶碗，刻六ツアリ，青地也，楊貴妃ウカイ茶碗と云」(《茶 道古典全集》，第 9 卷，淡交社，1956)，松屋久政親眼見到坤寧殿茶碗是青瓷，而傳說原是楊貴妃漱茶碗之事也與《山上宗二記》所載相同，但久政另敏銳地觀察到該碗「刻六ツアリ」，也就是碗口刻六花屬俗稱的六花式口碗。

久政的上述提示極為珍貴，因為在中國陶瓷的裝飾史上，六花式口碗盤始見於十世紀末北宋早期， 十一世紀漸趨常見，流行於十二至十三世紀北宋後期至南宋時期。10 因此，見於《山上宗二記》或《久政茶會記》的坤寧殿銘六花式口青瓷碗的年代就不會早過十世紀，更不可能與八世紀中期安史之亂期間被玄宗賜死於馬嵬坡的楊貴妃有涉。不僅如此，由於明代陶瓷碗一般不見六花裝飾，因此十六世紀久政在茶會所目睹的坤寧殿銘六花口青瓷碗應該是明代之前的古物。

宋代燒造六花式口碗的瓷窯不止一處， 但若就可供內廷使用的高檔青瓷窯而言，除了宋官窯之外，恐非龍泉青瓷莫屬。就如前引乾隆皇帝所吟詠帶「坤寧」銘文的哥窯或龍泉弟窯即見不少口切六花的碗盤製品，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馬蝗絆」銘南宋龍泉窯青瓷六花口碗則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圖 11) 如前所述，浙江省杭州曾多次出土底刻「坤」或「□寧殿」銘的宋代瓷窯標本(見圖 5、7 ～ 9)，乾隆皇帝《詠官窯碟子二器》的題名也直接表明他所吟詠的「坤寧」銘碟屬宋代官窯範疇，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和元代陶宗儀《輟耕錄》 既提及大內的坤寧殿，《宋會要輯稿》也明確記載了坤寧殿為皇后居所。

但我們更應留意，南宋時期能書作畫的寧宗楊后(1162-1233)，即恭聖仁烈皇后也曾居住坤寧殿。《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載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慶元元年(1195)封平樂夫人，三年(1197)封婕妤，五年(1199)進婉儀，六年(1200)進貴妃，由於「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故當恭淑(韓) 皇后崩，旋即被寧宗立為皇后;紹定五年(1232)崩於慈明殿，諡恭聖仁烈(卷 二百四十三〈后妃列傳〉下)。

2001年杭州市上城區發掘南宋臨安城中一處高級住宅遺址也被推定是恭聖仁烈皇后宅和七官宅宅院建築的一部分(《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2008)。

這位楊皇后，也就是藝術史上大名鼎鼎的楊妹子既為寧宗御題代筆，而她在自己的畫作中，則見「坤」卦、「坤」字、「坤寧之殿」、「丙子坤寧」用印;11 體弱又膽怯的寧宗似乎很倚賴她，在金人示意之下仗殺權相韓侂胄(1152-1207) 也是由她作主。

寧宗在嘉定九年(1216) 所書七絕，下聯「綵衣歲歲隨天仗，親舉坤寧上壽儀」(圖 12)，就是為她生辰所做的賀辭，並且御題「為坤寧生辰書」，以坤寧稱呼她。

現存楊皇后書法真蹟當中有題馬麟〈層疊冰綃圖〉，上鈐朱文「丙子(1226)坤寧寶」(圖 13)，題宋人〈松鶴圖〉 46 小方幅詩，鈐「坤寧殿書」。12 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山上宗二記》所載使用坤寧殿銘碗的楊貴妃應該就是南宋寧宗恭聖仁烈楊皇后，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她的盛裝坐像。(圖 14) 雖然筆者實在好奇，在山上宗二時代的日本茶道界，到底是經由何種途徑得以知曉該坤寧殿銘碗即楊貴妃的漱茶碗? 

總之，楊后於慶元六年進貴妃，同年恭淑皇后崩，楊被立為后，入坤寧殿，據此或可想像《山上宗二記》之坤寧殿銘碗的刻銘可能是在慶元六年之後。 與此相關的是，滿岡忠成曾經提及《山 上宗二記》的該青瓷碗，足底乃是刻著「坤寧殿甲戌年」，13。 

1970 年代由井口海仙等監修《原色茶道大辭典》(淡交社，1975)「坤寧殿茶碗」條也有同樣的記載，其依據是來自《花夷名貨貴賤所持記錄》中的堺滿田淨安所持條目。 該所持記錄現藏長崎縣肥前島原松平文庫，為元祿二年(1689)寫本，其距天正十六年《山上宗二記》已逾百年， 所以是否可做為可靠的史料來使用? 很有保留的餘地。

或可附帶一提的是， 寫本在「坤寧殿甲戌年」下方另註 記「イトソコニ有」(圖 15)，14 也就是有著「系底」。換言之，該碗拉坯成形後是採用線切割的方式自轆轤移出，可知是屬無足的平底碗，底面留下線切割同心圓痕跡。這樣的碗式相當罕見，設若以宋瓷為例，則廣東陽江「南海一號」沉船可見南宋龍泉窯青瓷蓮瓣紋平底碗(圖 16)，但斂口無六花飾，底亦無線切割痕。

另外，帚庵在他著名的《大正名器鑑》中提到，三代將軍德川家光長女千代姬，嫁入尾州家時做為初音棚中附件的一件南宋江西吉州窯玳瑁斑碗(圖17)，其內外箱均墨書「御 鵜飼茶碗」，也就是漱口用的茶碗，進而連想到此或與大名物內別帖所載唐代楊貴妃坤寧殿漱茶碗為同類(第六編，頁八十五「玳玭盞」)，帚庵的這個推測應該算是他的茶後餘談吧!

附帶一提，漱茶碗是常見於室町時代寺社日記的容器，但用於茶會的僅見於前述帶六花口的坤寧殿茶碗(竹內順一，〈紹鷗時代の茶碗〉，收入戶田勝久先生喜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武野紹鷗:わひ?の創造》〔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09 〕，頁 464)。

如前所述，杭州曾採集到釉面光澤滋潤呈粉青色的「坤」款龍泉碗殘片(見圖 5)，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馬蝗絆」六花口碗，釉色精純呈梅子青色(見圖 11)，從目前的紀年資料看 來，浙江省松陽縣南宋慶元元年程大雅墓出土的龍泉窯青瓷梅瓶，葱青厚釉近於梅子青色，15 但成熟的梅子青釉則見於同省慶元會溪南宋嘉泰三年(1203)胡紘墓及其妻開禧元年(1205) 吳氏墓(M2)出土品。16 

換言之，「馬蝗絆」般龍泉窯梅子青釉約出現於十二世紀末而精鍊完成於十三世紀初期。如果說，日本茶會記中出現的底刻「坤寧殿」的六花式口青瓷碗可以經由「馬蝗絆」銘碗而遙想其可能的造型，那麼「甲戌年」刻銘則又意味著「坤寧殿」銘茶碗有著「馬蝗絆」銘碗般的精純梅子青釉。

餘談

以上約略介紹了傳世實物、遺址採集標本，以及只見文字記載實物不存的底刻「坤寧殿」、 「坤寧」或「坤」字的宋瓷碗碟。其中，原大維德基金會藏清宮傳世宋代建窯大碗的「坤寧殿」銘，是燒成後以利刃加刻，加工的年代在宋代以後，不排除是明初營建坤寧殿之後不久的刻銘。

《山上宗二記》「坤寧殿」銘宋代六花口青瓷碗無實物傳世，但從周邊情境資料看來， 有可能和寧宗楊后即楊妹子有關，果若如此， 則字銘應是燒成後以砣具刻成。為了補強楊后「坤寧殿」銘碗可以流通攜入日本的推測，以下擬談談日本區域獲得宋代官用陶瓷的可能管道，兼及日本人對於宋代官窯的理解或想像。

首先，日本入宋僧人成尋在北宋熙寧五年 (1072)謁見神宗特使，當他被問到日本國所需要的物品時，隨即不加思索地回說「本國要用漢地香、藥、茶垸、錦、蘇芳等也」(《參天台五台山記》，延久四年十月十五日條)。17 

當中所謂「茶垸」，是當時的日本對中國陶瓷的泛稱，所以這是日本僧人自宋國攜回包括宮廷用瓷在內高檔陶瓷的可能案例之一。迄室町時代(1392)，《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載錄，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曾頒賜給日本國王源道義即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黃銅鍍金廂口足建盞十一箇」，18 

也就是十件口沿和底足鑲裝鍍金邊釦的建盞黑釉茶碗，而六代將軍足利義教 (1393-1441)也趁永享九年(1437)後花園天皇行幸時，在會所陳列展示了「建盞」和「油滴」。 

室町將軍除了收受中國皇帝所頒賜的禮物，有時也會以「奏討」的方式具體要求中國皇帝賞賜所需物資，如景泰五年(1454)八代將軍足利義政(1436-1490)國書，向景帝奏討且獲准的「黃銅花龜燭台」。19 

室町時代《君台觀左右帳記》即圖繪了同一形制的鶴足踏在龜背上的象生燭台。記載將軍家藏中國畫作及書院裝飾和茶道具的《君台觀左右帳記》，是 了解將軍家中國文物鑑賞品評的重要史料，其有多種抄寫本，但以文明八年(1476)能阿彌筆(《群書類叢》本)和永正八年(1511)相 阿彌本(東北大學本)最為通行，而以後者為善本。

兩寫本在其〈土物類〉均列舉了「曜變」或「油滴」等建窯黑釉茶盞的等級和價格，但相阿彌本在〈茶垸物之事〉提到施罩青釉的「青磁」茶碗，以及「琯瑤」，原文註記「琯瑤」的特徵是釉帶開片，而能阿彌本則說琯瑤是胎色紫，釉呈淡紫色調，帶開片。

由於此一外觀特徵和往往呈紫口鐵足的南宋官窯青瓷大致相近，因此長久以來一般都同意日本文獻中的「琯瑤」即「官窯」，指的是和宋代官窯相近的製品(今泉雄作，〈君臺觀左右帳記考證〉，《國華》，46 期， 1893)。

筆者無意深究足利將軍家藏琯瑤碗是否確屬宋代官窯真品，抑或只是周邊窯場的倣官器?本文的目的是在於揭示日本區域對於包括官窯在內宋代官用陶瓷的認識程度。從今天的知識看來，當時日本區域對宋代官窯的理解只能說是一知半解，但難能可貴的是還能客觀地描述製品的外觀特徵。

  文末，附帶一提前引大維德基金會藏舊建窯黑釉大碗(見圖1)的可能用途。該碗碗體碩大， 其 26.2 公分寬的口徑比起一般建盞足足大上兩倍有餘。建窯蘆花坪窯址曾出土口徑近 30 公分的 黑釉碗，私人藏家亦見此類建窯大碗。(圖 18) 

蔡京(1047-1126)〈皇帝幸鳴鑾堂記〉載宣和九年(1127)徽宗泛舟京龍江行幸蔡京別墅鳴鑾堂，「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20 青木正兒認為這大概是用大盞沏茶，而後分到小盞賜給左右。

另外，宋程大昌(1123-1195)《演繁錄》在談到東坡詩云「病貧賜茗浮銅葉」時， 寫道「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 耳，銅葉色黃褐色也。」(卷十一〈銅葉盞〉)。

這很容易讓人連想到河北省宣化遼天慶六年(1116)張世卿墓(M1) 後室西壁被稱為備茶圖的壁畫，方桌上擺著內置魚尾勺的白色直口大淺缽(圖 19)，或天慶七年(1117)張世古墓(M5)後室東南壁壁畫方桌上置於托、盞一側的白色直口深缽，其缽內亦置勺(《宣化遼墓》下，2001)，這類白色大型缽或即可以汲提缽內茶湯分裝到小茶盞的大湯?

名古屋德川美術館藏傳趙子昂(1254-1322) 〈琴棋書畫圖〉四幅對中的琴圖，主客人後方太湖石一旁，也有僕役以茶筅點擊白色的大缽(《徳川美術館の名宝》，1995)。從《演繁錄》的文句看來，色白的大湯乃是取代之前的建盞，因此雖說大維德基金會的大建盞呈窄足的斗笠形，但由於碗體碩大，故很有可能屬用以分茶的大湯一類的用器。

此一祖型來自玻璃器的斗笠式建盞的時代有的可上溯北宋期，如前引江西婺源縣北宋靖康二年張氏夫婦合葬墓(見圖 2)或陝西省藍田呂氏家族墓就出土了相近的建窯碗式。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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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 267，彩版 5-91。另外，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 術館小林仁先生也曾指出目前所見少數北宋墓出土建盞，多呈碗壁斜直外敞的斗笠式，此見:小林仁，〈天目— 中国黒釉の世界〉， 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天目— 中国黒釉の美》(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20)，頁 117-118。

2. 關於該碗原出清宮一事，參見:セソ?ン美術館等編，《中国陶磁の至宝 英国テ?イウ?ィット? ? コレクション展》(大阪:讀賣新聞大 阪本社，1998)，圖 8 的解說。另外，大維德爵士購自鹽業銀行計約 40 件清宮傳世古瓷，乃 1924 年清宮提供給銀行的抵押品一事， 參見:傅壹強，〈溥儀出宮前夕宮廷文物的抵押與流失〉，《黑龍江史志》，15 期(2013)，頁 41-42、44。

3. Margaret Medley,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and Allied Ware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0), 36-37.

4. 朱偰，《北京宮苑圖考》(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頁 167-168;池晗，〈坤寧宮的形制變革及其影響〉，《東南傳播》，2006 年 8 期，

   頁 75-76;朱家溍，《故宮退食錄》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407-408。

5. 胡雲法、金志偉，〈定窯白瓷銘文與南宋宮廷用瓷之我見〉，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

   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 286。

6. 胡雲法、金志偉，〈定窯白瓷銘文與南宋宮廷用瓷之我見〉，頁 290。

7. 唐俊傑，〈關於杭州老虎洞南宋窯址性質的探討〉，收入秦大樹、杜正賢主編，《南宋官窯與哥窯— 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頁 19。唐氏該文承蒙學棣張琨林的教示，謹誌謝意。

8. 金志偉、胡雲法，〈南宋官窯刻款器研究淺見〉，收入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編，《南宋官窯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210-211。

9. 吉良文男，《茶碗と日本人》(東京:飛鳥新社，2016)，頁 87。

10. 謝明良，〈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 從「原型」、「祖型」的角度〉，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7 期(2019)， 收入《陶瓷手記 4》(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頁 263。目前時代最早的六花式口陶瓷是河北省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靜 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定窯製品，由於同塔基也伴出了五花式口定窯盤，表明此一時段正是五花口過渡到六花口的轉型期。

11. 江兆申，〈楊妹子〉，收入同氏《雙谿讀畫隨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 10-38;李慧漱，〈南宋臨安圖脈與文化空間 解讀〉，《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 67。

12. 徐邦達，〈南宋帝后題畫書考辨〉，《文物》，1981 年 6 期，頁 56-57。徐氏誤植〈層疊冰綃圖〉上的朱印為「丙子坤寧宮翰墨」， 本文是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提供的圖檔和說明確認。

13. 滿岡忠成，《日本人と陶器》(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1945)，頁 211;〈坤寧殿茶碗〉，《日本美術工藝》，402 期(1972)， 頁 79。

14. 14.《 花夷名貨貴賤所持記錄》又收入藤田經世著，校刊美術史料續編刊行會編，《校刊美術史料續編》(東京:校刊美術史料續編刊會1985)。本文是依據學棣張琨林教示的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華夷名貨貴賤所持記録》網站，得以檢索全文，謹致謝意。《新日本古 典籍総合テ?ータヘ?ース》https://kotenseki.nijl.ac.jp/biblio/100343782/viewer/1(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21 日)。

15. 朱伯謙，《龍泉窯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圖 88;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圖 210。

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謝西營等)，〈浙江慶元會溪南宋胡紘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2015 年 7 期，頁 37-52。

17. 釋成尋著，白化文、李鼎霞校點，《參天台五臺山記》(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8)，頁 113;亀井明德，〈初期輸入陶磁器の

名称と実体〉，收入同氏，《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 100。

18. 收入湯谷稔編，《日明勘合貿易史料》(東京:圖書刊行會，1983)，頁 453。相關討論見:謝明良，〈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 瓷鑑賞與收藏〉，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 期(2004)，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 頁 335-338。

19. 田中健夫編，《善鄰國寶記 新訂善鄰國寶記》(東京:集英社，1995)，頁 232。

20. 青木正兒，〈末茶源流〉，原載《東光》，1947 年 8 月，收入同氏，《華國風味》(東京:岩波書店，1984)，頁 146-147。

番外篇 - 「坤寧宫」事变

坤寧宮事變又稱宋仁宗遇刺案，發生於慶曆八年(1048年)閏正月十八日夜間的坤寧宮附近一帶，有四名宮廷禁衛軍士兵叛變大舉殺人放火，一度危及仁宗安全，但被平定。然而此事疑似涉及後宮鬥爭，事後被輕放處理，宋仁宗本人也以息事寧人的態度將事件壓下，事件史料也不多，目前僅有史學家拼湊出的事件全貌。

慶曆八年事發當晚，宋仁宗在坤寧宮與曹皇后過夜，突然被驚慌人聲吵醒，發現外面火光閃動人聲吵雜，還有慘叫之聲。隨侍太監一度以宮中處罰宮女過度造成騷亂來搪塞，但被曹皇后制止並說出真相，宮內有人大舉殺戮放火情勢不明，宮廷衛隊不知為何不能發揮作用。當時，宋朝宮廷禁衛軍有五個指揮(軍事單位)，一指揮為六百人，應該至少有三千人以上。

仁宗恐是大規模叛亂，驚慌暫躲廳房中，屋外聽到有叛亂者逐間搜索逼近，曹皇后臨危不亂，指揮宮女和太監鎖死廳門設置障礙，並派人偷偷出去蒐集宮中常備水。當亂匪縱火一處便撲滅一處，避免火勢擴大同時想到若發生大火，必定眾人開始群集仁宗寢室優先救火，等於暴露仁宗位置。

當亂匪非常靠近時，曹皇后對在場宮女和太監發出重賞，若願意拚死一搏者加官晉爵，眾人遂拿起隨處物品殺出，突然發現所謂亂軍只是「四個酒醉的宮廷侍衛」，然而還是不少人死傷。此時，仁宗愛妃張美人趕到現場，以一介女流之身護駕，令仁宗大為感動。不久後，侍衛長王中正帶兵趕到，用箭射死三人一人逃脫，事後發現叛亂的四人是崇政殿侍衛顏秀、郭逵、孫利、王勝。三人死亡只有王勝逃脫。

天亮後，仁宗下令全面搜查，但務必留活口。搜查三日後，入內副都知宦官楊懷敏在北樓找到王勝，卻當場下令將他亂刀砍死，未遵守仁宗命令，引起宮中議論。之後侍御史宋禧入宮查案，但活口皆無查不出什麼具體，最後只能以追究皇城司領導楊景宗、入內副都知宦官楊懷敏、入內副都知鄭保吉三位宮廷首位的主官來結案，然而意料之外是仁宗似乎也想將此事息事寧人不想追查幕後內情，只將三人外貶為地方官，甚至楊懷敏貶官後還被留用繼續在皇城司當差並未離開宮廷。御史中丞魚周詢感覺事態怪異，聯合御史台官員多次上書表明宮廷謀反刺駕歷朝歷代都是大事，甚至株連多族有之，從未有輕放，且宦官楊懷敏顯有殺人滅口嫌疑內情複雜，然而似乎無法改變仁宗心意。

直到御史何郯堅持將三人處死論罪僵持不下，仁宗才秘密召見告知其當晚張美人護駕的感動事蹟，而楊懷敏是在張美人處當差護衛，兩人似有功過相抵之情，御史何郯才稍有軟化，最後楊懷敏還是離開宮廷被貶往滑州任官，處份告一段落，此一過程與仁宗厚德仁愛不喜殺生的性格也有關聯。

然而後續朝議與處理過程中，掌握天下軍政大權的樞密使夏竦卻多方維護楊懷敏，並大加讚許張美人甚至踰越禮制要求給予她皇后同等待遇，後被翰林學士張方平反駁，漢朝的馮婕妤以肉身替皇上擋猛獸也未有一下官升五等、等同皇后之事，才將夏竦壓制。之後疑似夏竦黨羽的諫官王贄上書，認為曹皇后當晚表現出奇鎮定，故有嫌疑是幕後主使。然而御史何郯卻迅速上書反駁，認為此事發展怪異，種種跡象顯示有人想將此事引導向廢曹皇后並立張美人為皇后的事態發展，痕跡明顯，勸仁宗別太快下定論小心中計。似乎何郯的說法有效，之後便無下文，曹皇后也無事，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正史紀載整個事件最後以四人不明動機的騷亂結案，沒有幕後主謀。

央視的史學論證節目綜合現代史學大家的推斷，認為事件的真相其實早被御史何郯識破，當時的宮中背景是仁宗異常寵愛張美人，而張美人並非安分守己之輩，早有篡奪皇后寶座思想，於是樞密使夏竦與宦官楊懷敏合謀用某種方式說服或威脅四名衛兵送死演出這場宮廷兵變鬧劇，製造張美人救駕感動的機會，同時事後將主謀導向曹皇后。他們也看準了仁宗厚德仁愛的個性且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殺張美人，所以此大膽的計畫就算敗漏也有事後控管壓縮事態的機會，而若成功扶植張美人上位甚至有朝一日所生兒子立為太子，則朝政將數十年甚至百年落於夏竦一黨手中，利益極大而風險可控。

而仁宗皇帝過程中一些怪異行為，可解釋為仁厚性格之外，極有可能某個時間點已經得知張美人涉案，所以不想事件再查下去，夏竦行事詭異，楊懷敏緊急之下公然抗旨將王勝滅口，二人居然皆被輕判。在朝中一干忠臣的反擊之下，此計最終未能得逞，事後年號改為皇祐有先祖庇祐之意，而張美人之後一生都未當上皇后，31歲就突然暴病身亡，是否有內情史冊無載可查，直到死後才被追封皇后號滿足心願，且宋仁宗怕大臣群起反對等到治喪第四天才宣布追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