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风俗志 | 漫谈《红楼梦》中的“同性恋”现象

在近日（7月27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其变装皇后、跨性别舞者等表演，引发了新一轮对LGBT群体的讨论。所谓LGBT，就是常说的性少数群体，包括Lesbian（女同性恋者）、 Gay（男同性恋者）、Bisexual（双性恋者）、Transgender（跨性别者），他们因与普世的性别观不符，一直存在争议，形成了独特的性别文化现象。

本文无意对这种性别文化展开价值评判，而是想结合笔者最近研读的《红楼梦》，谈谈《红楼梦》中的“同性恋”现象。

《红楼梦》是一部“大旨谈情”的世俗小说，不仅谈“男女之情”，还谈“男男之情”、“女女之情”，也就是现在说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

第一主人公贾宝玉，就与多名男子有特别的情感。宝玉初见秦钟，二人便心生好感，此后同上学堂，同吃同睡，亲密无间。宝玉与戏子琪官（蒋玉函）初见，就互赠贴身汗巾子。北静王水溶对宝玉的风流和才华颇为赞赏，将皇上亲赐的鹡鸰香念珠赠于宝玉，宝玉亦为北静王的风流潇洒所倾倒，二人结下不解之缘，时有交往。

虽然书中并未对贾宝玉与一众男子的交往有露骨的描写，但亦隐晦地揭露了断袖之风的存在。毕竟贾宝玉素来厌恶这些泥做的须眉浊物，何以对这些男子这样例外呢？

其他人的断袖之风就更露骨了。

薛蟠男女通吃，假借读书之名，实则结交“契弟”（干弟弟），包括金荣、香怜、玉爱等青年子弟。《红楼梦》第九回写道：

薛蟠结交“契弟”，大兴龙阳之癖，还曾调戏柳湘莲，结果被结结实实地痛打了一顿。

所谓“龙阳”，出自《战国策·魏策》中一个典故。魏王有一个男宠叫龙阳君，容貌娇媚，姿色动人，魏王非常宠爱这个男宠。为了向龙阳君表达自己的专一，魏王甚至向全国颁布一道旨意：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则满门抄斩。所以“龙阳之癖”成了男同性恋者的代称。薛蟠有“龙阳之癖”是写得很直接的。

宁国府的性别关系就更混乱了。

第七十五回中，贾珍居丧期间以骑射为名，夜间聚会，写道：

宁国府日夜笙歌，更蓄养娈童，饮酒作乐。

宁国府嫡系子孙贾蔷生得风流俊俏，父母早亡，自小跟着贾珍过活。宁府的奴仆时有“诟谇谣诼之词”，于是贾珍为避嫌隙，让贾蔷搬出自立门户，然亦时有帮衬。

为什么有谣言？为什么会搬出去？柳湘莲曾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惜春也对尤氏说过：“如今我也大了，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

联系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宁国府的两性关系非常混乱。“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曹公早在判词中就揭示了宁国府的“淫”。那么，可以推测，贾珍与贾蔷亦有龙阳之好。

荣国府嫡系子孙贾琏亦是男女通吃。第二十一回，女儿巧姐出天花，贾琏搬出外书房斋戒，写道：

贾琏的断袖之风，写得非常露骨。

还有那个短命的冯渊，第四回写道：

酷爱男风的冯渊，好不容易因为看上英莲，从“弯的”变“直的”了，奈何“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被薛蟠手下打死了。

《红楼梦》中，上至老爷主子，下到小厮走卒，皆有不同程度的断袖之癖。如第六十五回，贾珍和贾琏的小厮们聚在一起，互相调侃道：“咱们今儿可要公公道道贴一炉子烧饼了。”所谓“贴烧饼”，就是男同之间不可描述的事情。

除了男同，《红楼梦》中也写了女同。十二官中的藕官和菂官，藕官常年扮小生，菂官常扮小旦，二人在戏里常扮作夫妻，戏里戏外，产生了感情。后菂官病逝，藕官哭得死去活来，时时不忘旧情。这令人想到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小旦程蝶衣与霸王段小楼因戏生情，分不清戏里还是戏外。

鲁迅评价《红楼梦》说：“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了淫，才子看见了缠绵，革命家看见了排满，流言家看见了宫闱秘事。”这个“淫”已然超出了男女之淫，上升到跨性别境地。

那么，这种同性恋风气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的断袖之风由来已久。

清代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始黄帝”，但这种说法主要基于民间传说，缺乏确凿的历史证据。比较可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朝，《尚书·伊训》记载：“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比顽童”指男同性恋行为。可见，早在商周时期，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同性恋现象，且被视为不正之风。

“断袖”一词，出自《汉书·佞幸传》。汉哀帝刘欣与御史董恭的儿子董贤关系亲密。有一次，两人同榻而卧，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睡着了。哀帝欲起身，但不愿惊动董贤，于是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就是“断袖”一词的由来。自此，“断袖”便成为了男同性恋的代名词。

古代断袖之风的例子不胜枚举。春秋时期的弥子瑕受到卫灵公的宠爱，一次，弥子瑕与卫灵公同游果园，将自己吃剩的桃子给卫灵公吃，卫灵公认为他爱自己，才想把美味留给自己，非常高兴。这便是“分桃之礼”典故由来，亦指男性之间的暧昧关系。

此外还有魏王与龙阳君，楚王与安陵君，汉武帝与李延年、韩嫣，均有男男之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生如朝露，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放荡不羁、放达人生的风气。这种风气下，同性恋的流行程度有所提高。《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这表明好男风在士人阶层中的流行程度。

唐宋时期，男风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消失。如武则天时期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就是著名的男宠。

明清时期，男风再度兴起。晚明学者谢肇淛的记述表明，当时士大夫对男色趋之若鹜，以狎优伶、养娈童、玩男妓为时髦生活。《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武宗朱厚照痴迷男性身体，豢养的小太监、美娈童数量，都快赶上妃嫔了。

清代文人张岱亦好男风，其《自为墓志铭》曰：

直言不讳“好娈童”，可见当时的达官显贵不以好男风为耻，反引以为荣。

明清时期的闽南地区还出现了“契兄弟”风俗，这是一种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方式。尽管没有婚姻之名，但当地民间社会对此是承认的。

似乎同性恋之风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那么，同性之恋何以在重伦理道德的儒家社会中存在？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男女隔离制度，亦即我们常说的“男女有别”。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乡土社会需要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两性之间的情感动荡不利于社会稳定，为了保持变动不居的社会稳定，男女感情被排除在乡土社会之外。于是，“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向发展。

此种说法的合理性在于，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婚姻关系，缔结的是一种事业族群。乡土社会的家族是一个绵延的事业社群，主轴在父子、婆媳之间，而夫妇只是配轴。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大族人家，还是小门小户，夫妇之间的感情往往比较淡漠。简单来说，古代的婚姻更像是男女合作搞事业，不谈感情，且家族的权力集中在男性一脉，女子被要求“三从四德”，处于被男性支配的地位。

因此，古人在婚姻关系中并不能很好地体会到两性的愉悦，于是就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的现象，更有甚者，直接好男风了。

其次，古代社会阶层的不平等也是男风盛行的原因。这些被视为玩物的男性，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如小厮，优伶，戏子。作为上层人士的一件爱物，他们身不由己，只能逆来顺受。尤其在清代社会，奴性文化盛行，长期的精神奴役，使这些男子早已失去了风骨，从内到外地沦为了奴隶。

再者，有些朝代的法律禁止官员狎妓，于是他们将目光转移到男子。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

加上社会风气变化，思想解放，到明清时期，男风已然公然盛行了。

明代中晚期，士人纵欲思潮泛滥，好男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红楼梦》便产生于这种思想背景下，曹雪芹或许也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才不避讳地展开书写。但曹雪芹笔下的断袖之风也分类型，贾宝玉与一众男子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互相欣赏和交流，而贾珍、薛蟠、贾琏之辈，更多的是皮肤滥淫。

其实，这些好男风的人，大多都是“男女通吃”，女色才是他们的“主业”，男风不过是调节的趣味，他们的“龙阳之癖”很难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更多的只是两个地位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罢了，那些娈童或戏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女人的替代品。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男女乱情的代价更高。因古代避孕手段单一，且经济成本高。试想一个生理正常男子，如果因淫乱使众多女子怀孕，那么带来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影响都是不好的。所以，与男子行云雨之事，不仅可以发泄欲望，也省去了许多麻烦。

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但总的来说，同性恋风气是为主流价值所不允许的糟粕，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异类的存在。

下面，我想试着理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同性恋的书写。

《红楼梦》中的同性之恋，应该跟“大旨谈情”的主题关联。无论是男与女，还是男与男，女与女，都是离不开对人之“情”的思考。曹雪芹借太虚幻境中的警幻仙姑之口，表达了对人之“色”“情”“淫”三者关系的认知：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世人皆好色，所以世人皆淫。但，这种淫分为两种：一种为悦容貌，喜歌舞，云雨无时的皮肤“滥淫”；二为天生一段痴情的“意淫”。贾宝玉便是古今天下第一意淫之人，这种意淫，即指精神上的“好色”，贾宝玉“爱红”，见了女儿便觉得清爽干净，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

后又借警幻之妹钟情首座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死后的秦可卿（钟情首座）对鸳鸯说的，与第五回警幻仙姑对宝玉说的话互为补充，揭示了曹雪芹对世人之情的深刻理解。

情之未发时为真性之情，发而为之世俗滥淫之情。可惜世人由色生情，传情入色，沉湎于皮肤滥情之中，迷失了真性之情。这些人便是贾府不肖子孙贾珍、贾蓉、贾琏之辈。他们恨不得天下美女美男尽为之享用，得片刻之欢愉。可色字头上一把刀，因淫而丧的贾瑞，可恨又可怜。而贾府败落的根源，也在一个“情”字。《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好事终》指出：“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宿孽总因情！”风月情事，乃贾府败落的根由，“情”之一事，不容小觑。

贾宝玉是这些喜歌舞、悦容貌“滥淫”之外的另类，因为他是“意淫”，是精神层面的爱美，推之为对世间万物一切美好的珍视。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一节中，宝玉听黛玉《葬花吟》时，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黛玉葬花所唱之《葬花吟》，不仅是写花落的感伤，更是写自己的红颜薄命，推而及之写世间一切美好终将消亡的大悲剧。宝玉于是有此一番联想，背后隐藏的是对美好的珍视，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精神共鸣，是对万物有灵的生命价值的关怀。

所以，宝玉的“情”是天生一段痴情，超越了皮肤肉欲的色相沉湎，上升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情。贾宝玉对一众清净女儿的痴情，对个别风流倜傥男子的钟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淫”，是超越于色相的真性情。

然而，这些美好情感于未发之时为真“性”，若发而为皮肤之淫，则走向了滥情，不为真性情了。更不用说薛蟠、贾琏一类的好色滥淫之人，在他们那里，无论男女，皆为淫欲的对象，这类便是皮肤滥淫之蠢物，是曹公讽刺、批判的对象。

总之，《红楼梦》中存在同性之恋的书写，但写得比较隐晦含蓄。作为读者，我们要理性看待，既要看到作者的价值寄托，更要看到作者的反讽和批判。