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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那些吸引人的文化需要不断丰富

读了《京剧，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文化》，不觉有了许多的想法。

第一个，是关于在当今时代把荆轲刺秦的故事改编成京剧。

当今时代不同于1936年了，郝寿臣先生的《荆轲传》立足于荆轲这个人物，是一出悲剧。不过，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许多历史人物越发立体，因此有必要结合最新的价值观重新创排一出新的剧目，在荆轲刺秦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最起码应该筹划以下这几个方面：（1）把“刺秦”这惊险一幕改造成类似《三岔口》的大写意；（2）除了把荆轲塑造为花脸，把不通天下大势的燕太子丹、到了秦宫胆战心惊的秦舞阳、统一六国的名将王翦、危难时刻提醒秦王的夏无且分别塑造成小生、武丑、武生、老生形象，还要考虑秦王的形象，最好由两个不同的花脸来扮演——刺秦之前的花脸偏重在六国臣民中秦王的“奸”这个形象，刺秦之后的花脸偏重一统华夏的秦王这一“雄”的形象；（3）在当今时代下，要灵活运用角色的走位、乐队的配合、“一桌二椅”和背景幕布来完成调度和转场，及时调节舞台上的节奏。可以在这两个秦王的形象转换期间，加入一段纯粹的武戏，大约10分钟，象征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如此一来，不畏强暴的侠义、天下归一的豪情相交错，中间插入燕丹、秦国文武等角色，把整个舞台丰富起来。

我读《史记》20余年，对《刺客列传》有一点儿个人的感受：曹沫作为《刺客列传》第一人，敢于劫持春秋第一霸主的齐桓公，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让齐国归还鲁国的土地，使用了非正常手段，不仅完成了君子的使命、也间接成就了齐桓公这个“第一霸主”；发生在死士豫让、智伯、赵襄子之间的故事，奏响了春秋时代争霸事业的终曲，通过侠义精神和君子之交有可能达成契约的时代落幕了，比春秋时代更混乱、更残暴的战国篇章到来了；《列传》最后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告诉我们，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不论是荆轲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燕太子丹及其他诸侯国企图继续割据称雄于一方的理念，都无法抗拒天下一统这一大势。历史的车轮是要向前走的，我们应当顺势而行；逆流而上、开历史倒车的人也许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却注定不会成功。

第二个，在京剧舞台上，有许多功败垂成、壮志难酬、出师未捷的历史人物，比如楚霸王、诸葛武侯；也有功高震主、晚节不保、未得善终的，比如韩信①；甚至也有在当时事业成空、身败名裂的人物，比如新编京剧《袁崇焕》中的主角袁崇焕。然而，还有一类人物，事业的成功是通过悲惨的人生命运换来的，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至今都没有被搬上京剧舞台，那就是——商鞅。《史记》第八篇列传，标题是“商君列传”，正文开篇第一句“商鞅者，其天资刻薄人也”，可见太史公对商鞅及其变法的历史功绩是认可的，但也批判了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同情其被车裂的悲惨结局。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非常值得被拿到舞台上演绎，不仅因为其多面，还因为京剧的“法文化”需要更丰富的呈现方式，不能只有如包拯、海瑞、刘墉等这些清官廉吏，还要有改革变法者的形象。

一战结束后诞生了历史学巨著《西方的没落》；然而说一战只是严重削弱了欧洲世界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西方国家却并没有因为一战甚至之后一连串的战争、灾难而灭亡。同样，在当今社会，京剧也只是没落而没有灭亡，其实也根本不会灭亡。

让京剧从低谷中走出来，不光是台前幕后相关人员的事情，还包括开发出新的故事、创排新的剧目、挖掘老故事的新内涵。

①韩信虽然蒙冤是真，但谋反也有一定的证据，所以是晚节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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