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 |《兰亭集序》表达了怎样的生死观？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书圣”王羲之与当时名士谢安、孙绰、支遁、许询等人，于三月初三日（上巳节）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本次雅集，有四十二位当时著名的文人雅客、军政高官参加，众名士临水赋诗，各抒怀抱，共作诗三十七首，编为《兰亭集诗》，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作为序言。

《兰亭集序》不仅是一篇记录时事的序文，更是情志兼美的古今至文。清人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二评论道：“非止序禊事也，序诗意也。修短死生，皆一时诗意所感，故其言如此。笔情绝俗，高出选体。”序文在叙事之外，更由眼前之景触发了幽情千古的生死慨叹。

然而，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表达了两种不一样的生死观：一则是人生短暂，生死无常的宿命悲观论；二则是及时行乐，死生不同的自由意志论。两种生死观在行文中看似矛盾，却又和合统一。而这种相反又相成的生死观究竟是怎样自洽于文本之中，以及留给后人关于生死怎样的思考，是笔者想要深入讨论的议题。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历史上分裂与融合的剧烈变革时代，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那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人口锐减至少三分之二，晋朝皇室和北方黄河流域广大居民衣冠南渡，建立东晋政权。王羲之就生长于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影响至文人阶层，则是精神信仰的崩塌与重建，儒家的修齐治平已经没有现实的土壤，于是玄学盛行，佛教传入，文人士大夫阶层开始崇尚清谈，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时候产生了许多阐释老庄哲学和佛教哲理的玄言诗，此次兰亭集会就有大量的玄言诗作。

东晋社会是乱世中偏安一隅的政权，这次兰亭集会选在上巳节，有其特定的民俗意味。上巳节在三国以后定于每年三月初三，人们到水边嬉戏，洗去身上的污垢和疾病，祈求健康长寿，即“拔禊”，又有郊外游春，曲水流觞，彰显文人雅趣。试想在那样一个乱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之一），“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陶渊明《杂诗》），人命朝不保夕，生死一念无常，何不抓住眼前的良辰美景，及时行乐？

在序文前两段，王羲之纵情笔墨，书写了此次集会的畅游欢乐：“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时节，“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所见之景，“宇宙之大，品类之盛”的万物之美，“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的雅集之乐，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人生四美，此刻完美兼得，似乎天地之间都是快乐美好的因子，众名士沉湎其中，快然自足。

如果时光可以静止，此刻一念永恒，世间再无杀戮与悲伤。于是王羲之“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一个“乐”字为前两段文眼，至此写尽人生之乐，读者阅至此处，确能与作者越过千年时光，共赏人生之乐。似乎行文至此便可以结束了，然王羲之意犹未尽，笔锋一转，“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从眼前的快乐回到现实人生，人世匆匆，俯仰之间，化为陈迹，直言人生短暂，于是这一“乐”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从第三段开始，作者的思想就进入了矛盾与冲突的阶段。虽能“欣于所遇，暂得于己”，但“不知老之将至”则如当头棒喝，将人拉回生命短暂的现实。况且此时此地众人集会于此，赏眼前美景，行修禊之事，确实能获得一时之乐。但如果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结果是什么？是“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们终会厌倦于此，快乐也越好，痛苦也罢，一切终会化为陈迹。

王羲之在短暂的快乐之后，突然醍醐灌顶，明白生命的短暂，快乐的短暂。既如此，就应该抓住快乐，好好享受，为什么还会发出“及其所之既倦”的感慨？对于自己喜爱的事物，对于当下的快乐，为何会感到厌倦？

诚然，兰亭集会是快乐的，朋友相聚，畅游天地，实乃人生乐事。但快乐是有层级的，饮酒赋诗满足的是口腹之欲，酒肉之乐，并不能持久，而高级的快乐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指出快乐并不等于幸福，真正的幸福与美德和德性相关。当这批有思想的名士满足了口腹之欲后，便将目光投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的满足是永恒的，并不以肉体的存亡为转移。

那么，更高的精神追求是什么？王羲之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结合时代背景和士人精神来理解。王羲之虽深受庄老思想影响，但毕竟是一个正统的儒家信徒。王羲之出生于王氏大族，家族世代受儒学影响。王羲之自小就受儒家的入仕思想熏陶，官至右军将军，史称“王右军”。

可知，王羲之不是自始至终消极避世，他一定也有着济世安邦的儒家信仰和追求，只是这种理想在那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没有实现的土壤。当理想无法实现，文人往往以一种看似消极的态度处世，及时行乐便是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从现实角度来说，这次集会是乱世中的苟且偷安。这些名士政要因其社会地位和阶层特权，能够在这一片相对安宁的境地饮酒赋诗，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社会充斥着杀戮和死亡。晋室衣冠南渡，长江以北的山河为异族占领，大量的百姓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国不国，家不家，哪里有什么盛世太平，哪里谈什么人生快乐？

这次的文人雅集，与《论语》中的《侍坐篇》有相似之处。曾皙描绘了一副暮春出游的图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看似是太平盛世中的一次群贤出游图，实则是春秋乱世中的避世之举。“孔子与点”正说明了晚年孔子的无奈与心伤，周游列国十余载，垂垂老矣的孔子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雄心壮志，于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成了他不得已的选择。

王羲之与孔子一样，都是由眼前短暂之乐想及世间的悲苦，进而思及人生的短暂，快乐的易逝，但结果仍是找不到出路的悲伤与无奈。于是，他借古人之口，慨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里的文眼为一“痛”字。这个“痛”包含的情感非常复杂，既有对“老之将至”，壮志未酬的痛心，又有对眼前之乐短暂易逝的感慨，还有对一切“终期于尽”的无可奈何。

如果说及时行乐是王羲之面对眼前之景的选择，那么“终期于尽”则是看透生死的无奈。对于魏晋士人来说，他们早已看透了生死的本质，世间的一切都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无论荣极一时，还是短暂而逝，无论是长命百岁，抑或是朝不保夕，他们早已惯看秋月春风。一度鼎盛的曹魏政权，不过两世就被司马政权取而代之。煊赫的琅琊王氏，一度“王与马，共天下”，亦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命运。历史名人尚且如此，普通人更是无常世界飘忽不定的尘芥。

既然生死同流，终归于尽，那生与死又有什么不同？于是庄子的齐物论成为这些勘破生死的士人们的精神乌托邦。因为万物是无差别的齐一，所以放任自然，无为而作。于是士人们阶层流行清谈，崇尚老庄，空谈玄理，加之佛教义理的融合，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这样的结果是人们日益脱离实际，说空话、盗虚名，遂使朝政日益败坏，国势日渐衰落，形成恶性循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可以说有部分原因是思想层面的不作为。

然而，这毕竟是魏晋乱世士人集体的无奈选择。清谈虽于国事无益，但却体现了文士们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以及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及时行乐的思想正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折射，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无可奈何之举。

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使许多有志之士无以报效国家。典型如鲍照，出生低级士族之家的他在《拟行路难》（其四）中，将愤懑不得志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踟蹰不敢言。”这种“不敢言”透露了有志之士无用武之地的悲愤，也是许多不满现实又无力改变现状的士人的精神写照。

这样来看，许多文人的“及时行乐”并非看起来的消极不作为，而是知其无可奈何的安之若素，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强颜欢笑。王羲之正是这样的心态，表面上快乐欣喜，背后却是深刻的忧患意识，这一忧患意识使他反思时下流行的齐物思想，万物真的无差别吗？生与死真的没有区别吗？既然如此，眼前的欢乐与死后的未知是等同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王羲之由“暂得于己”的及时行乐观转入“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宿命消极论，完成了生死观的第一次矛盾转化。接着，他又对齐物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完成了生死观的第二次更新和升华。

韩愈说，物不平则鸣。能够流传千古的文章，并非作者的无病呻吟，而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所以发而为文章，在时间的流逝中大浪淘沙，披沙拣金。时间会流逝，时代会变迁，唯有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兰亭集序》无疑是这样一篇让人思接千古、跨越古今的文章。

在王羲之写这篇序文之前，也有很多感慨生命、宇宙、人生的诗文，屈原，贾谊，嵇康，曹植，建安七子，哪一个不是在追问生死之际写下千古至文？当后世读者阅读他们的诗文，往往能触发相似的经验和感受，于是“临文嗟悼”，知音之感顿生。为何如此？王羲之说“不能喻之于怀”，他也说不出为何如此。虽然世殊时异，静躁不同，情随事迁，但古今对生死问题的感慨却如此惊人地相似，究竟是为什么？

王羲之没有回答，而是话锋一转：“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说将生死等同起来是虚假而荒诞的，将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是虚妄之谈。在这里，王羲之对齐物思想进行了一言以蔽之的否定，生死并非齐一，寿夭并非等同，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未知生，焉知死？王羲之从时下流行的道家思想中跳出来，对生死观拨乱反正，回到儒家思想的积极论调。至此，王羲之的生死观完成了第二次矛盾之后的升华，从及时行乐的消极避世，到生死齐一的无为而为，再到生死非一的顿悟清醒。

那么，清醒之后，路在何方？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如果说及时行乐的沉湎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生死齐一的了悟是自我安慰的不作为，那么正视生死并非等同的事实，则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遗憾的是，王羲之并没有在顿悟生死非齐之后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而是从历史长河的纵深处，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

兰亭集会永远定格在了东晋永和九年，在永和九年后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读到这篇序文的读者，都如王羲之所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人生代代无穷已，对于生死的追问，从来都不曾停止。我们发出和王羲之相同的感慨，“死生亦大矣”，继续思考生与死。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王羲之回到眼前的集会，“列叙时人，录其所述”，收束全文。后世览者，将会从斯文中作何感慨？除了对“死生亦大矣”的认同，我们还想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生死？或者说，人应该如何活着？又该怎样死去？

《兰亭集序》全文三百二十四字，却留给后世无数字的空白。序文已尽，诗人已逝，回荡在历史中的是王羲之深沉的慨叹，而他留给后世读者一个永恒的问题，便是如何生，如何死？这千古一问，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回响，留待后世知音共探究竟。

王羲之没有回答如何生如何死，但也许没有回答，便是最好的回答。王羲之在他的时代，对生死上下求索，从及时行乐，到无为而作，再到顿悟重塑，找到了他对生死的理解，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将何去何从，也没有给我们指明道路。这是因为生死观的建构和践行，是个人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议题，需要自己去找寻答案。

王羲之只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事实：人生短暂是既定的事实，何况还有天灾人祸的考验。面对这个事实，有人醉生梦死，有些消极避世，有人直面现实，有人逆流而上，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无关对错。所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历代读者读《兰亭集序》，或振奋，或悲叹，或自勉，或痛惜，继而审视自己的人生，追问自己将如何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

刘勰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也许我们是王羲之的知音，也许不是，每个读者都带着自己的前理解走进历史，与智者对话。过去的人事早已被历史的洪流永久掩埋，东晋永和年间的那场集会早已烟消云散，可兰亭雅集上的诗文留下来了，王羲之和他的《兰亭集序》成为了历史的绝响，启示了无数后来人，这也算是一种永恒的生。

正如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王羲之死了，但他还活着，活在《兰亭集序》中，活在永和九年的集会上，活在世世代代追问生死的人们的心里。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王羲之与《兰亭集序》。每个人，都可以对生死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生死作出选择，这也许是王羲之生死观对我们最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